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⑴赋得:指定、限定的题例在题目上加“赋得”一词。⑵离离:青草茂盛的样子。⑶一岁一枯荣:枯,枯萎。荣,茂盛。野草每年都会茂盛一次,枯萎一次。 ⑷远芳侵古道:芳,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侵,侵占,长满。远处芬芳的野草一直长到古老的驿道上。⑸晴翠:晴空下一片先翠的野草。荒城:荒凉、破损的城镇。连同上句之古道,皆用以点染古原景色。⑹王孙:本指贵族后代,此指远方的友人。⑺萋萋: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下面是整理的草 / 赋得古原草送别精选4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此诗相传为白居易十六岁时所作,并以此诗在长安谒见顾况,顾为之延誉而声名大振(见《唐摭言》卷七、《旧唐书》本传、《幽闲鼓吹》等),实不可能。因白居易十六岁时在江南,未至长安。赋得:赋诗得到某题目之意。凡摘取古人成句为题及应制之作和诗人集会分题之诗多于题前冠以“赋得”二字。被指定题材、主题的“试帖诗”及即景赋诗者亦往往冠“赋得”二字。古原:古代著名的平原。全诗用《楚辞·招隐士》意象,以比兴手法,由春草而及送别情怀。其中颔联二句,描写春草顽强的生命力,富有哲理,历来传为名句。
这是一首送别诗,语词工整优美,情真意挚,为流传千古的佳作。赋得:凡是指定、限定的诗题,例在题目上加“赋得”二字,唐以后成为科举试士诗的一体。所送别的是一个出门远行的友人。送别的时间是仲春二月的一个晴和的日子。当送别来到郊野的时候,但见一片荒芳草萋萋,遍野碧绿。这正好触动诗人的离别情怀,于是眼前景、离别情融为一体,写出了这首送别的诗篇。
传说白居易十六岁时自江南赴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应试举人,拿着自己的'诗作去拜谒当时的大名士顾况。顾看了他的姓名,笑说:“长安米价正贵,在这里居住可不太容易啊!”等到展开白居易的诗作,读到这首《古原草》,不由得赞叹道:“能做出这样的诗语,居亦易矣!”白居易自此名声大振(见张固《幽闲鼓吹》)。
唐人的咏物诗,往往到最后一句才能见出诗人的本意。白居易一贯主张作诗要通俗易懂,但也有一些诗作巧妙使用隐喻的手法。《古原草》这首诗题目中有“送别”二字,可见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诗篇。而通篇句句都在写草,实是借草取喻,以草木之茂盛表现友人之间依依惜别时的绵绵情谊。情深意切,所喻尤为巧妙,不愧为白居易的成名作。
起句实赋草字,在一望无际的古老郊野上,草木繁茂,年复一年,伴随着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枯荣往复。这两句平直抒写,看似无奇,实则揭示了那片古老草原上草木繁荣和枯败不断交易的自然规律。而以“离离”二字冠于句首,则给人造成一种春草繁茂的印象。《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张衡《西京赋》:“神木灵草,朱实离离。”“离离”是用来描摹果实累累,枝繁叶茂的景象。因此,“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二句的重点在“荣”, 而不在“枯”。这就为下面的两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埋下伏笔。此二句是此诗中的千古佳句,不仅展示了草木的顽强生命力,而且揭示了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暗喻人在逆境中顽强拼搏,奋勇抗争的精神。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这两句渲染春草的茂盛、原野的阔大及春光的和煦。“古道”、“荒城”紧扣题中“ 古原”,以人世的兴衰与自然界的勃发的生命力作对照,以“侵”、接”二字刻绘春草蔓延、绿野天际的景象,传神写照,可谓善于体物。末句由草关合人事,远送王孙。王孙借指诗 m. 人的朋友。用春草之繁茂比喻别离之情,是古诗中的传统。《楚辞·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江淹《别赋》中也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到白居易则极尽描绘春草繁盛之能事,而结句用“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把友人间无影无形的依依惜别之情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语语如在目前,魂销黯黯,不胜其苦。
这首诗通过古原草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对友人的惜别深情。情调昂扬,使人读了胸怀开朗,积极乐观向上,不象一般送别之作写得那样惆怅,使人读了伤感。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全诗八句,前六句都是写春草,赞颂它的生长不息的旺盛生机,后两句才点出送别;写春草的笔墨多,写送别的笔墨很少。粗略一读,似乎是一首赞颂春草的咏物诗,但只要仔细体会一下,便不难知道:诗人只是借春草托寓,赞颂春草的生长不息的旺盛生机,也就是以此来联系到人的坚毅顽强精神,从而更好地突出送别之情的。写送别虽仅两句,却有画龙点睛之妙。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注释】
①赋得:根据指定的题目写诗就叫做“赋得”。古原:古老、宽阔的原野。诗题的意思是:按照“在长满野草的古老原野上送别朋友”这一个题目写的诗。
②离离:形容春草繁盛茂密。
③一岁:一年。枯:枯萎,枯死。荣:生长,茂盛。
④野火:荒山野地里的大火。
⑤远芳:绵延向远方的芳香的野草。
⑥晴翠: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一片翠绿色的野草。
⑦萋萋(qī):草长得茂盛的样子。
【赏析】
命题“古原草送别”颇有意思。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写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名句以来,就结了缘。但要写出“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尤其是要写出新意,仍是不易的。
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离离”)的原上草啊,这话看来平常,却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尝不可开作“秋来深径里”(僧古怀《原是秋草》),那通篇也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状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锄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锄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统统“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么!“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语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语简而意尽”,实未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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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