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在2017年已经是20周年了，真是风雨同路，不容易。下面是整理的香港回归20年风雨路【最新3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正在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活动的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30日上午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临近7月1日，从维多利亚港两岸到横街窄巷，节日的喜庆氛围愈加浓郁。从各大商场和街市飘扬的国旗和区旗，到道路两侧灯柱上悬挂的“20周年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彩色小旗；从穿梭于港岛大街小巷的叮叮车上五彩缤纷的庆祝海报，到数百项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演出和展览，整个城市都在迎接这个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子。
28日上午，位于港岛的香港中央图书馆里，正举行“风情丝路 彩墨香江”当代名家作品展和香港、内蒙古两地摄影比赛暨联展。逾百幅书画作品及300多幅摄影作品汇聚一堂，呈现艺术家眼中的丝路之美，以及内蒙古和香港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在27日晚的九龙尖沙咀海边，在国旗、区旗和紫荆花图案“灯光秀”的映衬下，维港另有一番别致风韵。不少大厦亮起“祝贺香港回归20周年”字样的电子屏，静谧浪漫的维港又添得几分喜气。
23年前的3月11日，陈佐洱一家三口从北京登机，飞向正成为世界焦点的香港。当时，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还有将近3年4个月。他的使命是，赴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负责磋商香港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
后来，每逢香港回归的纪念日，便是这位当年谈判高手的忙碌期。
陈佐洱是半路出家。他生在上海，长在厦门，伯父陈伯吹和父亲陈汝惠都是知名作家，堂兄陈佳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三弟陈佐湟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指挥博士。
高渊：你的港澳台工作经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佐洱：那是1987年9月，当时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台湾《自立晚报》派出两个记者取道东京前往大陆采访。这是两岸隔绝38年后，第一次有台湾记者来公开采访。
做梦也没想到，协助他们采访的任务会落在我肩上。当时，我刚从福州到中国新闻社总社工作，职务是福建分社社长兼总社港澳台部主任，一面工作，一面熟悉总社的运作情况，准备去中新社一家驻外分社工作。
高渊：为什么会派你出面接待？
陈佐洱：记得那天是中新社王士谷社长找我谈，郑重其事地说，有两位台湾记者要来大陆公开采访，中央对此很重视，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负责。考虑到台湾《自立晚报》是民间媒体，而中新社也是大陆民间性质的媒体，实行对等接待。
王社长告诉我，《自立晚报》派出的李永得和徐璐两位记者，李永得是一位部门主任，而我正好是负责对台新闻的部门主任，所以由我作为中新社的代表。
高渊：当时接待有什么必须遵守的原则吗？
陈佐洱：有两条。一是确保自由采访，李、徐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开放和满足；二是确保两人的人身安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定的。
高渊：过程还顺利吗？
陈佐洱：他们是9月14日下午3点50分，从日本东京登机出发的，途经上海再飞北京。因为机上有重要旅客，所以这个航班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一直到15日凌晨0点56分才抵达北京。
我和中新社的同事是当天傍晚就到首都机场等候了，还来了很多国内外媒体。子夜时分，机舱门一打开，李永得和徐璐与我握手，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迎上前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高渊：这句“等你们38年了”，是事先想好的，还是当时脱口而出？
陈佐洱：是脱口而出的，我根本没有细想。因为已经等了4个多小时，加深了焦虑和期待，的确是久等的感觉，飞机晚点嘛。
但这话一出口，立刻被世界多家通讯社援引，很多报刊以显著版位报道并加以评论，国内各大媒体在内部也炒得很热。
高渊：听说还引来不少批评？
陈佐洱：当时，中新社在宣武门新华社大楼里办公，中午去食堂吃饭时，就听到有人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人说等台湾人等了38年，是什么阶级立场？”中新社里面也在议论，我内心忐忑不安，只想埋头工作，帮两位台湾记者联系好采访。
后来听说，邓小平同志肯定这句话说得好，我悬在半空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高渊：那次台湾媒体的“破冰之旅”，是否客观上也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陈佐洱：台湾记者采访结束后，一下子北京有好几个单位要调我，中央台办要我去负责宣传，当新闻发言人。但我最想去国务院港澳办，因为香港还有10年就要回归了，我工作到退休年龄前还赶得上全过程。1987年底就去了，1988年1月正式上班。
高渊：当时鲁平在港澳办？
陈佐洱：对，我去港澳办跟鲁平很有关系。我在中新社总社的时候，宿舍对面就是鲁平的家，他当时是港澳办秘书长。有时候我去他家串门，就认识了，他也知道我怎么接待台湾记者，就向港澳办党组推荐了，请党组书记李后专门来考察我。
我去了之后，是一个处级干部，没有具体职务，在基本法草委会秘书处工作，实际上负责秘书处。几个月后，任命我为副司长。
英国“玫瑰园计划”投入过于巨大，倾尽香港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50亿港币。还要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高渊：第一次参加中英谈判是什么时候？
陈佐洱：是1990年下半年开始的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一直持续到1991年。当时，我先后担任港澳办一司副司长和司长，这个司负责经济事务和调研工作。
这项谈判起初是由中英双方派出专家组、政府工作小组出面谈，英方谈判组长是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次官伯恩斯，相当于司局级，跟我对等。这是我第一次担纲谈判首席，不敢有丝毫懈怠。
高渊：当时，为何中方反对港英当局的建设方案？
陈佐洱：香港原来的启德机场地处人口稠密的市区，中方在80年代就建议港英当局择址建设新机场，但对方并不积极，可能不想种了树让后人来乘凉。
但到了1989年后，英方处心积虑“光荣撤退”，抛出了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主要就是建设机场和港口。
这个计划最大的问题是，投入过于巨大，可以说是倾尽了香港的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区区50亿港币。不仅如此，还要不封顶地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对此，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建设香港新机场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高渊：和伯恩斯谈了几轮？
陈佐洱：和他谈了两轮，地点都在北京，但双方分歧严重，没有谈成。分歧的焦点是，英方坚持认为，就跨越回归的重大事项和中方磋商，会损害英国对香港的有效管治。所以，虽然双方谈判人员都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大原则定不下来，协议依然遥不可及。
伯恩斯人高马大，一脸营养和修养都很好的样子。他有一次以近乎恳求的口吻跟我说：“后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孩子们都会回到伦敦，我们能不能互相让一点，让我回去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一天。”我当即表示会尽力，但遗憾的是，没能缩小彼此的分歧。
高渊：怎么打破僵局呢？
陈佐洱：到了1991年6月，双方提升了谈判级别。英国派出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中方是鲁平，他当时已经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作为鲁平的助手参加会谈。
柯利达是从第三国绕道来北京的，保密做得很好，钓鱼台国宾馆见不到一个记者。他是位瘦瘦高高的老者，开谈前他用冷峻的目光直视鲁平，一语不发达几分钟。鲁平也是高手，迎着柯利达的目光相视而坐，也一语不发，直到对方收回目光。
高渊：无语对视更考验谈判双方的心理吧。
陈佐洱：谈判是一门学问，讲究以逸待劳，使对方疲劳或不适。这次，柯利达带来了新方案，同意就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项听取中方意见。这是谈判前提的重要转折，中方当即也作出让步，接受了英方提出的为特区政府留下250亿港币财政储备的建议。
我遵照指示，立即动笔起草协议草稿。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中方的坚持，协议名称定为《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这“及有关问题”五个字是有深意的。就是说，从今往后，过渡期里但凡跨越1997年的事项，中英双方都要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这样就把英方制约住了。
其实，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较量中，一共就达成两个协议。一是广为人知的《中英联合声明》，第二就是这个新机场备忘录。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不仅解决了新机场建设问题，更为后来的谈判定了基调。
高渊：谈判完成后，中英双方是怎样的心情？
陈佐洱：都很高兴。鲁平连夜写了一首“卜算子”，最后一句是：只见青遍柳树梢，方晓春之到。柯利达也第一次露出笑容，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外交家。令人感慨的是，据说柯利达爵士的晚年生活艰辛，得了糖尿病，还失去了双腿，和老伴居住在伦敦租来的公寓，没有人看护照料。
港英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会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600多万香港老百姓啊！
高渊：中英谈判中，你经历的最跌宕起伏的谈判是哪一次？
陈佐洱：我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后，就常驻香港，在香港回归谈判的最后阶段，代表中方主谈了除法律适应化以外的几乎所有议题。
要说最跌宕起伏，还是财政预算案编制谈判。
按香港的惯例，每个财政年度从当年的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97/98财政年度将跨越香港回归，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编制。而且，由于财政政策有连续性，之前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也应由双方合作完成。
英方却想独自把握，以配合其“光荣撤退”方案的实施。所以阻挠中方参与预算案编制，还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地做大开支粉饰政绩。中方为了给未来特区留下一个好家底，坚持要在预算案编制中发挥应有影响力。
在这过程中，我个人多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可以说终身难忘。
高渊：在谈判中，你那句“车毁人亡”曾在香港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陈佐洱：对。背景是这样的，从1995年3月起，中英启动专家小组会谈，首要议题是中方必须参与95/96和96/97预算案的编制。一开始，英方明确反对，表示要到1996年才会就预算案咨询中方。当时，曾荫权是英方组长，我是中方组长。
经过4轮艰苦谈判，英方终于作出让步，首次允许中方旁听高层资源会议，并就重要资源分配问题与中方讨论。但我们参与得越多，发现其中的问题越大。
1995年11月，港英政府社会福利署署长冼德勤发表公开演讲，表示要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当时已连续5年以27%的增幅增长了社会福利开支，居然声称还要按此增幅再干5年。
对此，中方认为，应该在财政稳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不断提高社会福利，而英方的做法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中国香港基本法规定，是在给即将成立的特区政府埋钉子，哪个政府吃得消这么高速的刚性的福利增长？
高渊：当时具体场景是怎样的？
陈佐洱：那天，中外记者照例围在钓鱼台国宾馆7号楼门口，然后尾随双方代表进入谈判大厅。等双方坐定后，我用手指轻轻弹了弹话筒，开始发言，表示不赞成港英当局的赤字预算，更不赞成用这样高的速度持续提升香港社会福利。
我打了个比方，“港英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会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600多万香港老百姓啊！”
我的意思很明确，这种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企图在一日内把所有好事都完成的哗众取宠做法，要么是居心不良，要么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我这番开场白暴露了英方临撤退前卖好又埋钉子的一个阴谋，英方专家组始料未及，现场气氛迅速凝固。
当晚，香港总督彭定康亲自出马，率领一众高官隔空对我发起声势浩大的攻击。他把我形容他驾驶“高速赛车”，偷换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机”，称“香港的社会福利开支完全是香港事务，中国任何官员都无权理会！”甚至造谣称中方“把所有福利开支计划削减得体无完肤”，“港人对此决不受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