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西汉时期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项羽本纪赞》一文，反映了司马迁有关历史变迁与人生沉浮的根本观点。
司马迁认为：历史兴衰的天命根源，在于上天佑助有德之人而遗弃无德之辈。譬如，田常之所以得政于齐，是因为其祖先虞舜有“至德”，越为蛮夷，却能数代为王，是因为其先人大禹“有大功德于民”。赞语开头列举两种传闻，即虞舜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继而发问：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子孙吗？这种开篇，实以闲淡暗合沉郁，它是司马迁对历史根源的追寻，其潜台词是：项羽兴起得如此突然，其先人必有至德，即使项羽不是虞舜的苗裔，也一定是其他大德先人的子孙。
不过，对司马迁来说。决定历史兴衰的不只是天命，还有现实的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对个人局限性的超越。当初，秦政暴虐无道，陈涉首难而豪杰并起，逐鹿中原者不可胜数。项羽崛起，自以为有“天时”青睐，但他只是依靠着天下大势而起于陇亩，并不是真正得了“天时”。项羽兵入关中，本应在此建都以成就霸业，然而他却心系西楚故地，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最终建都干彭城；关中为亡秦故都，四面以山河为险阻，土地肥沃，东归彭城之举，可谓自弃“地利”。项羽分王诸侯，“尊”怀王为义帝，将其放逐到长沙，并密令九江王黥布追杀义帝于郴县，诸路王侯因此纷纷背叛。项羽对此怨恨不已，然究其实际却是他自弃“人和”。除此以外，项羽一生还铸成一个大错，即自恃武功，逞弄个人聪明而不师法古事，妄图以武力经营天下。可以说，项羽几乎是凭一己之能与天下群雄对垒、争锋。
司马迁以一个睿智的史学家的眼光，既肯定项羽的丰功伟绩，同时又对项羽的致命错误作出严肃的批评。开始一层极言项羽兴起的突然，接下来又历数项羽的失策、过失与荒谬；一扬一抑；一赞一叹，表现了司马迁对项羽的无限惋惜。文章述豪杰纷争，有风起云蒸之动荡；述项羽起于陇亩，有力拔丘山之气势；“难矣”、“谬哉”数层，评论项羽的得失，则使人觉得歔欷满耳，感慨万端，有—唱三叹、余音绕梁之妙致。通篇以“暴”字作骨，以“兴亡”二字为线索，故用褒贬法以证实之。然羽一段，正写其兴之暴，极褒项羽，及羽至难矣，是一贬；自矜至过矣，是二贬；乃引谬哉，是三贬。中用三年五年，回应暴字。一唱三叹，将全纪神情，完全结束，煞是神笔。特别是篇末：“乃引‘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毫不留情。正是只从闲处落笔，又如风雨骤过，几点余霞遥横天际也。
总的说来，项羽灭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天意，而在于他自身。《史记》的有关评说虽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却也表现了太史公过人的识见。赞语不足二百字，但却非常精炼的评说了项羽一生的攻与过，夹叙夹议，逐层转递，褒贬兼具，极具雄奇迂回之美。
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名籍，字羽，楚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孙，他是中国军事思想“兵形势”代表人物（兵家四势：兵形势、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以勇武闻名的军事家，李晚芳对其有“羽之神勇，千古无二”的评价。
项羽早年跟随叔父项梁在吴中（今江苏苏州）起义反秦，项梁阵亡后他率军渡河救赵王歇，于巨鹿之战击破章邯、王离领导的秦军主力。秦亡后称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实行分封制，封灭秦功臣及六国贵族为王。
而后汉王刘邦从汉中出兵进攻项羽，项羽与其展开了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期间虽然屡屡大破刘邦，但项羽始终无法有固定的后方补给，粮草殆尽，又猜疑亚父范增，最后反被刘邦所灭。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边自刎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