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词条：熙河开边
王安石头像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 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塔指绍兴城南飞来山（又名宝林山、塔山）上的应天塔
①②句写景，①句实写，②句虚写，虚实结合，组成一幅壮丽的美景。“千寻”写其高。③④句景、情、理相结合。这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作者高瞻远瞩，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豪情和不畏艰难，立志革新的政治抱负。
别有佳处惬人意——说《登飞来峰》与《题西林壁》
清代纪昀说：“东坡、半山，旗鼓对垒，似应别有佳处，方惬人意。”（《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三》）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见分驰，互相对峙，似乎冰炭不能相容，故希望这两位奇人在别的事情上能有某种相通之处，才能使人们满意。
其实，苏轼与王安石虽然年龄相差15岁，确有很多事迹不独相通，而且巧合。比如：两人都21岁进士及第，享年都65岁。王安石号半山，苏轼号东坡，字号用意的情趣隐合。苏轼解职黄州、赴任汝州、途经金陵时，曾与王安石一起居留一月之久。据苏轼在《与荆公书》中吐露，两人曾相约在金陵买田卜邻，相从林下。两人平素多有诗歌唱和，并且见解吻合。据《西清诗话》：王安石在蒋山时，以近作《寄蔡氏女》示苏轼，苏轼看后说：“离骚句法，乃今见之。”王安石亦说：“非你见谀，我亦自负如此。”又据宋人笔记称：王安石在钟山，有人自京师来，王安石问：苏轼近来有无诗作？来人说：近闻苏轼游庐山，有《题西林壁》一绝，即诵之。王安石听后，颔首称善。两人都以文章盛名跻身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相通巧合的事迹使人感到，半山与东坡似乎是一对传奇人物。这里有二人的诗作为证：一是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一是苏轼的《题西林壁》。
《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登飞来峰》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皇祐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年少气盛，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发抒胸臆，寄托壮怀，可看作万言书的先声，实行新法的前奏。《题西林壁》为苏轼47岁时所作。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任黄州、就职汝州时，途次江西游庐山，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总结庐山之游的绝唱。《东坡志林》第7条载：“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可见这首诗是苏轼的精心力构，也是他勘透世情的杰作，悟彻人生的妙谛。两诗写作，一先一后，时间相隔34年，一写登飞来峰，一写游庐山，地点相去一二千里。然而对读比较两诗，总觉字里行间似有同出一辙的蛛丝马迹。
《登飞来峰》层次井然，安排稳妥。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前，据《杭州图经》：峰自天竺飞来，故名。而峰上更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转句直入情语，着“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结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转、结二句，绝妙情语，亦千古名句；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从全诗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飞来的高峰才触发得出；但无“闻说鸡鸣见日升”作铺垫，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飞来峰上千寻塔”，才能用见日出闻天鸡的故实；也只有在天外飞来的高峰见日出闻天鸡，才能导出不畏末俗乱真、站得高看得远的胆识气概。思绪条贯，勾连紧密；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前后关照，浑然一体。
《题西林壁》为苏轼游庐山在西林寺题壁之作。西林即西林寺，晋江州刺史陶范所建，为庐山重要景观之一。苏轼《东坡志林》第7条《记游庐山》说：“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即指此诗。他先后写了7首庐山记游诗，这是最后一首。这首诗对庐山作总体描述，作者立足西林寺，全诗景状从平视、俯视中写出。起句写庐山横面侧面的山势，平视庐山，奇势叠出。概括精密准确，描绘细腻生动。庐山的峰岭走向，基本如此。据南山宣律师《感通录》：庐山有七座主要山岭，一起向庐山之东，会合而成山峰，故姚宽的《西溪丛语》说：“因知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自来矣。”承句写庐山远近高低的山势，俯视庐山，变幻莫测，补足起句未尽之景。可见起、承两句写景不失其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是景语，亦是情语。过去有的注本对这两句的注解多有穿凿，如施元之《施注苏诗》卷二十一，特引《华严经》中的话：“于一尘中，大小刹种种差别如尘数，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诣，各转法轮”，来坐实“远近高低各不同”句所自来。又如《冷斋夜话》记黄庭坚评此诗说：“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此又“搔痒不着”的赞语。似此注诗评诗，俱无足取，早有注家批驳，认为“凡此种诗，皆一时性灵所发，若必胸有释典，而后炉锤出之，则意味索然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二十三）转、结二句作情语，以议论的笔触，寓哲理于抒情之中，畅写人们习见的理念，即：人的主观认识，各自都有局限性。寥寥14字，道尽人情事理，故此诗一出，立成典故，雅俗咸通，竞相援引。从全诗看，后联的理念，全从前联的景语熔铸铺垫出来。理念的产生，来自奇幻瑰丽的想象，而隽永深刻的理趣，自会启发出新鲜贴切的妙语。故历代评家咸推此诗深含哲理，评价极高，最著者如《宋诗精华录》卷二云：“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现代《唐宋诗词探胜》说此诗“善状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两者融洽无间”，非禅偈所能比拟，所评极是，似可定论。
通过两诗对读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诗在立意、谋篇、炼句上不仅相通，而且巧合。从诗题看，王诗用动词“登”，苏诗用动词“题”，都用地名作宾语，构成动宾结构的短语。从体例看，两诗都是写景七绝。从全篇的立意构思看，王诗借写景抒发壮怀，句句入扣；苏诗借写景畅言事理，字字入微，且都寓情理于诗境之中。从章法看，都是前联写景，后联抒情。从表达的语势看，两诗的情语中几个用字几乎雷同。如王诗转句用“不畏”承上启下作过渡，苏诗转句用“不识”承上启下作过渡，各自的关照都极稳妥，又如两诗都用“只缘”导引结穴；又如王诗的“身在最高层”与苏诗的“身在此山中”也相同。由此看来，两诗的相通与巧合，达到逼肖，如出一辙。真是英雄所见极同，何其相似乃尔！世界上有这样的奇人奇诗，岂不是惬人心意的一大佳事么！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和散文大师。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诗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独创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飞来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现在的浙江宁波）做知县，任满以后回江西临川故乡，路过杭州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一年王安石三十岁。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我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今天我们还把太阳比革命领袖，把阳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狱中题壁》
1999年4月2日《人民日报》第十二版发表赵金九先生《“去留肝胆两昆仑”新解》一文，认为该诗“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意指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事件中“去”之康有为、梁启超与“留”之谭嗣同自己无论去留与否，其行为皆肝胆昆仑云云。本人认为赵金九先生的观点及其文中所引述的其他人的观点，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首先，赵文的解释使谭诗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义有所重复，这在绝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样解使得整首诗尤其诗的后两句的诗意表达总是不那么畅快淋漓，不仅不甚吻合诗人写作该诗时的悲壮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异于先对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说的绝句表达方式。再者，赵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触。他一下子说“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为，一下子又说“去留”是指代出走与留下之行为的行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
本人明确地认为：其一，“昆仑”不是指人，而是指横空出世、莽然浩壮的昆仑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诗人的该诗句中，“去留”不是一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并列式动词词组，而是一个字义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动词词组；其三，“肝胆”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气；其四，“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总体诗义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之气吧！也即是“留得肝胆若昆仑”的意思。——此诗颇近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为什么这样解？因为本人认为，解诗不能仅着手于词字，更要着手于诗的总体寓意，并且要尤其着手于诗人写作该诗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状态。特别是对这样一种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达正义呼声和抒说自我胸怀的作品，更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和心情、心境出发去仔细揣摩。
大家知道，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憾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惨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这，是一首绝命诗，是一首表达作者全部所有的绝命诗，是一首在狱中为自己写就的祭死之诗！诗的后两句所写，都是指诗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昆仑”当然不是指人，“昆仑”也没有自比自赋、自狂自傲之义。而“去留”，我认为不是有些人说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试想想，“我自横刀，肝胆昆仑”，这所表达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壮！而这，不恰是诗人那时的真实心理写照吗？
肢解“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语词和语义，并去寻找两个相应的对应者，这种思路我认为是背逆诗人的原意的。这首诗的重心不是事况叙说，而是心态叙说；诗的结构，也恰是句句递进，直至末句叹然收尾，荡气回肠！因而，梁启超、符逸公、赵金九以及其他人的解释，本人都不敢苟同。而所有他们的解释，我认为关键的都在于误解了“去留”一词。
另外要指出的是，“仑”和“根”韵母发音的差异（现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诗吟咏时（现代）的艺术效果，虽然其仍合格律诗的用韵要求（古代）；倘若都同押“en”韵或“un”韵，那其诗意表达将更是一气呵成，畅快淋漓。
【注释】
对该诗句的解释，赵文引述的观点有：
⑴梁启超认为“两昆仑”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
⑵符逸公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自言生也昆仑，死也昆仑；
⑶有人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的两个仆人，古人亦谓仆人为昆仑奴；
⑷有人认为“两昆仑”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俩人都曾教过谭嗣同学习昆仑派武术；
⑸有人干脆认为不可解（——榛案：这应当不可能无解，谭写此句诗时一定有他的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