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为大家精心整理了长征中的故事精选1 红军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精选9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长征途中，陈赓看见一个非常瘦小的红军，于是便要把自己的粮食分给他。小红军拒绝了，并拍拍自己包说还有很多粮食。分开后，陈赓再一次看到小红军时，发现他已经死了，打开他装粮食的袋子，发现里面是一个有很多牙印的牛膝骨，刚强的小红军战士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拖累别人，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
长征途中，暴雨倾泻在大草原上，一个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焦干的火柴交给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红军战士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他内心世界的崇高与美令人震撼。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1934年11月16日，红6军团在湖南永顺县附近的龙家寨附近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湘军陈渠珍部3个旅的大部。
被俘虏的敌人或蹲或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判决。正在俘虏中做教育工作的电台报务员龙振彪，发现有个俘虏手里拿着一块电台专用电池后非常兴奋：电台肯定在附近。
经指点，龙振彪在俘虏堆里找到了陈渠珍的电台队队长杨继昌。他走上前去，轻轻地冲着蹲在地上的杨继昌说：“杨先生！”
一句“杨先生”，让这位曾到德国深造的国民党无线电技术军官感动得两眼发红。接受短暂的教育后，他便主动带着红军来到后山，挖出了被埋藏起来的电台。
“抗战时，手下的一个连长曾悄悄告诉我，他曾经被红军俘虏过7次，每次都被释放了。”老红军刘月生始终认为优待俘虏是使很多敌人在关键时刻放弃抵抗的重要原因。
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过程中，刘月生随红6军团在南浔铁路附近活动。“我们攻占了一个敌军医院，缴获了很多奇缺的医药。”他回忆说，“但伤病员一个都没有伤害，还发了遣散费让他们回家。”
1935年5月8日，为策应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红6军团主动进攻，包围了湖南宣恩县城，准备消灭前来救援的敌军张振汉师。张振汉受过军校教育，在与红军作战中，多次叫嚷“活捉贺龙”，气焰非常嚣张。
88岁的老红军肖荣昌当年是红6军团的一名报务员，目睹了整个战斗场面。他回忆说：“敌人的师部设在一个大石头后边，用电台发着SOS的求救信号。”
请示了军团长后，肖荣昌用电台向敌人发了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诸位仁兄，你们已经没有希望突围了，希望你们不要破坏电台，完好地送给红军，才是你们的好出路，红军欢迎你们。”
张振汉师曾多次和红军交手，他们对红军的俘虏政策早有耳闻。当红军冲进敌师部后，他们果然把电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全体报务员都加入了红军。
红军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长牢记指导员的嘱托，想尽办法钓鱼煮野菜汤，尽心尽力地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不惜牺牲自己。“鱼钩”闪耀着老班长金子般的思想光辉，象征着老班长崇高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这个故事真实、生动地讲述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全过程。老山界很高，上山30里，山势又陡，特别是雷公岩，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石梯，只有一尺多宽，非常艰难，部队行军负载笨重，马匹驮着受伤战士，加上敌人追击，形势非常急迫，夜里也得行军，并且在作战途中，任务紧急，不能及时开饭，开饭也不能吃饱，体力消耗大，战士们只有忍饥挨饿。睡觉也只能风餐露宿，时已冬季，寒冷刺骨，但红军战士们不怕苦难、艰苦奋斗，顺利地翻越了这座难爬的高山。
红军过草地时，粮食紧缺，只有一点青稞面当军粮，小战士吴开生饿了两天的事被周恩来副主席知道后，他立即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分给他了两碗。晚上狂风暴雨，用被单做的帐篷根本经不起风雨的袭击，战士们全部被淋成落汤鸡，周副主席亲自去命令战士们去他的办公帐篷避雨，温暖了战士们的心灵。在草地中又走了好几天，青稞面吃完了，甚至军马都被杀掉吃了，战士们唯有煮皮带啃，找纸张咽，看到这种极度的困境，周副主席立即命令警卫员把他仅存的半碗青稞面拿出来给大家泡汤喝，自己却忍饥挨饿。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
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