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重要的事件，红军长征的精神值得人们学习，不过很多人都不太了解红军长征的路线。为大家精心整理了红军长征路线图_红军长征的意义【优秀6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一、决定落脚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节节失利，5月广昌失守后，国民党的部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的腹地，这时红军要想在内线继续作战已经十分困难。所以中央为保存实力，也为了继续战斗，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那么当时中央决定撤出苏区后的目的地又是定在哪里呢？据伍修权回忆，在1934年春，李德曾经和博古提到过，要准备一次战略转移，也没说什么长征，只是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创建新的根据地。
而撤出中央苏区实行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至少应该在党和红军的内部进行充分讨论。但是博古、李德对于为什么要撤出苏区、红军撤离准备去哪里等问题，始终犹犹豫豫。一些准备工作也只是秘密地在“三人团”中进行。据后来彭德怀回忆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根本就没讨论过。”[2]而李维汉也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在苏区撤退时对于长征的计划和路线自己根本就不清楚，也没人告诉过他。[3]。可见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对此一无所知，就更不用说一般指导员了。
虽然长征计划早在1934年5月开始准备，但是博古、李德依然对反“围剿”成功抱有希望，要求各主力与敌人继续拼消耗，导致主力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一直到9月初对反“围剿”已经绝望后，博古、李德才开始仓促部署战略转移，并于10月初决定提前向湘西出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尽管决定落脚湘西的想法在党内是秘而不宣，但蒋介石却很快识破了红军要搬家去湘西的意图。在通往湘西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这个时候博古、李德等人却犯了逃跑主义错误，采取消极避战、一味西逃的方针，加上指挥笨拙，丧失了许多战机。在1934年11月底，红军虽然历经万难，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4]可等待这突围而出的三万多红军战士的不是顺利到达湘西的好消息，而是蒋介石为了堵死红军去湘西的路，提前在湘江以西的区域部署的“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
这时中央红军要想落脚湘西，完成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愿望已经基本落空。如果和国民党部队硬拼甚至会产生全军覆灭的危机。而博古、李德却不顾红军在湘西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削弱的实际情况，依然坚持原定计划，进军湘西。
二、湘西路线失败，改道贵州
面对博古、李德不考虑大局，一味为了完成计划而与国民党部队硬拼死扛，致使中央红军濒临生死存亡的地步，中央内部对李德、博古一手操办制定的落脚湘西计划产生了激烈争论。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中，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曾提到这此会议的经过：“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后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批苏区。”[5]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5]从李德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如果当时按照李德、博古的计划路线，中央红军正好落入国民党部队的陷阱中，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则在这次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于是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6]而去贵州扎根的方针也得到了当时党内军内高层王稼祥和张闻天的认同。
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当时有三个优势条件。第一，北有红四方面军，东有红二、六军团，这样形成三角鼎力，相互呼应，协同动作，有利于红军日后发展。第二，贵州地区偏僻多山，交通不便，距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敌人势力薄弱且派系很多，如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等大小军阀割据一方，内部矛盾激烈突出。第三，这里广大群众生活极为贫苦，他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7]
12月18日，在黎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就红军以后的路线展开讨论。毛泽东仍然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一提议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在内的大多数人赞成。[8]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取毛泽东的建议，西进渡乌江北上。[9]这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由于红军自通道城后改变了进军方向，突然折向贵州黎平，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三、北渡长江，转战川西、西北
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改道贵州，顺利抵达贵州第二大名城、黔北的首府——遵义。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根据地以及后续路线问题。由于贵州地处大西南边界，当地人烟稀少荒芜，少数民族众多，有些地区仍然处于小型的封建社会下生活，党的工作基础又比较薄弱。再加上蒋介石调集了148个团共约40万人的兵力围拢而来，红军在该地区将难以立足发展[10]，基于这些考虑，聂荣臻和刘伯承提出北上计划，放弃原先在贵州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他们认为：如果北上，红四方面军可以在北边进行接应中央红军的工作。此其一。其二，四川是西南首富，经济比较发达，便于立足。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四是四川对外交通不便，蒋介石要想调兵来四川，非常不容易。[11]这样经过充分讨论后，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同意刘伯承与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2]虽然行军路线在会议上很快确定下来，但是瞬息万变的战况却使得这次路线的实践一波三折。在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蒋介石趁着中央红军的休整间隙，纠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而来。1月中旬，国民党部队以川军十多个旅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分路布防，防止红军进入川南。[13]
这时候的中央红军已经处于敌军的包围中，如果不突围，结果必然是被蒋介石的部队消灭。如果按照原定计划突出重围，打到川西，势必会重演“血染湘江”的悲剧。进退两难时，中共中央没有慌了手脚，而是针对当时敌我双方作战形势，冷静分析并提出，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并不直接从贵州行军至四川，而是采取“绕个弯子”路线，灵活地在贵州地区“绕弯打转”行进，等甩开敌人地围追堵截后，再按照遵义会议上的原定决议进入川西，寻找和开辟合适的革命根据地。
所以1月19日开始，红军陆续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及中央纵队撤离遵义。[14]
这次果断地撤退行动和有步骤地行军计划比早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所采取的战术要成熟很多。也无疑表明中央红军在长征路途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接受实践的洗礼，思想上已经摆脱了“左”地影响，一步步趋于成熟。红军的战斗力也在斗争中一步步恢复壮大。
四、会师懋功，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历经大半年长征的中央红军翻越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终于与红四方面军顺利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实地考察发现，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而且当地少数民族众多，生活贫穷，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也不适宜建立根据地。[15]那么尽快寻找和确立新的落脚点就成了当务之急。
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中央红军下一步路线问题。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说明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理由：川陕甘地区便于大部队机动；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聚居区域，便于扩大红军；物产丰富，便于解决红军给养。报告强调指出，红军向南发展是不可能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经集结130个团的兵力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苦，只有向北发展，采取运动战，发扬红军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攻打松潘之敌胡宗南部，夺取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通道，才是正确的选择[16]。
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在川陕建立新的根据地，并非仅仅因为川西地理自然环境不适合，而是还有其他原因：第一，华北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不可抗拒的革命历史发展潮流。北方的抗日民主运动更是蓬勃兴起，日益高涨。这种形势为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停止战略转移，立足陕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次，陕甘不但有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而且有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是中央红军理想的长征落脚点和革命地。第三，陕甘地区也是国民党部署兵力的薄弱地区，在蒋介石看来，陕甘地理位置没有南方各省市具有战略重要性，所以仅仅是命令非嫡系部队杨虎城部和东北军张学良部在此设防。而杨虎城和张学良所率领的部队不但消极内战，且要求抗日的情绪正日益增长。这种情势十分有利于党和红军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第四，陕甘地区邻近华北抗日前线，又非日寇急于侵占的主要目标，可作为红军今后抗日的可靠后方与抗日前进阵地。[17]除此之外，陕甘地区民众早期接受过中共中央思想教育宣传，党在此播撒了一些革命的火种，为日后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是因为川陕地区有着这样的优势，所以在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核心领导都表示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方针。[18]在集体讨论和核心领导民主表达各自意见之后，中共中央做出了有利于红军日后发展壮大的决定：挥师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通过红军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的指导地位。
2、红军长征胜利实现了我党北上抗日总方针。
3、红军长征的胜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的胜利。
4、红军长征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5、红军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了稳固的后方。
1934～1936年间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
长征的起点：江西瑞金
长征的终点：陕西吴起镇
路线：长征路线
长征途经主要地点
红1方面军长征路线
何家冲、金家寨、泾县、旌德、陶家河、汤口、谭家桥
红2方面军长征路线
分水、淳安、怀玉山、常山、重溪、玉山、江山、横峰
红4方面军长征路线
戈阳、古楼、庆元、福安、宁冈、宁化、井冈山、雩都
红6军团西征路线
长汀、全州、桂东、信丰、瑞金、宁远、汝城、王母渡
红7军团北上路线
大田、良田、新田、宜章、城口、安远、界首、盘县、宾川
红10军团北上路线
会泽、绞平渡、靖县、黔西、遵义、威信（扎西）、西昌、
红25军西征路线
娄山关、木黄、中甸、安顺场、永顺、大庸、桑植、汉源
革命根据地以及游击区
泸定、天全、名山、懋功、两河口、炉霍、甘孜、苍溪、
敌军进攻方向
巴中、毛儿盖、阿坝、巴西、山阳、柞水、卢氏、腊子口
敌军封锁线《·》
淳化、会宁、将台堡、延安、永坪镇、吴起镇、神木。
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忆秦娥·娄山关》
毛泽东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七律·长征》
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十六字令三首》
毛泽东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念奴娇·昆仑》
毛泽东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清平乐·会昌》
毛泽东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见彩图）。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见彩图）。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