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屈原《离骚》原文及翻译【优秀4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1、屈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被后人称为“诗魂”。
屈原也是楚国重要的政治家，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就是屈原 。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他创作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2、《离骚》是“楚辞”名篇，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是一篇自叙性的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它结构宏伟，语言优美，构思奇特，辞采绚丽，被称为诗家的绝唱。《离骚》与《诗经》的《国风》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3、楚辞：指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时所使用的一种诗歌样式，是《诗经》之后的一种新诗体，屈原的《离骚》是代表作，因此后人又称之为骚体。骚体诗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那种以四言为主的体制，多用“兮”字经助语势，富有抒情万分和浪漫色彩。骚体诗的形成，是诗歌形式的一大革新，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标志着我国文学史的诗歌的新发展，是《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初次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挟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六城。
早年经历
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秭归。次年，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
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十分同情贫苦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第一段。通过自叙的笔法，提出了积极用世的人生观：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国宗室之臣；详纪生年和名、字的由来，强调禀赋的纯美。这和爱国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就成为屈原生命中进步的动力。奠定了他那种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的基础。接着叙述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由于热爱生活，所以特别感到时间的易逝，生命的短暂；因而孜孜不倦地培养品德，锻炼才能，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明确的目标，在楚国政治改革中，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以及事君不合的经过。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着陈尧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会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他们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须争取楚怀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怀王的态度是不坚定的。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开了屈原和“偷乐”的“党人”之间的剧烈斗争；同时，怀王的听信谗言，也就决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观遭遇，为下文提出张本。
第三段。叙述自己在政治中的客观遭遇，并分析其原因。综合起来，有下面几层：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争取君王的合作，必须培植人才，广结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想不到“众芳芜秽”，致使他的计划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党人”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们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异己，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坚持理想，则是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艰”。这里，他强调法度绳墨，进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这和腐化没落的贵族势力绝不相容，因而这一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第三，在这样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怀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长了邪气的高涨，造成了群小进谗的有利条件。第四，从邪正不能相容，预测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强调不屈服、不妥协的顽强精神，并准备为此而不惜作任何牺牲。下文展开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而终于取得胜利，就是确立在这样一个坚实基础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说，既然理想不能实现，则退隐可以独善其身；为个人计，又何尝不心安理得？可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逃避现实的态度，和屈原的个性是绝不相容的。这使他暂时宁静下来的情感又掀起无限的波澜；在波澜起伏中，一层一层地展开了内心深处的矛盾、彷徨、苦闷与追求，以及在这种心情中的斗争过程。从这段起，所写的都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反映，并非事实的叙述。
第五段。叙述女媭的劝告。她指出处于没有是非曲直的社会里，屈原如果不改变他那种孤忠耿直的作风，是不会见容于当世，而且会遭到杀身之祸的。她是屈原人世间唯一的亲人，她所说的也是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可是她的话仅仅是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提高到思想原则上来说，她对屈原却缺乏本质上的认识。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内心深处的痛苦又向谁去申诉呢？于是诗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见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来倾吐衷肠了。他征引了丰富的史实。主要是为了证明他所坚信不渝的一个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归于覆亡，只有“义”和“善”，“循绳墨”“举贤能”才能使国祚昌盛；而他所坚持的，正是关系楚国国运兴衰的根本问题，他自然不能听从女媭的劝告，作明哲保身之计了。“陈词”中的反复论证，即第二段“彼尧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内容的具体发挥。这种认识所构成的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就使得屈原更进一步表现出一种“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的顽强信念。和其他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样，他是“百变而不离其宗”，决不可能放弃他的主张的。这种主张在现实环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进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动的领域里开拓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把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写幻想中的境界，借求爱的炽热和失恋的苦痛来象征自己对理想的追求。综合它的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爱国之深，尽管在上述恶劣环境中备受各种打击，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锲而不舍的。这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亦惟有爱情的追求能仿佛其万一；因而就产生了以“求女”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这种上天入地驰骋幻想的表现形式。第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须争取统治者的信任，正如爱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须有其具体的追求对象一样。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间的佚女，她们的身份不同，但在她们的身上同样可以寄托爱情；也如楚国统治集团当中的任何一员，都有可能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旧说，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是所谓“女”，决不仅仅是象征“君”。
张惠言认为这一段是说“以道诱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为切合原文文义。至于哪一类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种人，则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思维，是不可能刻舟求剑机械地加以分类的。第三，屈原求爱的心情是炽热的，可是他选择对象的条件则是极其苛刻的。他不仅追求美丽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质。那就是说，政治上的结合必须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同时，即使有了适当的对象，又必须通过媒介的关系。那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决不肯枉尺直寻，不择手段以求进身的。爱情的炽热和求爱条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点；失恋的苦痛，就是在这个焦点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回答他满腔热情的只是空虚和幻灭，怅惘与彷徨。他在幻觉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浊不分，蔽美称恶”的丑恶现实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极度苦痛的复杂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去和留的问题而加以分析。战国时代，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出现的前夕，当时所谓士，为了实现其理想，政治活动的范围并不限于本国。求谋个人功名富贵的“朝秦暮楚”的苏秦、张仪之徒固不用说，就是儒家的大师孟轲也是终身过着“革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生活。荀卿则以赵人终老于齐。法家的韩非、李斯也都不是为故国效力。以屈原所具备的卓越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当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理想不可能在本国实现的时候，考虑到去留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这一段分三个部分：首先是问卜于灵氛，接着取决于巫咸。巫咸和灵氛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所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结论，再一次地引导屈原把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整个环境的日益恶化。尽管自己能坚持理想，决不动摇；但留下来，希望又在哪里呢？结果，灵氛的劝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破了楚国的范围，进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屈原考虑接受灵氛的劝告以后，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展开了最后一次的幻想。幻想终于破灭，这样就结束了全篇。综合其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表现在本篇里，屈原的内心矛盾正如蚕的作茧自缚一样，愈来而愈益错综复杂，无法解脱；而这错综复杂的矛盾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沿着一条线索逐步向前发展的。那就是个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求得统一的问题。假如单纯为了不忍去国，则留下来而采取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尽管在极端黑暗的现实环境里，又何尝不能作和光同尘，明哲保身之计？但这是屈原所万万做不到的。假如单纯为了抒展个人的政治抱负，则屈原的主张正符合于大一统前夕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司马迁所说的，“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本传赞）但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
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后所接触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人的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不但无法统一，而且引起了正面冲突的问题；这样就把矛盾推进到最高峰，而无可避免地使得驰骋在云端里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绝望而又无法离开的土地上。第二，在这段里，极驰骋想象之能事，浪漫气息非常浓厚。这是屈原灵魂深处苦痛的绝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颤抖，这种精神活动，尽管迷离恍惚，空阔无边，但它所反映的现实心情并不是不可捉摸的。在准备离开楚国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他所飞翔的幻想始终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确地说，“指西海以为期”，这决不是偶然的。
中国民族来自西北高原，蒙昧时期，我们祖先的活动是以西北地区为起点。因而远古的神话传说，绝大部分集中于以昆仑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带。这是从我国最早的民族发展史上所形成的一个古老的神话系统。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疆宇的开拓，东方文化中心的齐国，以阴阳家邹衍为代表又出现了一支以瀛海、蓬莱为中心的新的神话系统的萌芽。秦汉以后，有关神话传说才渐渐由西北转向东南。楚国在当时是保存远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国家，因而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屈原的创作，自然是详西北而略东南。这仅仅是从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历史意义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现的语气结合着当时的客观现实，则其中透露出一个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隐约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国所在地。李光地曰：“是时山东诸国，政之昏乱，无异南荆。惟秦强于刑政，收纳列国贤士；士之欲亟功名，舍是莫适归者。是以所过山川，悉表西路。”（《离骚经注》）这话是不错的。
七雄并峙的局面，到了后来，大势渐趋统一，山东六国必然被强秦所吞并，已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屈原同时的荀卿在他所著“强国篇”（见《荀子》）里就有具体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从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出现在他思想里暂时的幻境，不但要离开父母之邦，而且是适仇讐之国，这样就使得矛盾的冲突表现得更为尖锐，更为剧烈。这段一开始，屈原驱役龙凤，挥斥云霓，表现得如何的活跃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经超越现实境界，而离开了苦难的深渊；可是当他忽然临睨到故乡的时候，血肉相联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刹那间所呈现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灭里，放射出强烈的万丈爱国主义光芒；而这种骏马注坡，帷灯匣剑的表现手法，和他当时真实心情是完全相适应的。
最后五句是全篇的总结和尾声，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独特意义。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内容，简要而深刻地阐明了屈原以身殉国这一伟大悲剧的真实历史意义。五句分两层：龚景瀚曰：“‘莫我知’，为一身言之也；‘莫足与为美政’，为宗社（祖国）言之也。世臣与国同休戚，苟己身有万一之望，则爱身正所以爱国，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国有万一之望，国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与为美政’，而望始绝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计无复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乱’之数语尽之矣。太史公于其本传终之曰：‘其后楚日以削，后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离骚笺》）死，在今天看来是消极的，但两千年前屈原所采取的这种行动其中却包涵着极其严峻的积极的现实斗争意义。王夫之日：“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然知几自审（预见未来，考虑到自己所应该采取的态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进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树立，惟极于死以为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后牺牲的准备），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辞通释》）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从容以见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岂与匹夫匹妇不忍一时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赋微》序）这些，不但说明了为什么屆原在沉湘前二十多年的《离骚》里会出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样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驳斥了一般封建正统文人们有意诬蔑屈原，毁谤屈原，像汉朝班固所说“露才扬己，忿怼沉江”之类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