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书法优秀作品1
隶书书法优秀作品2
隶书书法优秀作品3
隶书书法优秀作品4
隶书书法优秀作品5
隶书的出现及演化
隶书的产生，有传说为程邈所创。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任何一种代表性书体的产生，不可能凭空出现，不可能是朝夕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能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的渐变，逐步成型；至于某个人的贡献，一般只是综合整理、集其大成。
关于隶书的产生，有传说为程邈所创。程邈是秦朝的一个徒隶，因得罪秦始皇，被关监狱，他觉得狱官的腰牌用篆书书写很麻烦，就化圆为方，创出一种新书体。秦始皇看后很欣赏，不仅赦免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规定这种字体以后在官狱中使用。因为这种新书体起初专供隶役使用，而程邈又是徒隶，所以被称之为隶书，或谓佐书、佐隶。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任何一种代表性书体的产生，不可能凭空出现，不可能是朝夕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能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的渐变，逐步成型；至于某个人的贡献，一般只是综合整理、集其大成。隶书如此，楷书、行书、草书等的产生过程，亦是如此。
考古实物资料证明，战国至秦代的简牍墨迹，简化的和草化的篆书已然司空见惯，笔画减少，字形有长圆变为扁方，除上述“纯隶”之外，很多字的收笔开始出现捺脚波磔，称为“秦隶”（有“秦隶”之名，以区别于成熟期的汉隶，汉隶又有所谓古隶及八分等称谓，不必细分）。长沙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汉简等大批墨迹书法，已有明显隶意，此则不但展露了由尚带篆意的浑朴的古隶如何演化到劲秀洒脱的标准汉隶的这一过程，真切地领略到了汉人隶书的风采。战国末期至秦间，隶书虽已露端倪，在民间也已使用，但隶书独立地占据统治地位，却在两汉，尤其在东汉，汉桓帝（147至167年）至汉灵帝（168至189年）间，当为隶书的全盛期。
隶书的产生，同后来的楷书、草书的产生一样，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倘若从文字史的角度看，隶书的出现，结束了以前古文字的象形特征，跨进了书写符号化的疆域。从书体史上观看，隶书则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书体演化的一大关捩。隶书的用笔，突破了篆书用笔单调的束缚，点划分明，方圆相济，轻重有致，尤具代表性的主笔捺脚——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此外，汉隶的雄强朴茂之风格，正从一个侧面反射出大汉帝国的壮阔景象。可惜，如此精彩纷呈的艺术，它们的创造者们，那些当时书丹的书家们，没有留下姓名，连相关的史料记载也少得可怜。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树碑，当然是正经事，所以其书法风格庄重肃穆，当在情理之中。而汉简墨迹书法，则殊有不同之处，虽然也不失其谨严大度，但是毕竟随意些、自然些，于是，便可以真切地看到了汉人隶书的真面目，揣摩书家当时落笔时章法、结体以及用笔、用墨的诸般奥妙。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这些汉简墨迹中，已经有了成熟的章草书和类似楷书、行书的东西，这则透露了魏晋楷书和晋人行草的消息。
除了这些珍贵的墨迹实物之外，汉隶中最具价值的，莫过于大批的东汉碑刻。
西汉碑刻如《五凤刻石》，与当时简书面目相仿佛，逮及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彼时树碑之风甚烈，加之写手之层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华山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各臻妙绝。
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隶书仅就一种书体而言，在东汉获得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期。汉代实在是中国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黄金季节，尤其是隶书。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除了作为主宰的隶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汉代篆书也有所发扬，如《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太室石阙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碑碑额，亦篆亦隶，开装饰风一路。至于《祀三公山碑》则尤独特，篆而参隶，峭拔奇耸。
另有一些刻石和砖刻，如《公羊传碑》、《“急就”砖》等，亦引人注目，它们在为研究书体演化提供旁证的同时，还给以启示，出自民间书家的书法，其质朴不雕、天真率直，于法度谨严的传统之外别开生面。砖刻之外，汉代瓦当亦是中国书法史的珍宝，诚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云“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隶书是书法艺术中的佼佼者，更具体现书法艺术之真谛，也可谓是引领书法艺术的急先锋。《宣和书谱》这样论述：“字法之变，至隶极矣，然又有古焉，自楷法则无古矣”。其充分肯定了隶书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性，正可谓承上启下，非其莫属。
追溯隶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便使更清晰的明了隶书的未来趋势。穷则思变，变则通，不变则亡矣。然而总有些人在做螳臂之举，泥古不化。殊不知，早在西晋，就有成公绥先贤在《隶书体》一文中作了精辟的论述。
“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尔乃动纤指，举弱腕，握素纨，染玄翰。彤管电流，雨下雹散。点折拨，掣挫安按。缤纷络绎，纷华灿烂。絪緼卓荦，一何壮观”。从这段精彩的描述中，不仅告诉了笔法、结体、章法、墨法等书法要素，看到了创作中的风姿，一张一弛，充分显现了丰富多变的隶书的造型之变化。其实早在成功绥之前就有隶变之说，《夏承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相传为蔡邕所作，究其艺术思想在其《释海》一文中写道：“且我闻之，日南至则黄钟应，融风动而鱼上冰，蕤宾统则微阴荫，蒹葭苍而白露凝。寒暑相催，阴阳代行，远极则化，理乱相承。”它用宇宙万象的变化发展来映照变化，书家能否以创造行为及其所作书法形象，充分体现自然之力，自然之象。
书法艺术是造型艺术，是极具抽象的艺术形式。如何运用极具抽象的书法艺术形式去表述扑朔迷离的心理活动呢，这就是书法艺术的创作过程及要素。那么怎样理解或诠释这种过程呢，不妨换位思考，用欣赏者的角度去杜衡。如何欣赏书法艺术呢，成功绥在《隶书体》说道：“或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怒，良马腾骧，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郁若宵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漂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
在成公绥的《隶书体》中不仅看到了创作时的神情，同时也领悟了欣赏时的情感。从中或多或少的明了了如何去创作，那就是用“性情”去抒写书法，由此怎样运用“性情”去书写，尤其显得重要了。
纵观历代先贤的艺术实践，碑刻墨迹无不浸淫着如何运用“性情”去挥写的课题。性灵说也好，移情说也罢，方方面面，面面方方都在为如何挥运“性情”或“性情”挥运上，探索着，实践着。
书法艺术是有着浓郁的感召力的艺术形式，充分显示个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以精熟的书写技巧，用志于性情，诠释着性情。
书法艺术本身是没有感情可言的，只有书家以饱满的热情、亢奋的激情，去注入、创作的结晶，其作品才会赋予鲜活的生命情感。不在形质上恪守法度，而是借挥运书写抒发书家的个人情感。如何显现情感，首先必须明确书法艺术的“远招万殐，截成一面”这一基本原则。确实从万殐的事物中认知、感悟，积淀种。种形质、意、理、趣等，形成自我的造型意识，更深的体现万殐的意趣功用，体、势、情感、性情等。
徐渭的“反秩序、反统一、反谐和”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艺术理念，其书法形质与常人就有着很大的歧义，和“未备骨气”的赵孟頫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与鲜明的对照。书法艺术是抽象的，是空灵的，然而一旦书家赋予其骨、肉、血、气，书法艺术便有了生命。隶书一体在书法艺术诸体中，是最易于变化及易于赋予生命的书体。任何一门艺术，，只有创作者超常的创造力，才能有奇特的艺术功效。草书最能展显书家的性情，这是众所周之的。然而隶书既不同于草书的体式，确有着草书样的功用，甚至有的书家把隶书写的比草书更具性情的展现力。
隶书可以加大张弛力度，笔画的粗细强烈对比，阴阳互惠显明，参差关系明朗，是自我宣泄与创作的最佳书体。隶书不同于草书，但是可以融会草书的狂放以及极为张扬的个性。
隶书的变体造型，无不昭显传统文化的精粹。阴阳说、性灵派等等都在极尽能事的诠释书法艺术。然而最有说服力的更是我国所特有的哲学“和”，一个和字涵盖了儒道释的全部精髓。在人们的思想上“和”似乎是玄而又玄的，那么怎样才能更好更完备的注释“和”呢。我国的“秤”应是最具说服力的佐证。我国先民是聪慧的，一个秤盘，一个秤杆，一个秤砣简简单单就秤尽了世之万象。“秤”同时也给书法艺术添加了强有力的注脚。特别是隶书在变体过程中，更是体现了“秤”的无限功用，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秤毫是秤的关键部件，那么在隶书的变体中始终应当把握，隶书的“秤毫”就是横平竖直这个基本原则，只有遵守了这个基本原则，隶书的变体才能得以成立。
隶书的变体造型，不仅只局限于表面现象。只所以称之为现象其只是一种形式罢了，还不完全具备书法艺术的功用。那么怎样使隶书更具内涵深邃、境界高超、面目一新呢？出路只有一条，在传统书法艺术中去探求，在我国的哲学体系中去寻觅，在“和”中去领悟，在“秤”里去探究。至于如何去做应是因人而异，“条条大道通罗马”只要不懈的努力，用心去做，就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赋予时代感的艺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