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用到过事迹吧，事迹可以起到引导良好风气、推动工作、激励后进的作用。我们该怎么拟定事迹呢？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最新4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反邪教战线这是一个特殊战线，战斗在这个战线上的每一个同志，都有着不平凡、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做了哪些工作，他们付出了多少，是如何付出的，鲜为人知。屈申作为他们中的优秀代表，通过他的事迹，将这些战斗在反邪教这一特殊战线的人们的那种敢于不畏邪恶、不惧恐吓，勇于战胜一切困难；把邪教人员当亲人，“挽救一个人就是挽救一个家庭”的默默贡献的精神风貌展现给全国人民、世界人民，可歌可泣！
对于邪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是反邪教中的一项全新的、困难之大无法想象的工作。邪教把人变成“鬼”，教育转化工作者要把“鬼”再变成人。这个过程之艰难谁都无法想象和预料。而且，每一名邪教人员因为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家庭环境、接受教育程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不同，教育转化工作也得因人而异。更何况，需要教育转化的对象，大都是邪教痴迷人员。这些人都受到邪教的严重精神控制而成为了邪教的“棋子”，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行为上，都“言行一致”的听从听令于邪教教主及邪教组织的指挥、操纵。对于这些人的教育转化，需要的是“斗智”，而不是“强攻”。
屈申同志之所以能在20xx年的教育转化工作中转化了300多名痴迷邪教人员，就在于他在工作中能够因人施教、因人施策，并且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转化痴迷邪教人员的工作方法。
正如上所述，做邪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是把“鬼”变成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邪教人员来说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对于教育转化工作者来说，需要的不仅是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责任感，而且还要有对邪教人员如亲人的热情和温度，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屈申同志就具备上述这些品德和素质。因此，他战斗在反邪教教育转化工作岗位上才会无坚不摧、战无不胜，再痴迷的邪教人员在他的教育帮助下都能从“鬼”变成人。
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大篇幅对屈申同志事迹的宣传报道，是对全国反邪教战线默默工作的同志的成绩的充分肯定，从一定程度上讲，开启了我国反邪教工作进入“新常态”——从隐蔽走向公开的新局面。而这，表明了党和政府对开展反邪教工作的自信。
反邪教工作是项艰巨、复杂、长期的工作，需要千千万万个像屈申这样的“反邪教卫士”继续为之奋斗和奉献。
屈申的事迹是平凡的，屈申的事迹又是感人的、催人奋进的。我们反邪教战线的同志们应该向屈申同志好好学习，并且向“反邪教卫士”屈申同志致敬！
那是大约20年前的一天。山路边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她手里拿着镰刀，身边放着一个破草筐，呆呆地望着另一座山头。张桂梅看见了，走过去问她:“你怎么了？”女孩回答:“我想读书，但是家里没钱，给我订婚了，收了彩礼要让我嫁人。”张桂梅找到女孩的父母试着劝返，说:“你们只要把孩子交给我就行，学费、生活费都不用你们管了。”可即使这样，女孩的母亲仍坚决不同意孩子回校读书，甚至以死相逼。张桂梅无奈，只好把女孩留了下来。
怎么样才能救救这样的女孩子呢？这个难题久久萦绕在张桂梅心头。
当时的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出了名的“好老师”，还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是数十名孤儿的“妈妈”。
当老师，张桂梅发现“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们不读书的理由多种多样:为了给弟弟交学费，姐姐被父母勒令退学回家干农活或外出打工；因为收了彩礼，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要准备嫁人了。当“妈妈”后，张桂梅又了解到儿童之家孩子们的身世，他们的母亲有的因杀死家暴的丈夫而获刑，有的因落后、错误的分娩观念而死亡，留下孤苦无助的孩子。
“培养一个女孩，最少可以影响三代人。如果能培养有文化、有责任的母亲，大山里的孩子就不会辍学，更不会成为孤儿。”一个现在看来依然有些“疯狂”的想法在张桂梅心中越来越清晰:“我想为这些大山里的女孩建一所免费的高中！”
为了这个“疯狂”的梦想，她开始四处奔走筹款，风吹雨淋，被冷落，被唾骂，却只筹得一两万元。直到2007年，张桂梅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赴京参会期间，一篇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采访报道让更多人理解了张桂梅的女高梦。
2008年，在中央和各级政府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华坪女高首届共招生100人。她们大都来自山区，多数没有达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还有一些孤儿、残疾学生、单亲家庭学生、父母残疾的学生和下岗职工子女。但只要是女孩，只要还想上学，华坪女高都向她们敞开怀抱。三年后，她们中有96人坚持到最后参加高考，全部考上了大学。自2011年有首届毕业生以来，学校综合排名连续10年位列丽江市一区四县榜首。
华坪女高的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早上5分钟洗漱完毕，10分钟早读到位，出操1分钟站好队，学生出入教学楼、去食堂、回宿舍几乎都是跑着的。
张桂梅比学生起得早，一个人摸黑爬四楼，把走廊的灯全部点亮；学生跑步的时候，她就在队列边紧紧跟随；学生打扫校园时，她已经第一个来到校门口，拿着扫把和铲子等候。她还总是举着小喇叭喊:“快点儿，快点儿！别掉队！磨蹭什么？”
为什么要把学生在校时间安排得这么满、这么紧？原来，女高的作息时间与其他高中都一样，学生下了课就聚在一起玩耍聊天。可女孩们的话题总绕着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和那个被大山圈起来的小小世界。
必须用一个更大的世界，一种更广阔的精神，将女孩们的心灵充实起来。
华坪女高学生普遍入学基础差，高中不仅要学新知识，还要补之前落下的课；更重要的是，必须让她们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先进，什么又是现代化。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一切，不多付出一些、不严厉一些能行吗？
于是，张桂梅不得不化身“爱骂人的张校长”。10分钟早读到位，5分钟打扫校园，她用一个个严苛到分秒的要求，改变着这些女孩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
但华坪女高的学习生活时间安排得再紧张，也从不占用音乐课，与一般高中相比，学生唱歌、跳舞的时间还要多很多。
每天上午10点，是女高雷打不动的红色课间操时间。20分钟里，孩子们先集体背诵《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再唱跳《红色娘子军》等革命歌曲编成的健身舞。2020年，张桂梅听说城里的孩子都在跳“鬼步舞”，也让女高的学生学着跳:“‘鬼步舞’有一个好处就是快，‘快’对她们有帮助，可以提精神”。
回忆起在女高唱过的歌，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黄付燕说:“那时候日子是苦的，精神是满的。”
女高的学生不留长发，不打扮，她们却总能让张桂梅感到美，感到骄傲。“这个社会里，男女是平等的，女人不是靠妖娆来过日子的，我们要凭着自己的本事和本领过生活。我不希望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希望她们能在庄严中透露出一种美，一种精气神。”张桂梅说。
2020届女高毕业生又取得了好成绩。张桂梅却并不满意:“今年高考成绩比往年好一点，一些指标无论在华坪县还是丽江市都排在前列，但与一些大城市相比仍存在不足。”
有人劝她知足，张桂梅却回答说:“我不能知足，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学生有潜力。”
山里的女孩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办学十多年来，华坪女高已经把上千名毕业生送进大学。她们之中有曾因厌学、贫困、偏远而造成的辍学生和落榜生；她们之中有人只因为是女孩，从出生到长大，爷爷奶奶从没与她说过一句话。但如今，她们考入了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学府，她们读研、读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闪闪发光。
她每年都在鼓励女孩们考上更好的学校，她对这些女孩有更高的期待:“我对她们的期望是什么呢？不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我希望她们变得更强，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2年来，张桂梅的每一天从清晨的教学楼巡视开始。5点30分，张桂梅打着手电筒，将5层教学楼的楼道一一点亮，早些年，她要赶走因为没有院墙而进入学校的蛇和各种小动物，低飞的蝙蝠会划破学生的脸。她站在二楼，手持喇叭，催促学生跑步进教室。
她希望顺时针转的每一分钟都能逆转贫穷。
她记得调任云南华坪县中心学校教书时，第一次目睹贫穷带来的苦难：有学生没钱置办衣服，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还有家长来教书费，拼拼凑凑在桌上洒了一把，最大金额的5角，总共不到50元，“我就这些了，有了还给你送来。”
张桂梅常自掏腰包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中长了一颗2公斤大的肿瘤。
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张桂梅走了40分钟。为带好毕业班，张桂梅坚持上课，把学生送进考场再住院。有一天，张桂梅突然喘不上气，有老师顶着风雨为她找氧气袋。有学生家长在山里采野灵芝，用机器磨成粉，拌在饭里送给她吃，还有学生去山里采摘野核桃给她。
山里的妇女们为了给她治病捐款，10元、5元……县长对她说，我们这个地方再穷，都会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这儿了。”张桂梅说。
20xx年，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让张桂梅担任院长，丈夫去世、无儿无女的张桂梅答应了。她发现，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有杀死家暴丈夫获刑的母亲，有因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这让张桂梅意识到，贫困的女孩成为贫困的母亲，贫困的母亲又将养育贫困的下一代，“恶性循环一直存在。”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张桂梅发现，总有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去大山里找，发现很多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了。有一次，张桂梅在家访途中，看到一个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远处看，她上前询问这个女孩在想什么，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说自己想读书，但妈妈让她嫁人换彩礼。张桂梅很气愤，去女孩家里试图说服她的家人，费用她负责，但没有成功。那个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样子一直刻在张桂梅脑子里。
张桂梅想创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但20xx年，这个想法在不被当地教育部门理解，“什么时代〔〕，还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资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个实验室，最便宜的生物实验室“就要五六十万元”，大家觉得张桂梅“太天真”。
王秀丽觉得，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她70年代出生在华坪县城，从小家里吃的。是大白米饭，有一溜儿的玩具，没吃过什么苦，直到跟着张桂梅去家访，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说的贫穷。
深山里头，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不知道怎么花，家里的男人们就拿去买酒喝，房子边上的酒瓶垒得比屋檐还高，白日里口齿不清醉醺醺，女人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烧点苞谷，烧点洋芋，混着发霉的米饭，一顿顿吃下去。
也不仅仅是贫穷。一个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来，她和爷爷住，七十多岁的爷爷还做着石匠的工作，家里破败。小姑娘要高考了，叔叔打电话让父母回来一趟，王秀丽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亲的衣角，笑得十分开心。但是母亲神情僵硬，不知道该怎么和多年未见的女儿相处。王秀丽也有一个女儿，她觉得难过：母女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从这个家离开之后，王秀丽心里憋闷，下车步行了一段时间，天色将暗，天气寒冷，她想，如果读了书，这个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复母亲的命运：早早嫁人，生养一个女儿，却不懂得如何去爱、去教育她。
那时，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收来36个孩子，女孩多于男孩。华坪县产煤，一些男孩因为矿难成为孤儿，但女孩们大多是被丢弃的。张桂梅生于1957年的黑龙江，家里有6个孩子，她是最受疼爱的小女儿。但在华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婴们，“就是你丢了我拣”，辗转来到孤儿院。
孩子背后的母亲，遭遇也是惨烈的。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来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进了监狱服刑；离开丈夫和一双女儿的女人，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却被追来的丈夫杀害；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在家用土办法接生，产后大出血，她想见丈夫，但是婆婆不让，觉得晦气，最终女人遗憾离世，丈夫终日买醉，犁田时死在了田里，留下一老一少。后来张桂梅才知道，这位婆婆，一辈子没下过山。
同时，张桂梅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班主任。云南一共26个少数民族，华坪县就有26个，民族中学的女孩们多来自大山深处，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就进山里，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们。有时候敲门，介绍自己是老师，屋里有动静，却没人来开门。家长们怕她把女孩们领走，家里没了劳动力，反正国家给补助，生活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反正也饿不死”。
从年幼到后来成家，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直到进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最初，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
但在去家访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辍学的女孩。遇到过一个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说，走，跟我去读书，同行的人说，你是不是疯了，看见人就要人去读书。张桂梅执意，走，跟我去读书。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张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个小包包，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当粮食。
“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们啊。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见世面。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你自己却这样？”家访的时候，她会问家有多少人，有多少亩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挂果了，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么，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女高），并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觉的，并不是。”11月，在她的办公室里，张桂梅提起往事，依旧有些激动，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方便她巡逻，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她也承认，这种投入和回馈，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20__年，女高创办一学期后，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走了9个。张红琼是留下的老师之一，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的人大多是因为吃不了苦。”
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要想出成绩，学生必须要“苦学”，老师更要“苦教”。她面试张红琼时，反复对她强调，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张桂梅看她们瘦弱，摇摇头。
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学校面临崩溃。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发现，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会后，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所有党员都哭了。
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虽然在教学中有一些红色教育，但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要想留住老师，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献精神。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毋宁说，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张桂梅：“在女高采取红色教育的模式，是和个人的坚定信仰有关，还是这是最适合女高的一种培养模式？”
她说：“两者都有。”
从效果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在张红琼的回忆中，这次会议之后，张桂梅开始带领老师们唱红歌。每天下午五点半，学生们在吃饭，老师们在党旗下集体唱《红梅赞》，这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曲。她一句一句教给老师，“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最初，张红琼觉得很尴尬，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唱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来慢慢进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觉得奇怪了。“学生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甚至会跟着唱。我们老师学生随口哼出来的都是红歌。”她说。
张桂梅在日常的每个环节渗透红色元素，力图在女高构建出一片红色净土。她不允许老师学生听流行歌曲，学生去食堂吃饭时，她把手机放在小喇叭旁放红歌。音乐课上大部分时间也在教唱红歌，课间操时间则是红歌会。
20__年11月4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女高学生列队集合后，先集体朗诵《卜算子·咏梅》，然后大声喊出口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热身环节结束后开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赞歌》，这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第二首是《红色娘子军》。此前还曾跳过《南泥湾》和《红梅赞》。这些歌曲都由张桂梅精心挑选，旋律由专人改编后节奏感很强，既有年代感也有时代感，再请专人以此设计出系列动作。今年，为了让学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轨，在跳第三套操时，张桂梅特意选择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乐是近几年的广场舞金曲《山里红》。这种舞蹈节奏感很强，整个场景看起来大型蹦迪秀，有一种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从20__年开始，每周一的课间操新增了宣誓环节。党员老师要宣读入党誓词，学生们则重温入团誓词，然后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学期开学时，全体师生要抄党章。每周六上午有一节思政课，由张桂梅亲自执教，最长时可能持续2~3小时。课上，她会讲自己最爱的江姐、赵一蔓和红军长征故事，不断强调要学习红军的吃苦耐劳精神。每周日晚上七点半，高一学生要去阶梯教室看红色电影，既有经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禄》，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国》。除电影外，还会每周追剧，让20__级女高学生陈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击队》，“当时每周看一集，我们都边看边哭。”
红色信仰还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于整个校园。最初，教学楼里有一面手绘党旗，后来在新建的足球场上新增了一面“巨无霸”党旗，旁边立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非常壮观，站在这里你会很震撼，这么大一面党旗，你站在下面，想说句脏话都不可能了。”张红琼这样感慨。
和学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地理老师张红琼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习，她要五点多起床，脸来不及洗就骑车赶往学校，中午11点下班后，吃个饭，12点就要回来，下午课从2点开始，五点半结束，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6点继续上晚自习，直到11点半，天天如此。张桂梅要求，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
在女高，老师结婚、怀孕都不是偷懒“摸鱼”的理由，想请长假很难，建校至今，没有一个老师成功请过长假。20__年，张红琼怀孕了，但还要管全校卫生，早晚和学生一起扫地。为躲避扫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门，张桂梅就批评了她。对此她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就有点冷淡了。后来孩子一岁多，我就主动和张老师申请当班主任，她说，你是一个老师，不能为了家庭就这样松懈，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能力体现出来。”
有人问张桂梅，为何女高学生基础差，老师年轻，高考成绩还那么好？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们能吃苦，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教育。”
20__年，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学习女高精神”，在全县推广女高党建工作的经验，要求其他学校校长每学期都去女高听张桂梅讲思政课，向女高学习教学管理经验。
但胥国华也坦言，女高的模式复制不了，能学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师一样奉献得那么彻底，其他学校老师很难做到。”
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华坪一中学习女高，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要给学生义务答疑。虽然不算作课时工作量，但和上课一样严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旷课，进行处罚，“结果收效很明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他说。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便很快放弃。
在9名老师陆续走后，张红琼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满了药瓶，她正费力地往身上贴药膏，很受触动，也很羞愧。“张老师自己身患那么多种疾病，仍在为大山里的孩子坚持，我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她，我于是想跟着张老师再坚持一下。”她这样说道。
实际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张桂梅丈夫早逝、没有子女、没有房和车，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她事必躬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
张桂梅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作为旁观者，华坪一中的老师对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军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条红色教育的模式来统领全校，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贯穿高中三年学习的全过程。而能够将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灵魂人物，就是张桂梅。
一个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张桂梅之后，谁来执掌女高？63岁的张桂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身体状况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20__年初，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今年春节，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记者在询问华坪县教育局、县政府领导后发现，对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