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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章句

十六卷。东汉王逸(约89-158)撰。王逸,字叔师,南郡宣城(今湖北宣城)人,汉安帝元初(114-120)中举,为校书郎,《楚辞章句》约作于此时。汉顺帝时(126-144)官至侍中。著有赋、诔、书、论、杂文21篇,《汉诗》123篇,今多亡佚。原有集二卷,已散佚。明张溥辑有《王叔师集》一卷。王逸撰《楚辞章句》动机有三:一、仰慕屈原的高尚品格及其作品文彩,并哀伤同情其遭遇;二、不满班固对屈原的贬责,为其高明、清洁的品格申辩;三、深感此前对《楚辞》无全面解说,而班固等仅作《离骚经章句》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楚辞章句》序),故作《楚辞章句》。此书是对屈原及其他楚辞作品进行全面解说的著作。王逸之前,西汉淮南王刘安曾作《离骚传》,刘向、扬雄曾作《天问》注解,东汉班固、贾逵曾作《离骚经章句》(今皆不传),但均只就《楚辞》某篇加以注解。《楚辞章句》全面解说《楚辞》,属开创性工作,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楚辞》注本。其书编次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上为屈原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九思》乃王逸自作自注,故有人疑为后人增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云:“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且王逸自序称“作十六卷章句”,更说明原书为十六卷,今传十七卷本,可能为后人增补本。《楚辞章句》原书编次似与今传本编次不同。如今本卷四为《九章》,卷八为《九辩》,而对《九章·哀郢》“美超远而逾迈”句王注云:“此皆解于《九辩》之中”,由此可推断原本是《九辩》在《九章》之前。洪兴祖说:“今本《九辩》第八,而《释文》以为第九。”可能《释文》依据古本编次。朱熹《楚辞辩证》也说:“今按天圣十年(1032)陈说之序,以为旧本篇次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然则今本说之所定也欤?”《楚辞章句》每篇皆有序文(其中《离骚》、《天问》各有二序,一前一后),对作者、写作时间、题义、写作意图等加以说明。对每篇作品采取逐句就词意、典故、句意等加以详解。如对《离骚》“说操筑于傅岩兮,武力用而不疑”句释为:“说,傅说也。傅岩,地名。武丁,殷高宗也。言傅说抱道怀德,而遭遇刑罚,操筑作于傅岩。武丁思想贤者,梦得圣人,以其形象求之,因得傅说,登以为公,道用大兴,为殷高宗也。《书》序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是佚篇也’”。由此可见,注释极为详尽。本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术价值。一、序及注文中说法,都是今存的关于《楚辞》的最早文字记录,对后人研究《楚辞》,特别是研究屈原作品,都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二、此书保留了不少汉代旧说,并提到刘安、刘向、扬雄、班固、贾逵等人的解说,从中可知王逸之前汉人研究《楚辞》的成果及异说。三、王逸生于楚地,熟悉楚地的文化、风习、山川、物产等情况,加之去屈原时代未远,故对《楚辞》的解释,尤其对《楚辞》中方言的解释,比较符合实际。如解释《离骚》中的“扈,被也”,“羌,楚人语词也”等,均为后人普遍接受。四、此书还从宏观角度,对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加以论述:“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各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楚辞章句序》)。此论影响较深广。此书缺点是:有些说法,武断臆测,失于穿凿。如对屈原作品都立足于“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加以解释,把屈原作品推到“经”的地位,意在褒奖,实则贬损了屈原作品的文学价值。对《离骚经》的“经”的解释,属望文生义。宋、元前版本今不传。明正德十三年(1518)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中复宋本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明隆庆五年(1571)豫章王孙用晦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上海图书馆藏。另有明、清、民国年间刊本及日本、朝鲜刊本。《楚辞章句》普及本今见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一书。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楚辞补注》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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