隋平陈后，江南士族起兵反隋的武装叛乱。江南自东晋以降，士族地主始终居于统治地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平陈之后，隋王朝派往江南各地的官吏，大力推行隋文帝的改革措施，抑制了当地的士族势力。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江南讹言隋欲徙豪族入关，陈旧境的士族与土豪纷纷乘机起兵叛乱，多者聚众数万，少者数千。叛兵首领或自称天子，或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屠杀隋官。隋文帝急调宰相杨素率重兵渡江镇压。一路入山地丘陵，直下岭南;一路沿海岸进剿， 克复泉州(今福建泉州)。平叛之后，隋王朝加强了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控制，巩固了南北的统一。
清皇太极时期，漠北蒙古向清廷的贡纳。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以后，又积极联络漠北蒙古。十六世纪末，漠北蒙古出现了三个强大的封建主集团： 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总称喀尔喀三部。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
清朝兵制，正规常备军为八旗兵、绿营兵，因其久已腐败，有事多临时募勇成军以应急需，事定即行解散。咸丰、同治年间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湘军、淮军，皆属勇营，事后并未全部解散，以勇营留防于各地者，兵饷高于
西晋宗室诸王争夺中央政权的混战。晋武帝鉴于曹魏诸王无力捍卫皇室的教训，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武帝死，继位的惠帝白痴，外祖父杨骏辅政。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皇后贾南风与掌管禁
李自成农民军攻占襄阳的战役。明将左良玉在朱仙镇溃败后，退守襄阳。襄阳在汉水南岸，左良玉派兵驻守羊皮滩和钟家滩，以防农民军涉滩过汉水，又在通往襄阳的路上埋下地雷暗弩。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冬，农民
明末额外增加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项赋税。自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起，明政府借口向辽东用兵，依万历六年《会计录》全国垦田七百余万顷，按亩加派“辽饷”，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又每
蒙古骑兵大举南下，金军望风溃散，城邑不守。北方一些土豪和金之遗民纷纷结堡建寨， 自立名号，守土抗蒙。金朝自身既无力抗御蒙古，又不能制驭这些武装，遂封以公侯以羁糜之，使为藩篱。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
辽先后后置五东，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以五京为中心，分全国为上京道、西
汉制，州设刺史，颁行六条诏书以考察郡国官吏。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十三部刺史。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部郡国，以六条问事，考查郡国守相二千石：一、强宗豪右，田宅踰制，凌弱暴寡。二、倍(背)公向
南宋清丈田地均定田赋的措施。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两浙路转运副使李椿年奏言经界不正十害，高宗遂下诏诸路置“措置经界所”，以椿年总其事。先行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继推广于诸路大部地区。其法：①
东汉时出现了豪强地主聚族而居，自给自足的田庄。田庄的主人是拥有生产资料的豪强地主。劳动者既有田庄主人的宗族、亲戚、宾客，也有徒附和奴婢，他们平时生产，农闲习武。田庄种植谷物菜蔬，饲养牛马牲畜，植树养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