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⑴赋得：指定、限定的题例在题目上加“赋得”一词。⑵离离：青草茂盛的样子。⑶一岁一枯荣：枯，枯萎。荣，茂盛。野草每年都会茂盛一次，枯萎一次。 ⑷远芳侵古道：芳，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侵，侵占，长满。远处芬芳的野草一直长到古老的驿道上。⑸晴翠：晴空下一片先翠的野草。荒城：荒凉、破损的城镇。连同上句之古道，皆用以点染古原景色。⑹王孙：本指贵族后代，此指远方的友人。⑺萋萋：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下面是整理的草 / 赋得古原草送别精选4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此诗相传为白居易十六岁时所作，并以此诗在长安谒见顾况，顾为之延誉而声名大振（见《唐摭言》卷七、《旧唐书》本传、《幽闲鼓吹》等），实不可能。因白居易十六岁时在江南，未至长安。赋得：赋诗得到某题目之意。凡摘取古人成句为题及应制之作和诗人集会分题之诗多于题前冠以“赋得”二字。被指定题材、主题的“试帖诗”及即景赋诗者亦往往冠“赋得”二字。古原：古代著名的平原。全诗用《楚辞·招隐士》意象，以比兴手法，由春草而及送别情怀。其中颔联二句，描写春草顽强的生命力，富有哲理，历来传为名句。
这是一首送别诗，语词工整优美，情真意挚，为流传千古的佳作。赋得：凡是指定、限定的诗题，例在题目上加“赋得”二字，唐以后成为科举试士诗的一体。所送别的是一个出门远行的友人。送别的时间是仲春二月的一个晴和的日子。当送别来到郊野的时候，但见一片荒芳草萋萋，遍野碧绿。这正好触动诗人的离别情怀，于是眼前景、离别情融为一体，写出了这首送别的诗篇。
传说白居易十六岁时自江南赴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应试举人，拿着自己的'诗作去拜谒当时的大名士顾况。顾看了他的姓名，笑说：“长安米价正贵，在这里居住可不太容易啊！”等到展开白居易的诗作，读到这首《古原草》，不由得赞叹道：“能做出这样的诗语，居亦易矣！”白居易自此名声大振（见张固《幽闲鼓吹》）。
唐人的咏物诗，往往到最后一句才能见出诗人的本意。白居易一贯主张作诗要通俗易懂，但也有一些诗作巧妙使用隐喻的手法。《古原草》这首诗题目中有“送别”二字，可见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诗篇。而通篇句句都在写草，实是借草取喻，以草木之茂盛表现友人之间依依惜别时的绵绵情谊。情深意切，所喻尤为巧妙，不愧为白居易的成名作。
起句实赋草字，在一望无际的古老郊野上，草木繁茂，年复一年，伴随着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枯荣往复。这两句平直抒写，看似无奇，实则揭示了那片古老草原上草木繁荣和枯败不断交易的自然规律。而以“离离”二字冠于句首，则给人造成一种春草繁茂的印象。《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张衡《西京赋》：“神木灵草，朱实离离。”“离离”是用来描摹果实累累，枝繁叶茂的景象。因此，“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二句的重点在“荣”， 而不在“枯”。这就为下面的两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埋下伏笔。此二句是此诗中的千古佳句，不仅展示了草木的顽强生命力，而且揭示了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暗喻人在逆境中顽强拼搏，奋勇抗争的精神。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这两句渲染春草的茂盛、原野的阔大及春光的和煦。“古道”、“荒城”紧扣题中“ 古原”，以人世的兴衰与自然界的勃发的生命力作对照，以“侵”、接”二字刻绘春草蔓延、绿野天际的景象，传神写照，可谓善于体物。末句由草关合人事，远送王孙。王孙借指诗 m. 人的朋友。用春草之繁茂比喻别离之情，是古诗中的传统。《楚辞·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江淹《别赋》中也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到白居易则极尽描绘春草繁盛之能事，而结句用“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把友人间无影无形的依依惜别之情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语语如在目前，魂销黯黯，不胜其苦。
这首诗通过古原草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对友人的惜别深情。情调昂扬，使人读了胸怀开朗，积极乐观向上，不象一般送别之作写得那样惆怅，使人读了伤感。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全诗八句，前六句都是写春草，赞颂它的生长不息的旺盛生机，后两句才点出送别；写春草的笔墨多，写送别的笔墨很少。粗略一读，似乎是一首赞颂春草的咏物诗，但只要仔细体会一下，便不难知道：诗人只是借春草托寓，赞颂春草的生长不息的旺盛生机，也就是以此来联系到人的坚毅顽强精神，从而更好地突出送别之情的。写送别虽仅两句，却有画龙点睛之妙。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注释】
①赋得：根据指定的题目写诗就叫做“赋得”。古原：古老、宽阔的原野。诗题的意思是：按照“在长满野草的古老原野上送别朋友”这一个题目写的诗。
②离离：形容春草繁盛茂密。
③一岁：一年。枯：枯萎，枯死。荣：生长，茂盛。
④野火：荒山野地里的大火。
⑤远芳：绵延向远方的芳香的野草。
⑥晴翠：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一片翠绿色的野草。
⑦萋萋（qī）：草长得茂盛的样子。
【赏析】
命题“古原草送别”颇有意思。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写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名句以来，就结了缘。但要写出“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尤其是要写出新意，仍是不易的。
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离离”）的原上草啊，这话看来平常，却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尝不可开作“秋来深径里”（僧古怀《原是秋草》），那通篇也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状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锄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锄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统统“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么！“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语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语简而意尽”，实未见得。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