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大家晚上好，我们班讨论的题目是如何看待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因为上节课已经有老师进行了深入讲解，因此今天我们不想和大家过多的探讨很专业很理性的东西，我们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感性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大学生，我们对平时所接触了解的东西的观点和看法，没有查阅很多的专业资料，所以可能会不够严谨有局限性，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能够抛砖引玉，引发大家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这才是重要的。
关于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大家肯定深有体会，因此这里我就不再说明。首先，我认为应该辨证的看待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完全公平的收入分配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人分配不公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保证经济质量的方式。但为什么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在我们国家那么明显，而以剥削见称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不明显呢？我认为这就是是一个程度问题，发达国家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公没有我们严重。关于我国现阶段由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矛盾，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里先谈一点，还一点我们会在后面提到。就是收入分配不公是经济发展初期的一个必然现象。比如说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在他们早期的发展史中，都经历了这种阶段，贫富差距悬殊，少数人拥有社会的巨额财富。比如说美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也非常黑暗，大家熟知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创造了很多大家熟知的财富神话，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这些财富神话的背后是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很多人甚至饿死，可以说那是美国自由经济史上最不公平最黑暗的时代之一。还有英国著名的圈地运动，让多少农民沦为无产者，无家可归只能涌入城市成为资产阶级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圈地运动的本质是血腥残酷的，但我们承认他是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必经之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样，我们的经济发展从一个接近崩溃的边缘起步，短时间内快速发展，和发达国家早期的飞速发展具有一定的类似性，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少数人掌握了社会的大量财富。因此出现这种问题，仅仅归咎于制度和腐败，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发达国家在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在看到他们现在光鲜亮丽的表面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曾经的血泪史，而现在的非洲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同样是严重不均衡。我们的政府在政治改革上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存在问题，在政治改革上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但这应该是一个共同努力的过程。我认为由两个重点，一个是共同努力，也就是说如果光是我们提出意见，政府不予采纳，改革也就成了空话。而如果要是政府积极改革，我们不提高相应的素质，不能忧国忧民积极参政，那么制度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就像法律，再完善的制度，如果我们不懂法没有法律意识，那么法律也就是一纸空文。这是共同努力，还一个是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是一项长期渐进的任务，必须摸着石头方可安全过河，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都会弄巧成拙甚至前功尽弃，就像温总理说的，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十三亿，都是大问题。西方国家尚且用了那么久才形成完善的制度，我们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制度的完善就更不是朝夕之功。因此说了这么多，表达的就是一个意思，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以慈悲为怀，本着宽容之心为政府打分。并和政府共同努力，积极配合完善我们的制度。而不是用极端方式破坏社会和谐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只会让情况更糟，没有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永远是一个梦想。
这里不讨论国家应该怎么做，既然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短期内无法改变，我们就不应该对社会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成效报太大希望，而是更应该反思作为社会单独的一份子，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去面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事实。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刚说到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比西方更为尖锐，我认为国人不成熟的财富观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矛盾。这种不成熟不仅仅是大众阶层的不成熟，还包括富人阶层的不成熟。我们对富人一掷千金的奢侈性消费早已司空见惯，而整个社会对财富的追捧也到了惊人的地步。富人炫耀财富，穷人膜拜或仇视财富就是我们的社会现状。这也从客观上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精神文明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比如说财富观。我觉得财富观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究竟怎样的财富观才算正确并没有标准答案。我谈谈我们的理解，先说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看待财富。首先我认为追求财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有时候钱可以给我们安全感，可以满足我们的生活需要，但是我们在财富面前应该保持自己的气节，就像儒家的财富观所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再有就是应该以主人的姿态来追求金钱，也就是说就算我是穷光蛋，在追求财富的时候也要保持自己的风度和尊严，而不是沦为钱的奴隶。这种风度和尊严在外在面无法确保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在精神层面予以肯定。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生活干一些很脏很累的工作，可能外在面不得不向生活屈服，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精神面的自信自尊和自豪，不能像生活低头，承认自己在金钱面前是弱者。套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战略上藐视人民币，战术上重视人名币。而富人应该怎么看待财富，我也谈谈我们的看法，就是不能说要求他们像盖茨陈光标一样捐出自己的身家，但最少应该学会感恩，感恩上苍，感恩社会，感恩国家，这种感恩应该是发自心底的，而不是以捐款数量来衡量的。捐款是形式不是目的，感恩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有的人捐款只是为了应付舆论或者是扩大影响，这样的话捐再多也不能说明什么。有了感恩之心就不可能会炫富了，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说，富人们既然已经拥有了财富，就不应该再像普通人一样把它看得太重，就像李商隐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个人越是看重什么，往往他内心深处就越缺什么。我认为富人炫富无非有两种解释，第一是他的内心深处不够自信，认为自己的价值需要用财富来证明，或者是认为自己的财富还不够多。第二就是他有了足够财富后，生活一下子没了追求，不知道该干什么才能让自己快乐，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只能靠炫富的行为来获得满足感，填补自己内心的无聊和空虚感。既然有了良好的物质保障，就应该有更高的人生追求，要让自己做真正的富人，不仅富在物质上，更富在精神上。这种精神追求也是因人而异，可以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比如说万科集团的老总王石就两次登顶珠峰，这种生命追求就远远超出了常人的生命追求，港澳或者是国外的富豪们追求就更是脱俗了。因此，富人不是靠一掷千金来体现，不是靠开悍马，不是靠和女星传绯闻来体现，也不是靠住豪宅来体现，而是应该靠高雅的内在气质和超凡的生命追求来体现。
讲了很多，都是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不管是穷人富人，面对收入分配不公时，都应该树立正确财富观。而正确财富观的形成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作为学生，我认为阅读是一种最为便捷有效的方式。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用思想武装自己的灵魂，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用思想装饰自己的品性，做一个性情高雅的人。活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和精神寄托，有了精神信仰，我们才会知道生活的意义。有了精神寄托，我们的生活才不会空虚。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幸福，人的幸福感和物质财富绝不是成正比，很多富翁并不快乐，因为他们已经没了追求，而很多家庭虽然并不富足，但他们相濡以沫，他们的幸福源自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所以说人的幸福感是源自精神层面的，有了富足的精神生活，才能洒脱处事，活得精彩。钱没有我们想象的重要，当我们真正拥有财富的时候才知道钱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有限的，而精神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永远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事情。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时，看到这个社会的黑暗时。应该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才能拨开世俗的浮云，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找到生活的乐土，时刻保持愉悦的心境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谢谢。
如何看待我国收入差距问题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既有资源禀赋、市场竞争机制、发展阶段性等合理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等不合理因素，特别是收入分配中掺杂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不仅积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市场运行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紧迫性，遵循增进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关注行业层面的垄断现象和企业分配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注重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求，加强政策研究和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抓紧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收入差距现状
只要不是对中国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给予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我们虽然走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却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不和谐的时期。这种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鸿沟越来越深。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国际标准，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
贫富差距还可以从财产分布方面看：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 050．99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这个数字比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额为210.6亿元，人均不到22元，强了多少倍，人们不难计算。问题在于，这样庞大的居民存款是如何分布的。国家统计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则只拥有全部社会收入的1.4%。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还有专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原因
（一）历史原因
东部地区是我国近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业的发源地。工业资源、金融环境、市场体系及居民素质禀赋都较其他地区完善和成熟。国家长期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使得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现象凸现。五十多年的发展不但没缩小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相反，由于良好的经济资源、配套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原因，使得东部地区和落后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的经济状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
越来越大。
（二）经济原因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构、质量的不平衡和差异化，是造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从上海、广东、湖南、广西的情况看，四地“九五”时期GDP平均增长速度为11.4%、10.2%、9%、8.08%，上海、广东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我国二、三产业发展速度一直高于一产业，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快于农村居民。在农民收入中，劳务经济所得已占农民纯收入一半以上，各地劳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
（三）自然原因
地处沿海的发达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自然条件、基础设施较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四）政策原因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城乡之间，现行政策很多方面是不平等的，城市偏向明显。城乡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使城乡居民就业机会不均等；城市福利补贴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变相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农村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影响和限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策
（一）改变城乡分治的现状
实现城乡一体化。调整现有户籍、就业、医疗、交通等政策，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允许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农民自由迁移，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建立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取消明显的就业歧视，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构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城乡就业协调的机制和环境。
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加大对农村、农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发展环境，提高对农业、农民的财政补贴； 加大农业科技费用的投入，使其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方面起应有的作用； 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具有发展和扩大农业再生产的能力，增强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在WTO允许的范围，增加发展农业的补贴与支出，促进农业向产业化和科技化发展。
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水平。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科技投入，推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层次；搞好科技兴农工作，加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让科学技术在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上发挥作用。
（二）政府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
增强对落后地区财政政策的扶持力度。从中央对省级地方政府的财政体制、区域投资倾斜政策、区域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落后地区更大的扶持力度，激活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优势，增强这些地区吸引内外资的能力，改善本地区的财力状况。
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对中西部地区的税收返还比例，平衡东部和中西部的财力差距；完善现有所得税分享政策，提高中央财政的分享比例，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在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和补助的基础上，从东部地区适当集中财力，建立起对中西部地区的特殊转移支付制度。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
完善政策，理顺国有单位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强化预算外资金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和综合预算。对竞争性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激励与约束相对应的经营者收入分配机制和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的自我约束机制；对改制的国有
企业，加强改制过程中的产权界定、资产评估等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取消政策性保护，消除行业垄断。取消垄断行业的政策性保护，运用经济、行政手段，将超额利润收归国家财政，杜绝国有资产转化为个人财富；比照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和政策，由国家确定职工工资标准，形成合理规范的收入分配制度。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保护合法收入。初次分配国家应注重效率和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再分配注重公平和政府调节作用，减小过大的收入差距；社会成员合法的劳动收入受到保护，使整个社会的收入结构趋于法制和合理。
（四）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发挥所得税的作用。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对工薪所得等收入按年综合所得征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对个人利息等所得实行分类征税；逐步将中高收入阶层调整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发挥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上的基本作用。
开征调节收入的税种。通过使高收入者多承担税负，让国家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和转移支出筹措资金，以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和加大必要的直接收入补助方式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缩小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
加强税务征管。改变税务部门征管手段落后、征管力量不足以及有关部门执法不严、对偷税逃税打击不力的现状。加强对中高收入阶层的监管，完善该群体收入来源的监控制度，实行个人财产实名制，建立法人支付个人收入的申报制和个人收入申报制的双向申报制度，加大对中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稽查力度。
（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社会统筹比例和层次。我国社会保险缴费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的，对照国际标准，社会统筹的比例还不高。可采取逐步提高统筹比例的办法，增加社会保险的互济功能和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加强社保基金的征缴工作，开辟筹资新渠道。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社保资金的来源和筹措。要提高统筹层次，增加统筹比例，加强社保基金的征缴工作；要扩大社保资金来源：在财政支出中逐渐提高社保支出的比例，增加政府的财政拨款。国有股实施减持。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起以税收收入为主要来源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要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和社会支持。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镇，把所有城镇人口都纳入统一的社保范围，完善失业保障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避免新的城镇贫困人口的产生；在农村，深化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一张覆盖农村居民的社保立体大网。使社会保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资料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中国41.1%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基尼系数已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国际公认的标准则是，基尼系数高于0.4，则表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一是中国地区、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二是职工、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即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占比重过低；三是在国民宏观税赋水平增加的同时，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种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增长缓慢。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高储蓄率将持续迅速创造财富，但是中国财富流向过于向政府集中，导致居民本来就不高的收入还必须承担一部分公共服务费用。收入差距悬殊正在成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
中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无论是社会的文明还是社会的和谐，都需要全民共同富裕。理想的目标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型”结构，其稳定性要远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结构。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称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为总人口的23%左右。壮大中产阶层的队伍就要提高全社会总体工资水平，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扩大就业，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看到通向中产阶层的畅通渠道。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的调整作用，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消费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