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漂亮的编辑给大家找到的回忆罗章龙的著述与生活通用2篇。
记者（以下简称记）：罗老师，很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罗章龙先生是西北联大的教授，在汉中城固工作过，我们这次采访您主要是想请您回忆一下罗章龙先生在西北联大工作期间的一些情况。您本人在城固待过吗？
罗平海（以下简称罗）：待过，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年龄比较小，我在上小学和初中。
记：后来您离开城固以后，再回过城固吗？
罗：没有。因为后来我父亲也不在城固了，他离开城固到四川、西安，然后又回到湖南。
记：当时罗章龙先生是怎么样到教育界来的？
罗：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被王明等人，起初还想继续为党做一些工作，但是最后他那一批人中如何孟雄等23位同志在“龙华惨案”中牺牲了，北方也牺牲了一大批干部，他也没法做什么了。他先到东北走了一圈，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上海，决心开始做一些学术研究。他自己后来曾经说过想仿效马克思搞学术研究。马克思创建了第一国际，后来被第二国际开除，其后许多年他在伦敦图书馆潜心研究，著述了《资本论》。我父亲自己也想效法共产主义先哲，以学术研究这种方式继续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工作。但在一次去上海商会图书馆时，突然被抓了。这时我父亲己经离开党三年，和组织上也没什么联系，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作为共党领袖逮捕。这件事偶然被一位外国报纸的记者从英国巡捕房探得消息，立即在上海英文晚报透露出来，其他报纸随即相互转载，一时流传开来。事后得知，他刚被抓，本想把他就地处决，由于报纸上公开披露，就无法秘密下手了，为以后的营救赢得了时间。被捕的消息为我父亲在总工会工作的战友李梅羹知道后，随即通知我母亲，组织营救。李梅羹和父亲是北大的同学，又同是共产主义组织成员。李梅羹亲自到南京去找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听到后，答应全力设法营救。蔡元培原是北大的校长，和罗章龙有师生之谊，他主要通过主持民权保障同盟工作的杨杏佛先生的活动设法营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34年下半年，在蔡元培的极力保释下，以无条件保释的方式出狱。
出狱以后，有人劝他出国，他没有去。蔡元培时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希望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他也谢绝了，父亲的想法是远离政治。恰逢杨丙辰先生出任河南大学的校长，杨丙辰（字震文）教授原为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我父亲在北大先上的是德文预科，后来进入哲学系。父亲上德文预科时曾翻译德国的名著《茵梦湖》，受到杨丙辰主任的赏识（杨丙辰是我国当时著名的翻译家，翻译过许多德国作家歌德的作品。——编者注），有师生之谊。河南大学有很多北大的同学，还有北大同学会，经过联系后，杨校长就邀请他到河南大学去。那时，光有校长推介还不行，还得经过学校教授委员会的审批、答辩，他这些方面也通过了，就成为河南大学的教授，教经济学，时值1934年；1935年后兼任经济系主任。
记：他后来是怎么到西北联大的？
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开封受到轰炸，战事迫近，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往靠近湖北的鸡公山，选址在原张学良的寓所。这个时期比较混乱，河南大学后来又准备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豫西地区），父亲考虑是否随迁，犹豫之时，刚好河南大学的一个同事从西北发信来，说西北联合大学成立了，希望他能去任教。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他先到了重庆，在重庆耽搁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939年暑假，辗转经成都到了地处陕西南部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当时西北联大的校长是胡庶华教授，也是留德的，还是湖南同乡。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些了解，因为这些关系，他能接受我父亲。大致过程就是这样。
记：您父亲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后来又是著名的学者，一生留下很多著述。非常感谢您在前两天提供给我们的《罗章龙著述目录》，这么多的著述我们短时间内还找不齐，更没时间阅读，所以只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著述的大致情况。（罗平海老人经过多年积累，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罗章龙著述目录》，采访前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们。该目录囊括了他所找到的罗章龙著作名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篇幅较长，我们无法在本刊全文刊登，便发表于本刊官方博客，供其他专门研究罗章龙的学者参考。——编者注）
罗：从这个《目录》（不全）上看，他的著作主要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1年以前，那时他在党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工作，所写的多是与党的工作相关的文件或政论性文章；第二个时期就是1935年后，他教书期间，这一阶段的文章主要是学术研究性的论文或专著；第三个时期是解放后到五十年代中期，那时他也投入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研究中，写了一些东西；第四个时期是“”后，主要是应各级党史研究机构要求所做的回忆和采访，如他出版了早期革命生涯的回忆录《椿园载记》等。
记：他在不同时期的著述，有不同的特点吧？
罗：是的，先说第一时期，当时，他在党内主要负责两方面的工作，最初负责宣传工作，1923年“三大”时，他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向导》的编辑工作。之前主编过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报《工人周刊》，第一次国共合作武汉政府时期，他还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主编过湖北省委机关报《群众》，所以在这些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他在党内从事的第二项工作是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后来（1928年）担任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的委员长等。所以，他这一时期有很大一部分著作是关于工人运动的。1925年，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全国会议，当时他是铁路总工会的委员长，他把这次会议上的汇报、文件、决议等编写成为一本书，书名是《1925年的铁路工会》。1926年，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他又将这次会议的文件编为《铁总年鉴》。这本书印出来没多久，就被北洋军阀政府查抄了，如今留存量更少。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国铁路工人运动的重要文献，对研究这一时期工运史很有价值。
第二个时期就是他教书以后写的东西，大致上也分为两部分，一类是经济时事评论，内容很广泛，涉及当时各国经济政策的分析，也包括对货币和工商政策等的评论等，有很多文章发表在西安《正报》上。另一类是专门的学术著作，如在西北联大（后来的西北大学）时写就的《中国国民经济史》，1945年该书获当时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金，并被列入大学丛书，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用现代经济学理念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代表作。
第三个时期是解放初期，大学里进行全校性的政治学习，要上这方面的政治理论公共课，当时湖南大学校长李达和他都是政治课教师，并著述有关讲义；后来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编写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原理》一书。
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加上院系调整，湖南大学经济系并入武汉的中南财经学院，他也随之调动，后来在图书馆担任工作，离开了教学第一线，没有再写什么东西。
记：是的，从这份《目录》上看，从1957年到1979年，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
罗：第四个时期是1978年以后，党史研究工作恢复正常，各地党史研究机构对他进行专访，请他回忆早期党的一些工作情况，这时期他发表的文章大多和此有关，主要针对1930年代以前，党的事件和人物的回忆，澄清了党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1980年，在李同志的关心下，将他调到北京，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主要工作是鉴定党的早期文物资料，探访革命旧址和接待各地来访等。
记：从学术分类的角度看，罗章龙先生的著述大致上也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政治理论；第二类，哲学；第三类，经济学；第四类，文学翻译。我们注意到，他是中国最早翻译《康德传》的人；在上世纪20年代还亲自参观过康德的故居柯尼斯堡城，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康德的学者。他后来还写过《非宗教论》和《全元论》这类哲学研究专著，尤其是《全元论》，是专业的本体论论著。您对他的哲学研究有什么评价？
罗：他是学德文的，对德国哲学和文学在学生时代就有很浓厚的兴趣，他读马克思的书，有不少是读德文原版的，他的哲学论述比较专业、深奥，说实在的，我也不太懂，但有些哲学专业的学者对其评价还不错。
记：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似乎更大一些。
罗：是的，经济学的文章和专著更多一些，他对中国经济史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同时研究各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写了《近代欧洲各国经济政策》一书和相关论文。来京后，我曾经帮助他整理过《中国国民经济史》，但也主要是校正过去一些印刷上的错误。
记：他在经济学上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什么？
罗：我觉着他基本的立场和研究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在学生时代就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时，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尽管那时是解放前，不好明说，但精神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后，与他写《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思想逻辑是一致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本想把《中国国民经济史》再版，他的学生王雷鸣先生帮助他整理了一遍，托李同志找到湖南的一个出版社，都准备出版了，但正赶上出版社转制，稍有耽搁。再往后，中国开始逐步发展市场经济，大量引入西方经济学。所以，就把这本书压下来，不再出版了。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是由他的信仰决定的，他终身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记：看来一位政治活动家的学术研究与政治信仰永远是无法分割的。罗章龙先生首先是位政治活动家，然后才是学者，他的学术研究表达了他的政治信念。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回到一个老问题：他这样一位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信念的人又怎么会脱离党的组织呢？
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和政治境遇是两回事，他脱离党组织的情况比较复杂。1930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在第三国际的策划下，要全面掌控党的领导权。而我父亲这一批人大多从建党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基层，而且一直和工人群众在一起，亲历了多次的胜利和失败，深感党的领导关系着革命的成败。据他回忆说，他们从实际斗争中深受当时“左倾路线”之害，眼见革命形势从大革命失败后逐渐复苏。由于“左倾”思想指导，导致许多无谓牺牲，使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党的处境更为艰难。这时王明以一个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只会空谈“理论”的学生，在第三国际的授意下要来执掌全党的领导权，执行比以往更“左”的路线，他们不能容忍。有这种想法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这些人都是身受过“左倾”错误领导危害的。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受第三国际控制的，经费也主要来自苏联的供给。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听命于他们的党，并不以中国革命的前途为重，并不看重有实际斗争经验的老同志。而我父亲领导的全国总工会其经费来自基层工会和总部设在欧洲（德国）的职工国际，经济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对共产国际的控制和作为，敢于发出不同声音。当然，这场斗争，最后还是失败了。一大批同志在各种“罪名”下被开除出党，随后是遭捕杀，而风流云散。而王明错误路线最终导致“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党损失百分之九十”的历史悲剧。
记：我们从别的地方看到介绍说罗章龙先生还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您是否了解他的这一段经历？
罗：那是我父亲在河南大学任教时期的活动，我也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看到的。
记：在西北联大时期，他和中共地下党是否有联系？和西北大学的左翼教授们联系是否密切？
罗：这时期和中共地下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和西北大学的左翼教授们好像也没有多少联系。毕竟他以前曾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方面对他还是不全放心，我想暗中监视的事情可能也是有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和同事的交往不是太多，一天到晚埋头做学问，闲暇时会带我们参观陕南的名胜古迹，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故事。当时在西大就有人评价我父亲是一个“书呆子”。
记：您对在城固时期的生活还有哪些印象？
罗：在城固西北联大时期是我父亲学术研究上最投入，也最有成果的时期。那时，精力旺盛，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和著述。在城固，生活水平较低，很多教授除了教书外，还搞副业，比如有的买田地，还有的搞运输。我父亲什么也不干，只是埋头做学问。
抗战时期，日本人轰炸后方比较厉害。汉中也遭到轰炸，城固虽然还没有遭到轰炸，但是躲警报是常有的事，记得我们每天晚上五六点钟就把饭吃完了，然后等到警报来了，全县城人跑到城外田埂、树下躲警报，差不多十一点多的时候警报解除了，也困得不行，走不动了，才能回家，每天晚上如此。每天都得把重要的东西准备好，随时准备跑。对父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讲义，那时候全是手写稿，还没印出来，很大一个捆，有时候我也帮忙背，对父亲来说，其它的什么都可以不带，讲义是必须随身带的。此外，在城固这段时间他还写了一些诗。他住的独院，一般也起得比较早，睡得比较晚，他从城里到法商学院要走很远的路，穿着长袍每天早出晚归，整天风尘仆仆的，饭也是在学校里吃的。
1940年以后，通货膨胀。担心货币贬值，每年夏收时候，他就到集市上去买大量的谷子和麦子，存起来，足够吃一年。每日三餐，我继母就拿一口袋谷物去磨坊换面粉回来，真是以物易物。
记：您继母叫什么名字？她是什么时候到你家的？有资料上说她就是城固人，是什么家庭出身？受过教育吗？
罗：我继母是汉中城固人，叫张可南，是普通人家出身的，好像受过小学教育。她是1942年以后和我父亲结婚的。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一直住校。1946年以后，我出去上学、工作，也没在家里呆，所以和继母交流较少。她是1976年去世的。
记：那您的亲生母亲，也就是罗章龙先生原来的夫人的情况？
罗：我母亲叫刘炎（也有的地方写成刘鄢），她是湖南安化人，早年在周南女中上学，她和向警予同期参加党的工作。曾经担任过湖南锡矿山党的书记，工人纠察队长，湖南“马日事变”后，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只身突围到长沙，接着参加了秋收起义，在秋收起义时与我父亲认识结合的。她后来在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工作，常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有关罢工斗争的文章。六届四中全会后，也受到牵连，脱离了党组织，随我父亲至河南。之后，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矛盾，我母亲不愿守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她想继续做社会工作，就离开了我父亲到上海。开始是在一个职业学校教书，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经香港辗转到了长沙，在长沙市的某伤兵医院工作。那时，她一直把我带在身边。后来她工作日加繁重，长沙的伤兵医院要迁往武汉，不能再带孩子，就把我送进了战时儿童保育院，后来保育院迁到了湘西永绥。
记：那您又是怎么到的城固？
罗：武汉失守后，我母亲转赴重庆，偶遇我父亲。我父亲得知我的下落后，出资由我母亲去湘西把我接出来。那是很艰难的，当时湘西的土匪很多，经常在公路上设卡，拦截过往车辆，我们绕道贵州，费尽周折，才到重庆，她接着就离开了，我则随父亲到了城固。
记：那您母亲后来的情况呢？
罗：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再也没有联系过。现在湖南安化县党史委好像有些关于她的资料，我看网上还有个“刘炎”纪念馆。
记：在日常生活中，您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您要求严格吗？
罗：他性格倔强，对己对人要求严格。他这个人对信念很执着，生活上安于清贫、朴素，对名利看得很淡。他对我要求也比较严格，小时候每逢假期，把我关在屋里，要我背他指定的诗词文章，背不出不许玩。我很贪玩，周围有一群小玩伴，但没为此事打过我的手板。
记：从资料上看，您也曾经在西北大学上过学，算是西大校友。
罗：是的，在城固时，我先上的是西北师范学院的附中，你们说过的郁士元教授的儿子郁协平是我在附中的同学。1947年我高中二年级暑期回到西安，暑期后，西大招生时，我父亲让我以同等学历考西大法商学院，我以试一试的态度，随意报考了商学系，不承想居然考上了，为该系第一名，有奖学金。我父亲就坚持让我上西大，我在中学喜欢数理化课程，对商学或经济学科一无所知，但拗不过他的意愿，就上了西大。但后来我父亲去了湖南（应湖南大学校长，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的胡庶华邀请，罗章龙1947年被聘为湖南大学教授。——编者注）。我还是按自己的志趣，复学高中，改考了川大物理系，后来在大学教物理。
记：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作为中共党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陈独秀与罗章龙相识于北京大学，其后并肩战斗在中。接着，陈独秀出任党的总书记，罗章龙作为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与其亲密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携手奋斗。再往后，陈独秀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罗章龙亦因在反对王明路线中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而被开除出党。陈独秀与罗章龙一起经历了人生中的辉煌，但最终都淹没于历史的长河。
一
1917年1月，在蔡元培力荐下，陈独秀以“品学兼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随即利用蔡元培赋予其北大有关文科的人事和行政权，延聘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学者到北大任教。稍后，对于守旧落后的北大文科各项制度，陈独秀还果断地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在其努力下，封建顽固派在北大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被冲破，一个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新天地出现在北大校园内。
19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独秀与罗章龙相识了。以此为开端，陈罗两人相交多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传奇。
罗章龙原名敖阶，号文虎，字仲言，1896年11月出生于湖南浏阳，一生曾用过纵宇一郎、沧海、无我、柏格森、景云、彼得罗夫等十余个笔名和化名。罗章龙天资聪慧且喜好交友，1915年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便与同在长沙就读的结为好友。在影响下，罗章龙逐渐倾向新思想、新学说。1918年4月14日和蔡和森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时，他也是发起人和学会的领导者之一。稍后，学会采纳何叔衡的建议，公推罗章龙等人求学日本探寻报国之路。孰料，待罗章龙抵达上海欲前往日本时，日本发生迫害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事件，留日学生纷纷罢课并派代表回国请愿，罗章龙了解实情后，立即改变赴日计划，毅然返回湖南。虽然此次东渡未成，但罗章龙却带回了在上海影响极大的《新青年》杂志，使新民学会接触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思想。也从此刻起，罗章龙在心里开始对陈独秀产生倾慕之情。
8月15日，本着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理想信念，怀着对科学与民主思潮弥漫的北大校园的向往，罗章龙和、张昆弟、李等“新民学会”同仁10余人，离开长沙前往北京。19日，历尽艰辛的罗章龙一行安抵北京。稍后，罗章龙便凭借扎实的基础知识考进北大，入文学院哲学系德语预科学习。
当时，罗章龙班上的学生德文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因为是外交人员的子女，在德国生活过，对德文较为熟悉；有的曾在青岛大学学过德文，也具有一定的德文基础；还有一些是像罗章龙这样的，只在中学学过一点，对德文较为陌生。由于水平不齐，同学们的学习进度也不一。本着陈独秀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校风，按照其制定的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的原则，大家经过商量，决定由三种类型的学生各推一名代表，向文科学长陈独秀反映问题，请其出面解决。
为一睹传奇人物的风采，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代表竞选。最后，在民主推选下，罗章龙幸运地成为3名代表之一。想着即将见到倾慕已久的陈独秀，罗章龙激动不已，他很早便从住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赶往学校，与另外两位代表会合。经过一路打听，他们终于找到了陈独秀在北大红楼的文科学长办公室。敲门进入时，陈独秀正在圈阅一份文件。看到他们，陈独秀和蔼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第一次见到陈独秀，罗章龙等3人都非常激动，他们先是谈了谈情况，然后提出分班的要求。“分班？目前怕是办不到，现在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陈独秀想了想说道。罗章龙又说：“是否可采取甄别的办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独秀当即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一位代表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独秀近来正为北大内部守旧派阻挠破坏文科教学改革之事而烦恼，情绪不好，听到这位代表言及要早毕业转入仕途，便发火道：“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陈独秀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见陈独秀发脾气了，罗章龙等知道问题不能解决，便赶忙离开。陈独秀见同学们“诺诺”转身，不欢而散，不由得心中一软，便起身送他们到门口。
见罗章龙在3位代表中较为年轻，在申述理由时发言也较多，出门时又走在后面，离他最近，陈独秀便边走边问罗章龙：“你是哪里人？”“湖南人，长沙联合中学毕业生。”罗章龙说。陈独秀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
回到办公室，陈独秀问罗章龙：“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罗章龙说：“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独秀点点头。罗章龙继续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着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独秀若有所思，点点头。罗章龙便告辞了。
回来后，大家果然不同意陈独秀的答复，经过讨论，又派罗章龙等3人再找陈独秀交涉。这次，陈独秀答应向学校反映学生分班的要求。但是他说：“提前毕业还要教育部核准。”看到陈独秀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学生们都深感欣慰。
在这两次见面中，陈独秀给罗章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那平易近人的性格。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都让罗章龙深为叹服。陈独秀也记住了这个英姿飒爽、充满活力的湖南小伙。其后，陈独秀便多次邀请罗章龙参加他与蔡元培的谈话，这就为以后两人携手参与埋下了伏笔。
二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这个丢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国人愤怒至极。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由此爆发。
爆发前，陈独秀已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被迫离开北大。然而，在轰轰烈烈的爆发之时，他仍然以自己巨大的社会声望，当仁不让地担当了“总司令”这一角色，为运动呐喊鼓动。而罗章龙先前亦在陈独秀、等的影响和领导下，参与并主持了一个以北大和国立八校学生为主的学生会，团结了一批湖南学生成为中坚，此时，这个学生组织便在罗章龙的指挥下，承担了运动中的宣传鼓动、组织指挥任务。
当时，在陈独秀等人坐镇指挥下，罗章龙、许德珩等北大激进学生带领着游行队伍，高呼着“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便转而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看到曹宅里面有很多持枪军警，义愤填膺的罗章龙和其他四五位同学搭成人梯，打开了曹宅临街的窗户，并从窗户跳进房内，打开宅门，放进潮水般的学生，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放火点燃曹汝霖的住宅，这就是震动全国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随后，针对北京政府逮捕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暴行，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接着，上海等地的工人、商人也纷纷展开罢工、罢市。这场群众运动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一时间，全国各地形势急剧发展。鉴于此，为进一步推动运动走向高潮，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提出了5条具体的要求，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宣言》写好后，陈独秀交由胡适译为英文，并在6月8日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专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随后他还亲自到北京***场、城南游艺场等处广为散发。
6月11日晚10时，当陈独秀再次在***场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时，被北京政府的便衣警察当场逮捕，押往外右五区警署。陈独秀被捕后，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罗章龙也为营救工作四处奔走。最终，慑于舆论的压力，经受了83天牢狱之灾的陈独秀被保释出狱。而在这之前，慑于强大压力，曹、陆、章三个卖国贼已相继被罢免，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获得了胜利。
在中的这段携手战斗经历，使得陈独秀与罗章龙的友谊迅速升温。此时陈独秀出狱后在思想上已日益转向共产主义，他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陈独秀影响下，罗章龙也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曾经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参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后来曾回忆说，他最先接触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就是罗章龙等翻译的《宣言》油印本。罗章龙等翻译的《宣言》油印本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由于共产国际文献和马列主义原著多以德文为主，罗章龙等读之均有“皓首穷经”之感。于是，在同陈独秀商量后，在的主持下，罗章龙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于1920年初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会成立后，他便带领着会员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中外书籍，编辑、刊印马克思主义论著，组织讨论会，主办演讲会。罗章龙聪慧过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有心得，在《罗敖阶给的信》中，他就曾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到北京会见、罗章龙等人后，决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率先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最初成员有、张申府、张国涛三人。罗章龙入党后，很快便成为的得力助手，为中共的创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翌年7月，中国共产党酝酿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陈独秀、罗章龙均名列其中。为选举两位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北京党组织专门召开党员会议，酝酿人选。大家考虑到担任支部书记的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教授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7月又是两个学年交替时期，公务繁忙难以抽身，加之是社会名流，突然南下恐会引人注目，便推举和罗章龙为代表。但罗章龙当时正按照陈独秀的意思忙于在长辛店办工人夜校，工作繁忙，便提请另选他人参加。最后，经过商量，确定由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党组织参加一大。无独有偶，陈独秀亦因受聘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事务繁多不能出会，指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作为发起人虽没有参加会议，仍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他遂由广州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随后，党在陈独秀建议下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罗章龙受陈独秀委派担任该部北方分部主任，具体负责北方12个省和16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全国铁路总工会及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在其领导之下。1921年11月，他曾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持续了近10天，最后以实现工人提出的条件而胜利结束。陈独秀对这次罢工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对罗章龙辛勤工作的充分肯定。
此后，在陈独秀的领导下，罗章龙先后领导组织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八月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十月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革命活动，成为中国工运的实力派人物。
三
由于罗章龙在建党初期领导工人运动方面表现突出，被陈独秀点名作为北方区委代表出席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接到通知后，罗章龙便赶赴广州，同陈独秀、、谭平山等一起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共三大第一次预备会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第二次在马林寓所春园召开，正式会议则于6月12日在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的一幢两层灰白色砖瓦房举行。
中共三大选出了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中央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德龙、罗章龙；候补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随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也就是从这时起，不满27岁的罗章龙同陈独秀一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成员。
为防党的领导人独断专擅，三大特地在中规定了中央所发通告须由秘书联署，否则无效的条款。这条建议首先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陈独秀虽对此不以为然，但碍于众议，也不便申异议。于是，大会便表决通过：“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陈独秀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后来曾向担任秘书的罗章龙发脾气：“我一切相信你，你代我签字也是一样。”罗章龙与陈独秀交往已久，知道这是他在说气话，便微笑着答道：“我们受大会重托，应该按章办事，否则别有用心的人必乘机进行挑拨离间，将来怎么向全党交代呢。”听到罗章龙如此回答，陈独秀也觉得很有道理，待冷静下来后，他便对此不再说话了。
三大后，中共中央进驻上海，用闸北火车站附近三曾里的一处两层楼房作为办公地点。当时常住的是3户：、带着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带着孩子，再加上罗章龙一户，大大小小十来口，对外说是一家人，由向警予当户主，实则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陈独秀、马林等都曾多次出入此“三户楼”，与罗章龙商谈工作。有几次，陈独秀还与罗章龙“抵足而眠”，就时局以及党内的一些事宜交换各自的看法。
不久，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便在陈独秀的提议下担任秘书兼管宣传工作，于是，按照三大确立的原则，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便须由陈独秀用英文、罗章龙用德文共同署名并生效。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文件，均由委员长T.S.Chen（陈独秀）和中央局秘书Leo Dchanlung（罗章龙）两人署名，这在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党内文件中有原始文件可证的就达5件之多。
1924年，罗章龙与陈独秀、、刘齐佳（女）和彭述之一道，被共产国际确定为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稍后，罗章龙参加了共产国际于6月17日召开的五大，接着又出席了在汉堡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当选为该会中国书记。第二年，他又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继续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为革命孜孜不倦地奋斗着。
随后不久，便发生了罗章龙、汪寿华等“营救”陈独秀的戏剧一幕。那是在1926年10月，为响应北伐军，军阀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政权，上海工人阶级在陈独秀等人领导下，正在酝酿举行武装起义。一天清晨，罗章龙到中央办公处出席例会，商讨起义各项准备事宜。不一会，大家都到齐了，但唯独不见陈独秀。罗章龙便向大家询问，有人说陈独秀早上8点便从家里出发来开会了。罗章龙闻此心里一惊，他赶忙派人去陈独秀住处找寻。
人派出去许久都没消息，罗章龙心急如焚，很是牵挂陈独秀的安危，便跟汪寿华一起出来找寻。不经意间，他听汪寿华说起闸北工会今晨报告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附近截获一穿黄色雨衣的人，罗章龙立即联想到有人说早上陈独秀出外时手携雨衣，顿生疑窦，便偕同汪寿华前往查明事情真相。刚到闸北工会党团处门外，便听到里面人声鼎沸，似在议论拘获嫌疑犯事，罗章龙便跟汪寿华入室问询。工会纠察队员引罗章龙等进内，大家见罗章龙至，喧闹声立时停止，纠察队一个小队长向他们汇报：“纠察队队员今早巡逻，在工会附近瞥见一人头戴雨帽，低头疾走，问之不答，我等因见他形迹可疑，遂将其拘留。”过了一会儿，两个纠察队员带着一个人来到罗章龙面前。那人身着雨衣，手拿报纸，三人对视，果然是陈独秀！原来陈独秀平日行路时都是文思萦回脑际，不甚注意周边所发生的事情，故此次对纠察队盘诘，竟未听悉，以致被拘。
汪寿华于是佯作镇定，对队员说：“你们且散去。”待众人散去后，汪寿华叫纠察队队长至近前，与其密语道：“此人乃我娘舅汪先生，昨日方从外埠来此，初到上海，路道不熟，又不谙本地语言，竟遭误拘，我送他回去。你们以后巡逻仍应着今日的做法，认真盘诘，不要疏忽怠意！”纠察队长听后信以为真，便深表歉意，告辞而出。于是罗章龙、陈独秀、汪寿华三人一同往中央办公处回走。待其到达后，开会时期已过，又到了吃饭时间，便一同进餐。进餐时，汪寿华诙谐地说：“今番仲甫先生总算又被拘囚一回，照次数是第三回了。”陈独秀说道：“这不算是一回，何况是被自己人拘留，勉强计算，只能算作半回吧。”罗章龙听后哈哈大笑。
四
虽然罗章龙跟陈独秀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两人在革命活动中互相支持、互相勉励，但在一些问题上，出于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两人也曾有过一些争吵。
还是在第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上，负责北方书记部的罗章龙说：“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由中央选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陈独秀听后面有怒色，他说道：“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罗章龙又提出调山东支部书记王尽美到北京，加强北方工作，但山东不同意。最后还是在陈独秀的提议下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山东书记部与北京合并，调王尽美到北京。
1926年3月20日，设计将中山舰调出广州，随后又以该舰未接命令擅自移动为名诬其阴谋暴动，随即下令逮捕该舰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展开一系列的清共行动，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见苏联顾问鲍罗廷对他很是宽容，遂变本加厉，阴谋组织黄埔实力派以营植私党，排斥异己。他借口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共产党员）有讥讪言论（蒋说高曾向黄埔学生演说，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广州的段祺瑞），逼高辞职，高遂于5月25日被迫离开广州。当时，罗章龙等均主张就此事件向提出抗议，但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山舰事已吃大亏，高语罕问题比起来还小，不应坚持，他指示高语罕撰文辟谣。罗章龙对此极为不满，他曾当面批评独秀此举属画蛇添足，两人激辩许久，最后不欢而散。
翌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再次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罗章龙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时任中共武汉中央局委员、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罗章龙，受中共湖北省委所托，向中央提出防范集团发动反革命的几点建议。
在随后为此事而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罗章龙先是说明了提案理由与内容，并重申中共湖北省委全体成员的决心，请求中央迅速做出相应的决定，成立行动机构，统筹一切，立即付诸实施。他一再强调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稍纵即逝，认为“全党应万众一心，破釜沉舟，力战克敌”！罗章龙言毕，多数中委纷纷发言附议湖北省委方案，均认为目前舍此以外别无良策。但国际代表罗易与鲍罗廷却认为：“省委建议与国际历来政策精神不相符合。目前任务是加强团结左派，千万不能闹分裂。”最后陈独秀发言，他认为湖北省委行动方案危险性极大，弄得不好，会招致一败涂地。陈独秀引用国际决议说：“新军阀（指蒋、冯）屠杀工农，但他们仍反对北方军阀（八次执委全会决议案）。”他主张：“保存实力，观察敌人内部矛盾发展，以图他日卷土重来。”陈独秀坚信敌人阵营决不会稳定，中共只要保有相当政治、军事、组织力量，就可以选择作战机会，乘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此时会场上双方展开激烈辩论，互不相让。正在争论难解的时候，国际代表说，此案关系重大，今天难作决定，会议暂停，以后当慎重考虑，从长计议。按照中共中央会议以往惯例，国际代表和书记实际上都拥有否决权，遇到纷争难决的时候，往往他们片言可以息争。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湖北省委的建议未经表决就被搁下来了。罗章龙当场郑重声明保留湖北省委意见，于是会议无果而散。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下辖的一个支部，许多事情都要听命于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会上的发言也存在很多言不由衷的成分，罗章龙能体会到陈独秀的艰难处境，因此并没有责怪他，只是暗自叹气，嗟叹不已。
时隔不久，果然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随后，陈独秀也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再往后，陈独秀又因其所谓的托派问题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跌入人生的低谷。
罗章龙则先是担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参与秋收起义领导工作。接着参加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任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全总党团书记。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共六大的副秘书长。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为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权，他联合30余名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致共产国际信”和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声明。罗章龙等因此被当成“托（托洛茨基）陈（陈独秀）取消派的积极支持者”，被解除中央委员职务并永远，“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出卖给而遭到捕杀。罗章龙辗转逃生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转任湖北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 年起，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副部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而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他仍对这位昔日的好友念念不忘。一次，在同彭述之等托派分子开会时，陈独秀还曾无限感慨地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看罗可愿意出来，我们一起合作还可以干点事。”只是闻听去郑州回来后的濮德治说罗章龙致力于教学，无意再搞政治活动，陈独秀才怅然作罢。
罗章龙也时刻记挂着老友陈独秀。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落寞客居江津，生活艰难，罗章龙听说后心酸不已，他硬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了一点钱，购置了些衣物，打算寄予陈独秀。无奈战争频仍，邮路不畅，只好作罢。1942年5月，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于四川江津鹤山坪。噩耗传来，罗章龙悲愤难抑，挥泪写下悼联：“半生革命，半生著述，血幻昙花，终有令名垂宇宙；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尘生沧海，更无同国觅宗师。”失去挚友的痛苦之情，跃然纸上。后来，罗章龙竭尽心力著成《罗章龙回忆录》一书，成为研究陈独秀的重要史料。1995年2月3日，在陈独秀去世后的第53个年头，罗章龙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