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耳，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晋国国君晋文公，生于公元前697年，卒于公元前628年，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与齐桓公齐名，为春秋五霸之一。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左传里最经典的篇目【最新3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烛之武退秦师
左丘明〔先秦〕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选自《左传》）
曹刿论战
左丘明〔先秦〕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遍同：徧)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谈起晋文公，不得不提的是《晋公子重耳之亡》；谈起《晋公子重耳之亡》则不得不提的是其人物形象的刻画。沈玉成先生对其评价道：“这段著名的文章在刻画人物上是极为成功的。它甚至超过了许多小说对人物的塑造，避免了类型化的毛病。后世小说中，英雄落难的题材多少受过它的影响。”
《左传》善于在列国矛盾斗争的漩涡中叙写历史人物。而重耳离开晋国逃亡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晋国内部权力斗争。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重耳开始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在流-亡过程中，重耳受到不同的礼遇，同样与当时列国之间的斗争形势有关。作者把重耳放在如此尖锐复杂的诸侯争霸斗争矛盾之中，让他从一个贵族公子磨炼成为一个有深谋大略的政治家。
文章伊始，重耳是个典型的贵胄公子，缺乏雄心壮志又毫无政治斗争观念，并且恪守致死守旧的道德观念。以至于当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派人谋害重耳及兄弟时，他仍固执己见：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重耳是懦弱的，但相对于他身为一国之子的身份而言，比懦弱更可怕的是他缺乏大局为重的观念与复国之心。逃亡至狄国，他娶季隗为妻，尔后一呆便是十二载。离开时，竟让妻子等他二十五年，这荒唐的要求反映了他对前途毫无把握的心态。逃亡至齐国，又娶姜氏为妻。他贪图一时安逸，以齐为温柔之乡，视流浪生活为畏途。说到这，便不得不提重耳在齐国的这位妻子。姜氏的韬略恐怕让男子也颇感惭愧。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位竭力付出的女性，她看出了重耳“有四方志”，但她轻小情重大局，在姜氏看来“怀与安，实败名”，她是个识大体、明大义的女子。难能可贵的是，面对重耳的不才，仍沉溺于享乐，她与子犯出谋划策：“醉而遣之”。却怎能料到重耳醒后竟要“以戈逐子犯”？悲哉！这一段写得波澜迭出，曲折生动，叙事角度几经变换，饶有戏剧性。正面描写重耳的文字只寥寥几处，却准确地传达出他的心理状态。而利用详写姜氏的言行，一方面借此鲜明地刻画了有一个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侧面衬托出重耳在逃亡过程中的心态与思想。
同样是利用这一点，在“过卫”这一段更为精妙。乡下人用土块施舍，这在重耳看来自然是恶意的嘲弄。“怒欲鞭之”正说明他不谙世事，任性暴躁，为泄一时之愤竟毫不顾及身处异国的危险处境。幸亏老练沉稳的子犯机智地扭转了局面，称其为“天赐也”这样既平息了重耳的怒火，又在潜移默化中巧妙地借此事激励他的信心。作者对重耳的随从在他成长以至于称霸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或通过人物之口间接评述，或借以具体事例直接描写。这些人物形象由此而突现纸上，却无喧宾夺主之弊，从不同侧面衬托了重耳。
重耳的种种荒谬与堕落浮现于眼前，不禁使人纳闷，这样一个毫无作为的懦夫又怎会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呢？我们不得不否认一个事实，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然而，接连不断的流-亡生活造就了他，使他战胜了怯弱、颓废，形成了坚定的意志，锻炼出老练的政治头脑和谈吐举止。重耳丰富了阅历，增长了见识，认清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确立了复国图强的政治理想，于是他的霸主性格也逐渐趋于成熟。这一转变离不开他在曹国的经历：“曹共公闻其骈肋，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这个细节极为俭省，但却反映出他在曹遭到的轻侮和鄙薄，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刺痛了重耳。
如果说曹国之亡还不足以呈现重耳趋于成熟，那么在楚国的经历无疑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楚国，楚王盛情招待他，他不为所动。在回答楚王“何以报我”这个居心叵测的问题时，他不卑不亢，随机应变，从容对答，毫无寄人篱下的卑怯之态，言吐温文尔雅，态度斩钉截铁，委婉的外交辞令中寓含着强硬的政治立场，表明他在政治上已渐趋成熟。
在秦国，他更表现得像一个泱泱大国之君。作者通过两件事表现了这一点。一是生活琐事，当怀赢为一点小事而向重耳发怒时，他不仅没有摆公子架子，而且“降服而囚”，表示谢罪。这看起来是琐碎而不足挂齿的口角，实际上正是作者刻画人物性格、心理的精彩之笔。二是政治大事，秦穆公宴请他时，他赋《河水》之诗，用河水朝宗于海表达对秦的敬意。此时的重耳不仅不贪图新婚燕尔之乐，而不惜降志辱身以求复归晋国，与从前那个鲁莽的“欲鞭之”贵公子判若两人。
从狄到楚国，再到最后的秦国，作者在动态中把握人物性格，将其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岂不妙哉？
文章后半部写重耳归国后，平定内乱，巩固统治，不如前半部有特色，但也写得生动引人。重耳归国后，千头万绪，而作者单单详写他对寺人披和头须不念旧恶，弃瑕录用一事。文章写重耳虽然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老练，但面对昔日的仇人他也禁不住怒从中来，挖苦讽刺。但是，十八年的流-亡生活使他心胸开阔，洗掉了睚眦必报的小家子气。经过冷静的思考，他终于不念旧恶，接受了寺人披的帮助。这种从大处着眼而搁置个人恩怨的故事，对于一个成熟开明的政治家是并不罕见的，但具体做法则因人因事而异。置射钩而用管仲是齐桓公，置断袖而用寺人披是晋文公，同中有异，异中见同，成功的文学作品，其巧妙、韵味也正在其间。
而就文章的艺术而言，除前文所提及的之外，还具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高超的叙事艺术。本文虽涉及的人物多，时间长，头绪繁，作者却络绎写来，繁而不乱。选材布局，繁简适当。层次之清楚，几乎无懈可击。这一点在文章前半部分尤为明显。重耳虽在十余年间先后流-亡八个国家，但作者并没有一一罗列，而是从中撷取最能表现人物际遇、性格的环节着力描写刻画。重耳在各国的经历，除了作些必要的概括交代外，重点记述一两件事。略者惜墨如金，详者描写细腻，如重耳在宋的情形只用“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一句带过，在楚、秦的情形则详加描述。有的段落正面描写重耳的言行，但时常并不占据主要篇幅，只是勾勒数笔以显其神态，而荡开笔势去写其他人物的言行，从侧面衬托重耳的形象。整个过程脉络分明，首尾呼应，繁简相宜，行文跌宕起伏，叙事手法富有变化，主次映衬相得益彰，不只重耳的形象形神兼备，其他人物也多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与此同时，《晋公子重耳之亡》的语言精炼传神，叙事写人，莫不毕肖，特别是人物对话，不但表现出人物的独特性格及其发展变化，而且常常反映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如重耳别季隗，对楚王，寺人披请见，都是十分精采的段落。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论介子推与其毋偕隐前的对话所言：“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
其次是富于故事性、戏剧性。作者在叙述基本故事事件的同时，恰当的穿插了一些细节描写，如五鹿乞食、桑下之谋、薄观裸浴、馈飧置璧、沃盥挥協、降服谢罪等等。这些细节描写生动形象，读之趣味盎然，又不失历史的真实性。朱自清这样评价《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而本文则是以下见大，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时，突出表现各类人物的活动，展示人物的独特精神风貌，表明他们在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不但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形象地表现出重耳如何由一个平庸稚嫩、贪图安逸的贵族公子，历尽磨难成为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曲折过程。
第三，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如子犯的机智，赵衰的稳重，曹共公的委琐，寺人披的阴险狡诈，竖头须的随机应变，介之推的高风亮节等；文中的七个女性也都各具特色。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人物形象的刻画与艺术手法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精妙的艺术手法也如何将前文所提及的人物如此淋漓尽致、形象生动地展现在眼前？
唐代刘知畿《史通》的评论《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作者叙事写人，特别善于从历史素材中提炼出生动的情节和细节，虽也有许多概括简略的叙述，但更重视具体描写人物富有特征的言谈、行为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刻画入微，形象生动，构成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意味。
艰难困苦是重耳的磨刀石，没有它便没有其称霸时的所向披靡。《晋公子重耳之亡》无疑是《左传》中最为出彩的文章之一，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手法，以及借重耳流-亡之事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等不得不让后人读来啧啧称赞，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