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往今来，世界一切民族和国家都极其重视自己的历史，都会善待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沧桑，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博大精深。只有了解了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而学习党史更有着必然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100年的风雨历程充满艰辛与坎坷，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一个又一个奇迹。
学会历史思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要多读党史新中国史故事，多读党史新中国史原著，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中汲取养分，用历史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历史思维洞察世界，既要看到地球村的变迁，又要看到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带来的新发展新变化。只有珍惜党史新中国史传记的精神食粮，才能懂得我们党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奋斗。党员干部只有铭记历史丰碑，学会历史思维，才能在党史新中国史的熏陶下，走好新的长征路。
培养历史眼光。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跋》中有言：“若留下探索，后人总结；若留下经验，后人咀嚼；若留下教训，后人借鉴；若留下失误，后人避免。”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是要了解我们党的探索，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教训，我们党的失误，既要掌握党史新中国史传记的重大事件，也要掌握重大事件本身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要在“深”和“远”上着力，培养自身深邃的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既要做勤于耕耘的实践者，又要做善于把握未来趋势的预言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走在新时代的前沿，在复兴之路上作出更多有益的积极探索。
增强历史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和历史必然，增强“四个意识”；要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从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中恪守人民情怀；要深刻认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勇担历史重任。新时代赋予新使命，党员干部要争做推动发展的开路人，担当作为的领路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历史是最好的教课书，党员干部学习党史责无旁贷，要在学习党史中总结经验、积累智慧、启迪思维，在鼓劲扬帆中弘扬好逢石开路、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回顾历史，既是尊重历史，更是启迪智慧。我们党有着97年的光辉历史，整部党史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新时代每一个党员的“圣贤经典”、精神食粮。20xx年是新中国成立xx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xx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我们有理由重温党的历史，歌颂党的历史，赞美党的历史。因此，今天我想倡议大家一起学党史。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贡献
20xx。7。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xx周年。那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历史、对于人类文明都做了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用“三大历史贡献”来概括：第一大贡献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权；第二大贡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大贡献就是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概括起来就是新政权、新制度、新道路。
（一）建立新政权
为什么说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党的第一大历史贡献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道统在3000多年间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但是其他“三古”中，埃及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和古埃及的人是两码事，古埃及的文字和现在埃及人用的文字完全不一样；古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正被战乱困扰着，而且现在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和古时候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关于古印度，大家都知道，佛教的传播对于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好的激发和补充作用，但是现在要研究一千多年前印度的历史是研究不了的，还要到中国来，印度古代的文字——梵文，现在的印度人根本不认识。而中国跟另外三个古国不同。现在的中国人如果受过基本的教育，当你看到2000年前中国的古文，你是大部分都能够认识和理解的，虽然说理解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是基本上都可以读懂，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明是一脉相传的。***战争以来，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列强企图把中国也变成一个殖民地。什么是殖民地？就是说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在外国人手里。殖民地有几个特征：第一是宗主国会派出总督；第二是宗主国派出军队；第三是宗主国的商人会到这里来做生意；第四是殖民地要接受宗主国全部的制度体系。虽然西方列强并没有成功地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但是也把中国的中央政府打得落荒而逃。北京在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间，就两次被外国军队占领。1860年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整个办事机构逃到了西安，留下奕訢与八国联军谈判。后来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政权被守旧派的袁世凯窃取，袁世凯死后，就开始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从1912年到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但是他能有地位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各种各样的势力之间互相斗争甚至战争。所以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是根本没有地位的。“五四运动”是怎么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却被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引发了“五四运动”。一个战胜国被其他战胜国当作一种“战利品”分给别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政权在世界上是没有地位的。
1937年，日军侵占了北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日本军队攻打卢沟桥了中国才开始全面抵抗？我们的东北不是早就被日本占领了吗？大家注意一下，中国是什么时候对日本宣战的？既不是1937年，也不是1938年，而是1941年12月9日，为什么？因为在这前一天美国对日本宣战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中国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政府。一个没有统一政权的国家必然是强盗横行的。中国共产党通过28年的努力，不但和国民党合作实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还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抗美援朝。有些人认为抗美援朝影响了我们解放台湾，这种看法是不了解历史事实的。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金日成曾经找到毛主席，希望中国支援他，毛主席当时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中国还没有统一。但是毛主席考虑问题是站在中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的，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深谋远虑的政治大家。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风险变成机遇，通过朝鲜战争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麦克阿瑟（美国远东军司令）跟中国打了半年的仗之后被美国总统撤职，接任麦克阿瑟的李奇微（“联合国军”总司令、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远东美军总司令）在战后总结经验时说，永远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中国军队通过朝鲜战争在国际上打出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从1840年到1950年的110年间，西方国家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当年，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虽然只有一万人，但却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进入北京后占领了紫禁城。1948年，北京发生过了“沈崇事件”。当时，美国的陆军士兵在北平强奸了沈崇（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个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最终美国士兵被无罪释放。然而，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军队就在朝鲜打得美国士兵丢盔弃甲。所以，新政权的建立，中国人的腰杆才挺直了。
（二）建立新制度
除了新政权以外，中国共产党还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们享受的这个制度红利都是新中国60多年间建立的，包括社会公平、社会治理、工业农业的基础体系，以及科教文化体系等，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三）开拓新道路
第三个就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但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道路，也是我们还将继续走的道路。
以上就是中国共产党xx年来对中华民族、对世界、对人类的三大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xx周年，执政68年了，中国是什么地位？一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做的这三件事情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委托。
党的历史给我们的“三大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国家的统一。谁不想这个国家统一啊。国民党不想统一吗？袁世凯不想统一吗？都想统一，但问题是他们做不到。
第二个启示是中国共产党97年的道路充满了苦难，也充满了辉煌。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97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奋斗，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基础：现在的经济规模、现在的政治架构、现在的文化发展、现在的外交格局。G20就是一个国际上最重要的机制之一，这20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90%。过去有一个西方的“七国会议”（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后来俄 罗斯加入之后成为“八国会议”。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可是，无论是西方七国，还是西方八国，都无力解决世界问题，于是就组织了G20。
二十国集团里，中国的经济总量上排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是实际作用往往超过美国。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全世界带来机遇。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了多少？2016年的经济增速是6。7%，经济总量达74。4万亿元，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为第一。有人很担心，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太慢了，但是你看看全世界，再看看美国、欧洲、日本各是多少？他们都在0%到2。5%之间，有的国家甚至是负增长。现在，我们的发展基础已经有了，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实力非常雄厚。比如说本金、注册资本、生产条件、工艺技术、基本的队伍等。这些基础不仅量很大，而且质量也不错。整体来讲就是朝气蓬勃。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是处于一个青年的状态，美国等老牌发达国家是老年状态。尽管中国历史悠久，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格局、发展趋势和发展后劲来说，他就是一个青年人。
第三个启示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xx年来的光辉历程
新中国xx年是史诗般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筚路蓝缕，辟除榛莽，一路走来，走向辉煌，走向复兴。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走向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100多年的屈辱历史，实现了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沉的愿望，中华民族获得了历史性新生。从此，中国人民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毛泽东同志自豪地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务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宏大的历史气魄，开基创业，立纲立纪，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各项事业如火如荼。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社会进步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希望与艰难共生，探索与曲折并存。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遭遇一些严重挫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学习，勇于直面困难、挫折和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这艘巨轮再度扬帆远航，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xx年来的伟大奇迹
伟大的历史创造伟大的奇迹。新中国xx年，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xx年，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伟大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奇迹，植根于新中国前30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充分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中国速度。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00309亿元，经济总量首次站上9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的严重冲击，但中国经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xx年，我们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坚持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果。经过xx年不懈努力，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7。7亿人，到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下降到1660万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18年6月，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25亿、1。91亿、2。3亿。今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足的生活。
xx年，我们创造了科技进步的伟大奇迹。新中国xx年，是创造科技进步奇迹的xx年。在这xx年中，我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科技队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等基础科学突破，“两弹一星”、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也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井喷式发展。古老的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踏浪前行。
xx年，我们创造了制度创新的伟大奇迹。一部新中国成长史，就是一部辉煌的制度创新史。在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创举，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供学习，没有成熟的发展模式可供模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创新。xx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制度创新的伟大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建起和谐的党际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崭新道路，等等。新中国xx年的制度创新，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xx年，中国创造的奇迹还有很多。这一个个奇迹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大景象。
奋进新时代
新时代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以攻坚克难的决心砥砺前行，做新时代的“筑梦者”和“奋斗者”，努力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献一份力，尽一份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只有真正脚踏实地去搞，去干，去做；才能使我们国家变强，变富，变好。
奋斗新时代“扶贫梦”。在新时代里，我们要拿出“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态度，用奋斗者的激情，努力补齐民生短板，真抓实干去搞扶贫，怀着必胜的信心，坚持不懈才能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只有奋斗，才能实现新时代“扶贫梦”。
奋斗新时代“发展梦”。在新时代里，我们要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决心，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激流勇进，奋力前行。只有奋斗，才能实现新时代“发展梦”。
奋斗新时代“法治梦”。在新时代里，我们要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毅力，不断完善法制，不断提高法治思维，努力为建设法治国家而不懈奋斗。法治是国家各项任务落实的根基，法制的完善让各项改革上行下效，让新时代的发展变得更加美好，而建设法治国家不仅是制度上的法治，还应该是全员参与的法治。我们深信法治社会，未来可期。只有奋斗，才能实现新时代的“法治梦”。
奋斗新时代“和谐梦”。在新时代里，我们要凭借中国自信，以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中国形象”。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奋斗，努力把国家变得更强更好，让国际不断地认可中国的方方面面。在面对强国侵犯时，我们敢于站出来发声，同时我们也正在努力援助弱国，友好的与大国做朋友，向世界各国都树立新时代的“中国形象”。只有奋斗，才能实现新时代“和谐梦”。
无数个梦想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梦”，而“中国梦”实现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身在何方、从事哪种行业，只要我们拥有梦想，并为之不懈奋斗，我们就是新时代的筑梦者。我相信新时代的我们是奋斗的一代，我们会更加努力，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1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WHDGM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1。9——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WHDGM”的发动。
八、“WHDGM”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WHDGM”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WHDGM”，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WHDGM”的发动。
WG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WHDGM”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WHDGM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WHDGM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WHDGM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主题的确立，契合党的执政理念，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大势，为全党同志奋勇前进提供了思想总遵循、行动总指南和根本源动力。不知不觉间，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思想上受到了巨大触动，灵魂上受到了深刻洗礼。对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求，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体会：
开展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用党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涵养党性，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这对我们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为一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充分认识、深刻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才能在思想上更加重视，贯彻上更加有力，行动上更加自觉。因此，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骆慧宁书记的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集团公司讲话精神上来，全面落实主题教育各项工作部署要求，强化政治担当，对准目标，积极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二、紧扣目标任务，强化使命担当，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作为一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集团公司的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
要带头先学一步、先做一步、先改一步，切实起好表率带头作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全面覆盖。
要抽出专门时间，列出专题进行学习调研，把学习研讨同“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紧密结合起来，以更大的劲头、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更好地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及矿党政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要以“铁纪律、严管理、高效率”的工作作风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落实好“二十个必须”要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坚决抵制任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密切联系员工群众，把群众路线根植于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中，广泛听取员工群众意见，勇于接受监督，努力解决好员工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作为，保持斗争精神，着力解决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突出问题，自觉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具体举措，转化为建设“创新、和谐、富强、振兴”的新时代同煤的实际成效。
三、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取得实效。
要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对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检视查摆出的问题、员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列出清单，逐项落实。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围绕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决策部署，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带着问题搞调研，扑下身子抓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最现实的使命担当。明年，我国将努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正确客观冷静地看待企业建设发展中的不足与瓶颈问题，比如面临的防范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不足、距离员工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仍有很大差距等等。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团结带领广大员工，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增强信心、同心协力，保持忧患意识、增强斗争精神，有的放矢，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以此推进企业良性健康发展。
总之，作为一名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坚持管业务必须管一切，正确处理好主题教育与干好本职工作的关系，把主题教育与分管工作结合起来，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集团公司、的过程，深化改革的过程，作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的过程，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为实现我矿安全稳定发展及建设“创新、和谐、富强、振兴”的新时代山煤做出新的贡献！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对此，公司党总支部积极响应号召，努力把各党支部打造成攻坚克难、勇为人先的坚强战斗堡垒，引导党员在工作一线当先锋、作表率，奋力开创国企发展新局面。今天，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讲述党旗在国企一线飘扬的意义。
一、突出全面覆盖，健全组织体系
党旗在国企一线飘扬，就是要推进组织建设。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加强党建工作，健全组织体系，有利于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国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核心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权责明确的权力制衡机制。加强党建工作，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深度融入公司治理过程，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顺应时代潮流，深化国企改革
党旗在国企一线飘扬，就是要深化改革。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的相关要求，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一是要坚定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方向；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国企改革的七大内容；三是增强国有经济五个发力点。“全民战疫”的胜利，充分展示了我国国有经济的制度优势，同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证明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意义，充分证明了我国国有经济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更高的总体效率，充分证明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自身优势，需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
三、推进规范建设，强化教育管理
党旗在国企一线飘扬，就是要推进规范建设。近年来，公司经营业绩欠佳，面临的产品单一、创新不足、发展较慢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因此，公司党总支深刻认识到，要充分发挥国企的活力，还需紧贴党的领导路线，还需更加规范的制度管理，还需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一是要讲团结。要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与生产经营相结合，完善激励考核制度，加大效能监察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团结氛围；二是要降成本。扎实推进精细化管理和工艺技术优化改进工作，多措并举打好降本增效“组合拳”；三是要稳地位。采取“原料+制剂”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加强各种含量、各类品规的原料药和制剂产品的研发和销售，确保市场份额稳定提升、销售利润稳步提高；四是要抓改革创新。要深入研究建立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实行强激励、硬考核，差异化分配薪酬，加强生产管理、投资研发改革创新力度。建立“有为才有位”的用人机制，让“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不出事、好共事”的人才上位；五是要守底线。加强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守住质量、环保、安全、廉洁四条底线。
四、丰富活动载体，勇担社会责任
党旗在国企一线飘扬，就是要承担社会责任。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是党的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与现实反映。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就必须勇担社会责任，建设人民满意型国有企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要履行好社会责任，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生保障事业。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国企经营者的政治站位，能够有效地推动国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企业经营好坏的标准，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消费者福利，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发展的道路上，党的指导起着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一线党员队伍的素质，时常体现着企业的精神面貌和榜样。企业的凝聚力，关键要看一线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的力量是国有企业内在的能动力转化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优势力量核心。因此，党建工作的不断强有力推进，一定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以创新思维牢靠把握国有企业发展中党建工作的特征，实现以党建带动效益的远大目标。要把党旗始终高高挂在一线，更好地发挥党建文化团结人、激励人、塑造人的正向引导作用。
1920年2月，一辆骡车驶出了寒冷的北京城，车上的两个人一副商人装扮，这两个人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为帮助陈独秀摆脱北京政府的迫害，李大钊护送他先到自己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暂避，然后再转道天津前往上海。就是在这辆骡车上，两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一路驱车，一路交谈，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南北呼应，组织建党。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1920年春开始筹备建党工作的。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越来越感到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原来同是新民学会会员的蔡和森和毛泽东通过互通信件，讨论建党问题。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几次写信给在国内的挚友毛泽东，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共产党”。毛泽东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回信表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些情况表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这也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的共同要求。
与此同时，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也在帮助中国建党。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们的建党工作给予帮助。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陈独秀为书记。这个组织的名称，经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叫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上海党组织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在北京成立共产党组织，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建立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日本、法国也建立了由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
各地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一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组织利用已有的或自己创办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上海党组织还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还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日益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派别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强调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突出地宣传了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并使国家走向消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驳斥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这些论战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使他们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三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共产党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1920年11月，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此后，长辛店、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也相继成立了工会，并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通过这些工作，工人群众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1920年8月，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书记。其后，北京、天津、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各地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使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达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这里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其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了党的名称和党的纲领：“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本党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
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还了解不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一成立就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它的一个重大优点。
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感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中。在初心和使命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所以我们要在党史中寻找初心使命，在党吏学实践悟中不断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加坚定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拼搏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