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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经济；林业实践
中图分类号：F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一、关于生态经济理论的提出
实际上，生态经济理论并非一些人认为的仅仅是限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它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各国的森林经理当中。这一理论的出现，与本世纪地球上人类与生态关系的不断恶化、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抑制、人类生存面临严峻挑战有着因果联系。人类不能不重新调整对自然界的观察角度，开阔自己的视野，全面、系统地考察自然界带给人类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由森林生态系统产生的独有功能给人类所带来的便是森林的多种效益。这种效益被人们主要分为三大类：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是指森林具有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和保持人类社会经济生态平衡的能力。前者主要包括森林的水源涵养作用、土族保持作用、大气净化作用和动植物保护作用，后者主要强调森林对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使人类生存得以保证，社会经济能够持续增长。
经济效益则指森林能给人类直接提供包括木材、再生能源、食物、药材等各种林产品。社会效益更强调森林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森林的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中，从整个林业发展史来看，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三者是可以强化提高的。但是，违背科学规律的主观过度强化，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这一点，生态学家们都已有了深刻认识。本世纪以来，围绕林业发展问题，在国外就先后出现过生态论派和经济论派，并分别提出了一系列以无顾忌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谋取木材高产。这一部门生产的木材产量很高，只需少部分林地就可满足绝大部分木材需求。其余大部尹分森林则主要用于生态防护等目的，只需投入少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使这部分森林能永久维持天然化状态，也可从中提取少量木材等林产品。这一理论现已在世界上迅速发展。
二、我国林业与生态经济理论
1.近几年我国开始住意了生态效益，如何协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林业发展现代化的战略核心问题。生态经济学在我国并非纸上谈兵，在林业生产实践中已有所体现。根据我国国情与林情，摸素出，自己的林业发展道路，建立自己的林业生态经济理论与模式，对发展我国绿化事业，解决现在和将来出现的生态、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就目前来说，我国尚无完整、系统的林业生态经济理论。国外流行的几种理论及模式也都是各国国情的产物，各有优劣，我们可以研究、借鉴其中的有价值成份。在我国，一方面在理论界模索研究自己的理论模式，另一方面，在现实生产实践和现行政策、规程、规划中，实际上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和检验着现有几种主要生态经济理论。
2.我国林业生产中的“船迹”理论与木材培育理论在我们的林业发展战略规划和国家与各地的林业区划中，生态原则同经济指标往往相脱离。或者主要强调生态原则，或是着重注意经济指标。在这些区划、规划、决策中，提高生态效益只是用一大堆漂亮的语言支撑起来的海市屋楼，最终仍是具体的指出了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对于经济方面，有具体措施，反复推敲的目标数据，生态效益只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书面语言。很明显，只要拥有大片的森林，生态效益自然会产生。至于生态学原则，在追求大量木材生产的过程中，肯定是需要的。因此，在运用生态学理论解决林业科研和生产问题方面，我们做得更主动、更实际，而利用这些理论来寻求经济效益实现的途径方面，就要消极得多了。“随着森林产量提高、覆被率的增大，就能更充分地发挥生态效益”，这一大多文章的结论性语言，不是反映出某种“船迹理论”吗？在南方适生区，大力发展集约化程度较高的人工速生丰产林，在一些山区大量营造见效快的薪炭林，以解决群众烧柴问题，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营造和划分出水源涵养林；在风沙侵蚀严重地区种草种树，建立防护林带。这些实践活动，同木材培育理论的观点是类似的。
可以肯定的结论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作用，凡有森林就有经济和生态双重效益，在一定社会经济水平下，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由于人类对森林的不同功能的利用程度不同，经济和生态效益体现程度也出现差别。水源涵养林、防风固***偏重于生态效益的要求，但它也能提供相当的经济价值，如为提高生态效益、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行抚育等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少量间伐材以及林下林副一知一产品，从而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样，木材培育部门经营的以生产木材为目的的人工速生丰产林，按木材培育理论，无需考虑其生态效益。实际上，要想使木材产量尽可能高，材质，尽可能好，则必须在集约经营条件下，使林分具有相当高的组成和结构质量。在这种林分生长过程中，将体现出相当可观的生态效益。这里的生态效益实际上是由追求良好经济效益时所带出的船迹，“船迹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3.封山育林—很有实践意义的双重效益实现途径几十年实践证明，通过夭然下种、天然更新，从而实现封山育林的生态和经济双重效益的办法很有实践意义。特别在当前一些社会经济条件较差、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地区，很有效果。通过封山，利用森林独特的多功能进行自然生产，减少人类千预，从而经济投入数量减少，相对增长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森林生态系统趋于稳定，生态效益逐渐增强。由于在封育期间人们从森林获得的直接经济产，品减少，如果处在人口密度大、社会经济力量较强的地区，则经济效益不显著。以上着重分析了国外现行的几种流行理论同我国林业生产的联系。采用何种方法，以充分利用自然力，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双重效益是我国林业面临的中心问题，也是必须加紧研究的课题。实际上，我们已开展了这方面的生产实践活动。“船迹”理论无论是处于被批判或是赞同的地位，它早已在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思想与实践，木材培育理论在南方有了成功的例子，颇有推广开来的趋势。现在需要的是总结我国多年来林业生产实践，系统地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经济理论，以指导生产实践和制定林业政策及战略规划措施。
参考文献：
林资源是陆地森林生态系统内一切被人类所认识可利用的资源总称，是一种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国外对森林资源价值评估的研究起步较早，从18世纪或者更早，人们就开始关注森林资源，并对林木资源的价值计量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随着资源与环境之间矛盾问题的出现以及日益尖锐化，森林资源的生态和环境价值受到了日趋广泛的关注，其计量问题也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问题。 1森林资源综合效益评价 国际上对于森林蓄积的测量，也就是森林经济效益的计量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从18世纪开始，以德国为首的林学家，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蓄积量，也就是木材的经济价值。随着森林资源的危困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不仅认识到森林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木材和多种林副产品，而且注意到森林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及环境价值。所以人们逐渐认识到再也不能无偿的索取它，而是更应该认识森林的生态规律，更大限度的发挥其多种生态效益。20世纪60年代以来，森林的环境价值体系及其评估，以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计量。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该课题的研究。国际上有两大学派：一派是以Constanza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学派，他在1997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价值”的文章。他认为生态功能价值可以通过全部价值来计算，提出可以用市场价值法计算；另一学派是以Pearce为代表的环境经济学学派(1998)。他认为很难用全部价值来计算生态功能。他提出用假想市场法来计算生态功能价值。印度学者提出，一株50年生的树木每年对人类的贡献高达十几万美元，其中产生的氧气价值是3.12万美元，防止大气污染的价值是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增加肥力价值是3.13万美元，涵养水源等价值是3.12万美元，这充分说明森林的生态效益远远大于木材的经济效益。美国马里兰大学Costanza等1997年提出的计量方法，把森林生态效益分为概念模糊的17种，其计量值相当大(全球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至少33万亿美元)。 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张嘉宾、翟中齐、宋宗水等人就开始了对森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初步探讨，但大多局限于零星的思考，缺乏系统的认知。1994年，国内著名学者周晓峰评价了黑龙江省的森林生态价值，他用的方法就是假想市场法。侯元兆等于1995年第一次对林地、林木及森林的三种生态效益(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进行了核算，并出版了专著《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郎奎建、李长胜等2000年在《东北林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林业生态工程10种森林效益计量理论和方法”的文章，对10种森林效益进行了定义和初步计量，是全面系统地研究森林生态效益计量比较权威的文章，以后国内许多学者都将此论文作为主要的参考文献。郎奎建2003年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核算的市场逼近理论和技术研究进行了完善。 多年以来，我们主要重视了木材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更大的森林生态效益。要推动和加快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进程，其先决条件就是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的计量要科学化。上述问题得到国内外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极大的关注。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大辐度调减(与国内外学者相比)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量，该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计量应大大小于国家GDP值。因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还存在一个人们支付意愿的法则。 2对《可更新资源：经济理论与评价》一书的评价 就在人们对森林资源的综合效益开始进行重视之际，李长胜等所著的《可更新资源：经济理论与评价》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中文专门论述可更新资源经济理论与评价的专著到目前为止还仅此一本，有许多新颖之处。该书论述了自然资源及其价值，可更新资源的科学利用，生物资源与生物估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湿地的价值与功能，湿地的退化与恢复。该书对森林资源价值的评价占了较大篇幅。其比较全面系统地用广义线性模型(包括似乎不相关模型)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资源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小气候、净化大气、抑制风沙、减少水旱灾、森林游憩、保护野生生物、消除噪声等生态效益进行了货币化计量，特别是将复杂的森林碳汇计量用一种简单的森林蓄积量换算因子法是比较实用的。目前，在国内森林碳汇交易刚刚起步，即使在国际上森林碳汇的计量也不十分精确的形势下，能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计量，而且可操作性较强，这是此方面在学术上的一个进步。 3结语 今后对森林资源综合效益进行评价势在必行。特别在东北林区进行此工作，意义在于：①使人们重新认识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价值，不再是过去仅仅盯着木材蓄积的经济价值，而它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大得多，应该真正科学地综合评价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全部价值。②对东北地区进一步深化天然林保护工程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黑龙江省、吉林省早日建成生态环境示范省有重要的理论意义。③在大、小兴安岭全面进行禁止主伐的情况下，推动和加快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进程，为科学计算生态效益补偿金提供科学依据。《可更新资源：经济理论与评价》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有许多地方我们可以借鉴。
文中根据额济纳旗农田水利规划报告书，并借鉴其他专家学者现有研究成果，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工程成本和预期效益，并采用能值分析方法，分析工程能值成本效益比，参照工程建设可行性评价标准，评定工程建设可行性。工程项目的经济计算期为2010年到2020年，基准年采用2010年。将工程基础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后，根据相应的能值转换率或能值货币比，能值量化工程每年的生态经济成本及效益(表1)。
农田水利工程的能值分析
能值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H.T.Odum提出的，是综合分析生态经济系统各种能量流的转换机理，并定量研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理论[4]。农田水利工程的能值评价，是依照生态经济学原理，从整体观和系统论出发，以能值为量纲统一量化工程项目的生态经济成本和效益，分析工程建设能值成本效益比，依据工程建设评价标准，得出工程项目是否可行的结论，进而为工程项目的投资决策提供评定依据。农田水利工程关系到区域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及生态系统的平衡，其工程建设的生态经济成本包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5]。其经济成本主要指工程建设运行中消耗的社会经济财富，如石、沙、钢材、水泥等[5];社会成本指工程项目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及损害，如移民和占用耕地等[7];生态环境成本主要指工程建设运行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如水土流失等[8]。农田水利工程的生态经济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粮食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除涝工程的效益主要指在采取工程措施后减少的农产品损失)[2],;社会效益指在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方面的作用，主要包括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等[9]生态效益主要表现为对周围生态环境的改善，如改善局地小气候，净化空气、补给地下水等[10]。能值评价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可行性步骤如下：(1)全面分析农田水利工程的生态经济成本和效益。首先对工程的生态经济成本和效益进行全面分析：1)按物质来源将农田水利工程在建设运行过程的生态经济成本划分为三类：一类是社会性投入(社会成本),包括管理维修费、安装工程费等人力劳务费[11];二类是自然资源投资(生态成本),如太阳能、风能、雨能、表土流失等环境资源；三类是经济反馈能值投入(经济成本),包括水泥、钢材、机械设备等工业投资。2)根据工程建设目的及主要建设用途，并结合工程自身特点，分析工程对周围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其及作用对象，将工程效益进行区分归类：一类是社会效益，如科学教育研究、增加就业等；一类是经济效益，如粮食增产、灌溉用水收入等；另一类是生态效益，如调节水分、改善局部小气候等。(2)工程生态经济成本与效益的能值计算。太阳能是万物之源，实际应用中通常将各种生态流统一为太阳能值，即单位物质或能量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太阳能值量[12]。根据相应的能值转换率或能值货币比通过式(1)对工程系统中各种能量流、物质流、货币流等具有不同度量尺度的生态流进行统一。能值转换率是指形成每单位物质或能量所含有的另一种能量之量[12]。能值货币比是全年总能值使用量与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即单位货币相当的能值量，反映了系统货币的实际购买能力[13]。EM=τ×E(1)式中：EM为单位物质、货币形成所包含的太阳能值，sej;τ为物质、货币能值转换率或能值货币比率，sej/$(sej/J);E为物质所具有的能量或货币价值，J($)。(3)计算农田水利工程能值产投比。根据式(2)计算工程能值产投比。能值效益成本比[6,14]不受人类支付意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可用以衡量水利工程生态经济效率，实际应用中常根据其大小作为评价工程建设可行性的依据。一般认为当EmCBR大于1时，则该工程建设具有可行性；等于1时，该工程满足工程建设最低要求；小于1时，则不建议该工程的建设和运行。EmCBR=B+RVC(2)式中：EmCBR为工程能值成本效益比；B为工程生态经济产出能值，sej;C为工程生态经济投入能值，sej;RV为工程剩余能值，sej。
结果与分析
根据能值理论，计算额济纳旗灌域内小型农田灌溉工程建设及运行期间生态经济成本投入及生态经济效益的能值价值(表1)。据表1,对工程生态经济成本及生态经济效益结构组成比例和工程能值成本效益比值情况进行分析(表2)。由表1和表2可知，额济纳旗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生态经济成本中，经济成本最高、社会成本次之，生态环境成本最少，分别占总成本的61.48%、33.38%和5.13%,说明工程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小，经济投入占主导，其中主要表现为砾石消耗，相应的能值价值为2.60E+18sej;工程生态经济效益中，经济效益最为显着、生态环境效益次之、社会收益较少，分别占总效益的56.54%、27.89%和15.58%,说明工程收益的主要表现方式是经济效益，表现形式为棉花产量的增加。由表2可知，工程的经济效益成本能值比为5.26,社会效益成本比为2.67,生态环境效益成本为31.12,生态经济效益成本比为5.72,各比值均远大于1,说明工程在经济、生态和社会各方面均满足工程建设可行性要求。另外，工程的生态环境效益成本比最大，说明该项目区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的改善潜力。综合分析，额济纳旗小型农田灌溉工程建设和运行期间，除了带来显着的经济效益，还可大力促进社会发展，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尤其是节约水资源方面，工程节水价值尤为突出，这对于水资源极度短缺的西北干旱区更显重要。总之，从生态经济评价角度进行分析，额济纳旗小型农田灌溉工程具有较强的建设可行性。
讨论
用传统经济评价方法分析额济纳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可行性。工程年均投资482.5万元，项目效益主要表现为粮经增产值984.6万元、节省灌溉投资51万元、减少能源消耗投资46.58万元及省工效益56万元，工程经济效益成本比为2.36,大于1。两种分析方法结果虽存有一定差异，但评价结果较一致，均表明额济纳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具有较强的建设可行性。经济方法虽然能够从经济学角度简单直接地衡量出工程建设可行性，但论证内容不够全面，对不能用货币进行衡量的环境影响(如水资源消耗等)及社会效益(如科学研究价值等),不能完全纳入工程建设可行性分析过程中。能值分析方法在全面认识工程建设的生态经济影响基础上，将自然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进行统一衡量并比较各子系统的能量提供，进而能够更完整的反映出工程建设可行性。
关键词：生态效益外部性 会计信息披露 事项法 价值法
一、引言
生态系统具有保育土壤、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环境、生态防护、生态游憩、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效益，这些生态效益具有准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可枯竭性)。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和私人影响之差(张宏军，2007)。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外部性等于生态产品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私人收益之差。因此，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二生态效益价值净额一生态收益。式中，“生态效益价值净额”指采用合理的价值计量手段确认的生态效益价值，是生态系统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条件的公允价值。“生态收益”指生态产品的市场(含政府补偿)均衡条件下实现的实际收益，包括政府对生态系统生态效益的补偿和市场化的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收益。生态效益是依附于特定的土地资产和生物资产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期间内所产生的一种外部效应，属于―个流量概念。一旦这种生态效益能得以合理计量，便可借助对对传统会计理论的突破，将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纳入现行会计核算体系，扩充会计主体的资产、权益及损益内涵，融会计主体从事生态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一体，演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动的会计逻辑。信息披露是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重要产出。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将为政府制定生态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生态系统生态效益财政补偿标准、区域(流域)生态效益产权交易、生态经营主体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市场性内在化定价提供重要参考和显微式明细账。本文拟构建基于事项法和价值法相结合的，综合生态系统生态效益的宏观(部级生态系统生态效益)、中观(省、市级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和微观(生态经营企业、基层林场)三个层面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国内尚未发现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的事项法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对于森林生态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两者模式，一是补充报告模式，即在传统会计报告内部增设森林生态会计相关科目，将森林生态会计核算嵌入现行会计报告体系内部(温作民，2007)。另一种模式称为独立报告模式(刘梅娟，2006)，即不调整现行林业会计报告而单独编制森林生态价值会计报告，如编制专门的森林生态效益利润表、森林生态效益经费收入明细表等报表，也可编制单独的综合的森林生态效益会计报告。
二、文献综述
Soner(1969)在《An Approach to Basic Accounting Theory》一文中正式提出事项会计思想已有40年，我国对事项会计的研究历史仅有10年，而真正引起关注是近5年的事情。据笔者查询中国期刊网，题名包含“事项法”或“事项会计”的文献有174篇，其中2003年至2008年(截止2008年10月23日)为133篇，占76.5％。我国事项会计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价值法与事项法的比较，事项法的优点和缺陷，事项会计信息系统，事项法发展前景(于富生，2005)，事项法下的财务报告(刘丹，2006；张艳，2006)，事项法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万晓文，2008)，事项法与网络、数据库及XBRL技术的结合(邵建利，2004；张永雄，2005；胡玉明，2002)。面对近年来趋烈的会计信息供求矛盾，学者们对会计信息披露的价值法提出了质疑，并有追捧事项法之势。价值法认为其提供的价值会计报告“三道菜”能满足用户决策要求，但事实并非如此(徐宗宇，2003)，而事项法下的“自助餐”可通过提供“原汁原味”、多重计量属性的各种财务和非财务事项信息，由使用者根据个人偏好函数、决策模型等选择所需信息，从而满足个胜化需求。如胡玉明(2002)认为事项会计信息实现了“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统一。然而也有学者对事项法给予了担忧，并提出价值法与事项法相结合的观点。方健(2007)认为事项法财务报告会造成信息过载、企业自愿披露不同选择和独立审计困境等问题，张艳(2006)认为事项会计理论仅关注了会计信息供应链中用户这一环节的社会需求，而忽略了会计信息供应链的系统性及财务报告模式的公共选择性。李君(2005)认为财务报告应同时关注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事项会计适用于决策有用目标，价值法在履行受托责任方面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应实现以事项会计为基石的价值法会计与事项会计的辨证统一。付程(2007，认为事项法会计可以弥补现行基于价值法会计披露模式的众多缺陷，提出将事项法与价值法并行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
三、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纯价值法面临的挑战
(一)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信息的可靠性 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生态效益价值的会计计量，二是对生态收益的计量，后者一般采用历史成本法，前者适用公允价值法(张长江，2008)。对生态效益价值采用公允价值法计量时，应尽量利用活跃市场信息，尽量减少主观判断。近年来全球和我国的生态效益市场发展迅速，生态系统涵养水源(水文服务)市场、生态游憩市场、碳汇市场以及生物多样市场规模较大、自由度加速提升，但总体而言我国生态效益服务市场框架、市场规则及支持体系尚未形成(侯元兆，2008)。在此背景下，即使其公允价值来自市场信息，生态效益公允价值的公允性也要打折扣，某些生态效益价值的获取仍需求助于非市场的估值技术或采用一系列“影子价格”。生态效益服务公平公开市场的缺失和估值技术在生态效益公允价值获取中的过度运用，使得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价值的“估算”成分增加，可靠性下降。
(二)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信息的相关性 生态系统及其生态效益的特殊性决定生态效益没有历史成本，因此对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价值的计量应基于效用价值论和消费价值论。价值法下提供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信息是基于公共价值判断的通用会计信息，不同类型生态系统都要计量其多种生态效益价值，而未考虑特定生态系统的特定功能及服务对象对特定生态系统的特定生态价值期望。因此，易出现生态效益价值高估情形，这不利于不同决策者的信息提取，不能满足个体信息使用者的个性需求。
(三)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信息的虚拟性 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信息包含多种虚拟(假定)因素。首先，在估价技术上，无论是替代市场技术还是模拟市场技术(支付意愿法)，均存在以替代商品(服务)的价格和模拟的消费者剩余能真实反映相应外部性价值为前提。而实际上这种假定是经常要受到质疑的，如所询问的消费者是否具有代表性，其支付意愿是否具有说服力等。其次，许多生态效益的受体不能清晰界定，如生态系统净化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的受体，这将导致生态效益外部性的价值归属不明。最后，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的产权虚
拟，生态效益先天存在公共产权，其产权主体空泛抽象，主体代表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保护生态效益，往往采取拿纳税人的钱由政府买单的简单方式，实现生态效益外部性的部分内在化。
四、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事项法与价值法契合的合理性及基本思路
(二)生态效益外部性信息披露事项法与价值法契合的基本思路 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分层治理原则，包括会计主体的分层治理和会计方法的分层治理。如前所述，三个层次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同层级的经营(保护)目标，其对于价值法或事项法的适应性不同。宏观生态系统的保护目标是某项(些)生态效益最大化，而该项(些)生态效益价值或许不能可靠地被货币化计量，因而尽量披露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事项更有助于使用者了解其生态业绩。微观生态系统产权界限相对清晰，其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胜过对生态效益的追求(除非生态效益能被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在实现经济效益过程中附带产生的生态效益一般能较准确地计量，其价值法的适应性强。中观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涉及地区间、流域内外，某些产权边界模糊，服务对象不易确定，其会计信息披露应价值法和事项法兼顾。另外，对使用价值法的生态系统生态效益的公允价值计量，也应贯彻分层治理原则，即优先对具备公允价值获取层次中第一、二层次的生态效益进行价值法计量，而对尚不具备计量条件的暂时采用事项法计量和披露。二是循序渐进原则，为确保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方法在宏观、中观、微观生态系统的推进应分层逐步展开，条件成熟一个，实施一个，不可急于求成。在上述两项原则指导下，本文所提出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基本思路便得以明确。
五、基于事项法和价值法契合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设计与实施
(一)生态效益外部性事项分类标准体系 事项法和价值法契合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设计分为以下两个部分：(1)基本事项。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事项包括基本事项和汇总事项。基本事项反应生态效益外部性业务的全貌，分为各项生态效益事项和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事项见(表1)，每一基本事项由与该种事项相关的若干标准化的信息元素构成。(2)汇总事项。基本事项详尽地反映了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细节，但可能不利于用户决策。对基本事项进行按事项类别或属性的适当汇总(如资产负债表是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事项汇总而得，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事项又由相应基本事项汇总而得)，便于用户针对性地提取有用的、经初步汇总的数据，提高信息的相关性。生态效益外部性汇总事项=(外部性增值事项，外部性减值事项)，外部性增值事项=(生态效益增值事项，内在化收益减值事项)，外部性减值事项=(生态效益减值事项，内在化收益增值事项)。上述事项的汇总可形成生态效益外部性变动表。
(二)生态效益外部性信息披露事项法与价值法契合的总体设计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的价值实现具有阶段性和过程性特征(王海滨，2008)。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价值被社会真正认知的程度及可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如有研究结果表明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约相当于森林林木资产价值的13倍(温作民，2007)，许多生态效益丰足地区估算出的生态效益价值甚至远远超过该地区的GDP，庞大的生态效益价值要想得到完全承认并实现价值的货币转化，现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各项生态效益价值的实现速度和程度不尽相同，那些能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生成要素的生态效益将很快得到市场的认可，其价值实现程度也很高，而那些暂时不能构成生成要素的生态效益，市场没有支付意愿或支付能力，其价值电就暂时处在潜伏状态。如果大量的生态效益价值没有得到市场实现，而会计体系又要强制披露大而全的生态效益“价值”，不仅使所披露的会计价值信息的意义和可靠性受到质疑，也无形中平添了会计信息的生产成本。以上论述的目的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面对人们对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会计信息需求的
倍增和价值会计系统无能提供所有生态效益的可靠价值信息的现实，将事项法引入现行生态会计系统，构建事项法与价值法并行，并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两者的侧重程度随之动态变化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见(图1)，乃当务之急。对于目前易于计量的会计主体(如微观主体)和不易价值计量的会计主体的某些生态效益(如中观主体的某些生态效益)尽量采用价值法计量和披露；对暂时不能准确计量而对经济社会具有重要性的会计主体(如宏观主体)的生态效益和某些会计主体中不易计量的生态效益可在现阶段积极推广事项法披露方式。借助相关职能机构、相关技术的支持，通过建立全国性的生态效益信息数据中心，各会计主体的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会计信息均在该中心实现网上披露、数据网络传输及自动存储，信息用户利用XBRL技术标准，按照自己的决策模型提取所需事项和价值信息。
1.1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必由之路
人类认识事物，要从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它。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于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与掌握，按其自然规律挖掘其潜力，使其发挥最佳效益。在林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林业工程不单单是植树栽果的问题，而是一项综合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建设林业工程，怎样长期、稳定、持续地发挥林业工程的效能，一直是林业工作者探讨和研究的问题。随着林业及其他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林业的认识更加深人，更加明确了林业的主要目的和任务。这就是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维持生态平衡；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的优势，以满足经济社会对林业的多种需要。由于林业的目的和任务的要求，现代化的林业不是盲目生产、粗放经营，而是以恢复和调整生态环境、促进良性循环为目的，使林业资源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持续发展、永续利用，以保证持续、稳定地满足社会对林业的多种需要。随着人们对林业生产持续发展重要性认识的逐渐深刻，林业生产经营方式也有所改变。经过十年的工程造林实践，摆脱了传统的零打碎敲的造林方式。规模大、质量好，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兼顾、长短结合，已成为造林工程的显着特点。生态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商品意识的提高，促使人们把林业和生态经济结合在一起，发展了新型的林业工程模式—生态经济林业工程。
林业是大农业的绿色屏障及组成部分。农业的“两高一优”(高产、高效、优质)必然导致林业的现代化。在实践中，人们尝到了单一经营、陡坡开荒的苦头，也从良好的区域性人工生态系统工程中受到启迪，树立了综合治理、“三效”(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发展生态经济林业的思想。生态经济工程已由单纯生态利用，发展到多功能、多效益综合开发利用。人们从就绿化搞造林的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认识到建设生态经济林业工程不仅要从生态效益出发，而且要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持续发展、永续利用。通过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效益转化，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林业资源自身是一大物质财富。它不单纯是绿和美的象征，也是具有丰富物质基础的经济产业。
1.2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是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把市场经济的思想注入林业工程建设，增强了林业建设的活力。而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加剧了林业自然资源的破坏，引起生态平衡失调。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治理与开发的关系，有些林业工程的林业资源商品转换率低下，导致资源退化，不能保持林业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其间很少有人思考林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多级利用，把利用和保护结合起来。而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则既要大力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又要积极保护治理资源，使区域性人工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在能量转换和物质多级、多层次循环的基础上，发挥最佳经济效益，从而引导农民把生态经济林业工程的林副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使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成为当地的一大支柱产业。市场竞争，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林产品的名、特、稀、优和集约经营，调动了农民建设生态经济林业工程的积极性。
1.3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具有自我完善滚动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
生态经济林业工程贯穿了整个体系综合治理、合理开发的思想。其原则是长短结合、立体种植。在种植模式上克服了单一经营的思想，贯彻了乔、灌、草、经济作物相结合的方针。在工程建设中，注意林种结构的调整，发展见效快、收益高的经济林。这就为林业工程的自我完善、滚动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林副产品的多层次加工利用，使工程建设者短期内即可受益，依靠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建设本身，为经营林业工程提供资金，增强自我积累和造血功能。随着造林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围山转”为主的综合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在丘陵山区普遍展开。在造林整地当年，可种植豆类、薯类及药材等经济作物。开发者当年即可获益，从而诱发了农民群众开发荒山，建设生态经济林业工程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他们看到自身的山场、荒滩等自然资源就是经济资源。通过生态经济林业工程的建设，进一步激发了农民转化、利用自然资源的欲望，并使之主动寻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良好途径。
2生态经济林业工程的内涵
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是高效生态体系林业工程。它是在充分利用和改造环境建立人工森林群落的基础上，发挥整个林业体系的最佳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是由多林种、多树种、多层次生物群体组成的功能完善、生物学稳定、生态经济高效的绿色人工生态系统的综合体。它是根据生态经济规律，运用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共生和物质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的方法和近代科技成就，而建立起来的人工森林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它在人工生态体系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并具有连接各种生产事业和启动整体生态、经济功能的重要作用。通过合理配置和组装，以及立体分布，生物种群占有不同空间，利用不同层次的光能和地力，呈现“三维”结构。在物质循环上，充分发挥复合生态系统的“内循环”效益，强化物流和能流，增加人工生态系统物流、能流产出，和对物能的多层次利用，以节省附加能量和资源投入量，生产尽可能多的林副产品，取得最佳经济效益。通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林副产品实行多层次深加工，使林业工程转化为具有丰富物质基础的产业工程。通过实行无废物和无污染生产，创造一个优美的人工森林生物生态系统，从而实现系统的良性循环。从生态方面看，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在空间上是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在时空上进行了合理的乔、灌、草结合，林粮、林药、林草间作套种，体现了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组装模式。这样组装起来的林业人工生态系统，能更有效地提高光能和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充分挖掘林地的生产潜力。由于多元配置，使之比单一经营的林业工程能更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由于增加了动植物种类，使地表、林冠层以及系统附近的农田、水利设施等多种工程免遭水冲沙压、减少病虫害蔓延滋生，有利于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从经济方面看，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收益高、见效快、投资回收期短。可以起到以短养长，以果养林，以林副产品的多层次综合加工促资源开发，以多种经营促资源转化的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人力、物力、财力和肥力的利用率，达到低投入、高产出和高效益的经营目的。从【】社会方面看，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是集治理开发和加工利用于一体的人工生态系统。林业资源的治理开发和加工利用，促进了贮藏、加工业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价值，从而产生向种植业以外的领域转移劳动力的欲望。这无疑促进了贸工商型林业的发展。从经济再生产方面看，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是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有机统一体。经济再生产的开展，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按照客观规律进行持续、稳定的再生产，必然促进经济再生产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使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经济的发展又为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和林业资源的再生产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这就为生态经济林业工程的自我完善、滚动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物质保障。从而实现了林业资源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目的，真正使林业生产持续发展、良性循环。
建立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必须按照不同的地貌类型和立地条件，本着综合治理、因害设防、适地适树的原则，配置林种，选择树种、品种和良好的生态群落类型，做到林农、林牧结合，立体种植，林果林粮兼顾，长短结合。卢龙县的青龙(滦)河、引青干渠两岸和121座小型水库流域范围内及围山转综合治理等大型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就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它们的林种配置、树种选择如下：青龙(滦)河、引青渠两岸综合防护林工程：林种为护岸林和水土保持经济林。树种为山海关杨、刺槐、臭椿、苹果(富士)、梨、桃、樱桃、李，灌木为条桑、紫穗槐、祀柳，饲草为沙打旺、红豆草、首蓓。
121座小型水库绿化防护林工程：林种为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经济林。树种为油松、侧柏、柞栋、刺槐、板栗、枣、杏、苹果，灌木为沙棘。
围山转综合治理防护林工程：林种为水土保持林及经济林。树种为山杏、花椒、苹果、梨、桃、杏、板栗、李等。
通过上述配置，使之形成网、带、点、片相结合的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充女发挥其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多种功能。不仅使工程区形成了完整的人工生态群落体系，而且使青龙(滦)河、引青干渠及121座水库免遭淤积，提高了水源质量，保护了工程区内的水利设施。由于水源质量的提高、水利资源的充分利用，使卢龙县实现了水利化。同时，促进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水库、干渠、网箱等多种形式的水产养殖，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工程范围内近1.3万hmZ农田成为高产稳产田。三大生态群落体系年产果品2000万kg,拥有活立木蓄积50万m3,产值超亿元。由于实行了林粮、林草、林药等间作模式，大大提高了林业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利用林荫空地，大力发展食用菌等，发展了立体林业。
3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建设途径
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对其施工、经营管理必须科学合理，要树立体系林业、综合治理的思想。搞好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建设的途径是：
3.1运用先进理论和技术指导生态经济林业工程建设
生态经济林业工程是以生物学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的多学科相结合运用于实践的产物。因此必须运用生态学、经济学、生物统计学、林学以及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来建立全面科学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利用多学科相结合的全新的技术理论，科学地指导生态经济林业工程。也就是说，在生物学和生态经济学的指导下，将系统工程、环境科学，以及生物统计、生物物理等多种科学的理论相结合，以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条件为背景，按组建人工生态系统的目的要求、结构性质，以及光能利用、物能流动的特点，着眼于整个系统的“三效”统一，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全新的理论和技术，进行调查、分析、决策、规划、设计、实施、管理、调整、更新，提出组合优化、结构合理稳定、功能效益显着，以及人工系统与环境的物流、能流和财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方案，为生态经济林业工程的建设提供理论和方法依据。
3.2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生态经济林业工程的迅速发展
关键词：生态效率；土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新视角
如何准确、科学、客观地评价土地利用效益，对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着重大的作用，而现有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方法在可操作性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拟借鉴生态效率计算方法对土地利用生态效益进行评价，以期为评价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一、现有土地利用生态效益评价方法评述
关于土地利用的效益评价，目前已初步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理论框架，但尚未形成一套标准的指标体系和广泛应用的评价方法。目前的研究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通过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做出评价。如佟香宁、杨钢桥、周飞、陈爱珠鲍新中等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土地利用效益进行了评价。二是运用数学分析、计算机技术进行定量分析。比较早期的定量研究是罗罡辉等(2003)尝试建立全国主要城市用地效益图。随后，王雨晴等利用改进熵值法构建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度评价模型。王筱明、冯达、傅利平等将数据包络分析的理论与模型应用于土地利用效率的评价。王棚宇等运用功效系数法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进行评价。这些指标体系或评价方法，指标选用的变量较多，变量间的数学关系较难理解，同时不易操作。寻找一种简洁又能客观评价土地利用效益的方法成为研究难点和热点。
二、生态效率简介
生态效率译自英文的Eco-efficiency,其中efficiency有“效率、效益”的含义，两者组合则意味着应该兼顾生态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效率，促进企业、区域或者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效率最早由瑞士学者Schaltegger和Sturm(1990)提出。随后，在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理事会(WBSCD)的积极发展下渐趋成熟。WBSCD将生态效率的内涵描述为“通过提供具有价格优势的服务和商品，在满足人类高质量生活需求的同时，把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降到至少与地球的估计承载力一致的水平上。”即“在最小化资源的耗费和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同时，最大化企业的价值”。联合国国际会计与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2000年了《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的结合――生态效率指标标准化的方法》,提出生态效率指标是环境业绩变量与财务业绩变量的比率，即生态效率=环境业绩指标/财务业绩指标。近年来，国内生态效率的研究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介绍引进国外先进的概念和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许多学者与研究机构分别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对企业、行业与区域的生态效率进行计算与度量，以提升各种主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三、生态效率在评价土地利用生态效益中的应用
(一)评价思路
借鉴生态效率的计算方法，用财务业绩与环境业绩的比率反映某一区域单位经济价值所产生的环境影响量，建立宏观区域的生态效率概念，即某一宏观区域的生态效率=该区域财务业绩指标/该区域环境业绩指标。这一方法的借鉴，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资源，为评价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提供了一种简单可行的思路。
(二)指标选择
第一，财务业绩指标。地均GDP是每平方公里土地创造的GDP,反应土地的使用效率。地均GDP是一个反映产值密度及经济发达水平的极好指标，它比人均GDP更能反映一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往往是国内外学者作为衡量城市用地产出的一个表征方法。本文选择地均GDP作为衡量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财务业绩指标。
第二，环境业绩指标。目前，世界各国对环境业绩的评价标准与方法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但一些机构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借鉴前人的研究结果，结合我国现有的统计数据资源，选择以下指标作为环境业绩指标：废水排放量(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和生活污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用水总量和总能耗、总电耗。
第三，数据处理。由于对土地利用生态效率进行研究，最终目的并非计算出各区域具体的生态效率，而是要对各区域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率进行对比分析，数据包络分析(DEA)刚好能满足这一需要。根据以上思路建立生态效率计算模型，对计算结果处理方式为：不计算出相关区域的生态效率数据，直接借助有关统计分析软件对指标体系进行分析。
DEA方法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对相同类型的决策单位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采用DEA方法计算生态效率时，通常是针对同行业的一组企业，将其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分为输入和输出两类，本着输入最小化和输出最大化的原则，使用数学规划模型来求取所评价企业在该行业中的相对生态效率。
四、实证分析
(一)计算结果
以环境业绩指标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用水总量和总能耗、总电耗为输入指标，以地区地均GDP为输出指标，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用DEA-Solver软件选用CCR-I模型对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7年生态效率(原始数据略)进行分析，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为4个，无效的决策单元26个，有效性分值结果如表1所示。
(二)我国各区域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整体状况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生态效率相对有效的地区有4个，分别为天津、上海、海南和青海，生态效率相对无效的地区为26个。从地域上看，各区域之间生态效率差异很大：东部有3个地区是相对有效的：上海、天津和海南；中部没有一个地区是相对有效的；西部有一个青海是相对有效的。从3个区域的评分情况来看，东部的平均分为0.467,中部的平均分为0.300,而西部的平均分为0.454,东部总体评分高于西部的评分，而西部的评分又高于中部的评分(见图1),在空间上演绎出涅兹库兹环境曲线，也反映了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在时间上的差异性。
(三)我国各区域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特性
利用Excel对各区域生态效率评分值进行分布状况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省际间生态效率评分呈现明显两极分化。在30个省级地区中，广东省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是最低的，应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从2007年统计数据可知，广东省的地均GDP在30个省级地区排名第一，但是其废水排放量和总电耗均在省际间排名第一，用水总量和总能耗也排名第三。由此可知，广东省虽然经济比较发达，但仍然属于粗放型经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大，能耗高，经济发展付出的环境成本比较高。生态效率有效的4个地区，可以看出其各自代表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天津代表一种港口经济发展模式，上海代表一种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海南代表旅游经济发展模式，而青海则代表一种内陆经济发展模式。这四种经济发展模式总体而言都属于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由此可见，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有较大影响。西部虽然从直观印象上经济发展落后于中部，但西部矿产资源丰富，经济类型是以资源型经济为主体。而中部重工业基础较好，主体产业都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导致中部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评分低于西部。
五、讨论
第一，生态效率是对环境与经济绩效的双重测度，追求的是最小的环境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产出。选择恰当的财务业绩和环境业绩指标，借鉴生态效率的方法为评价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提供了一种直观可行的思路，并且该评价能客观实际地反映我国各省际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实际情况。
第二，生态效率在区域层面上的应用仍在探索中，目前并无普遍认可的方法。生态效率概念来自于产业界，没有包括考察区域发展可持续性所需要的社会发展指标。许多学者认为生态效率作为环境与经济因子的比值无法正确、全面地表征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并不适于评价整个区域的可持续性，因此尝试在地区生态效率评价中加入社会发展指标，并与环境指标、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这也使得进行区域生态效率计算时，要考虑的因素比单纯的企业内部管理复杂得多，从而阻碍了生态效率在区域层面上的应用。
第三，DEA分析法在对同类型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效率评价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DEA方法的结果对数据的精度非常敏感，不同的DEA计算模型所得出的结果差别很大，选择的输入和输出变量不同对计算结果也有很大影响。如何选择最恰当的评价指标、如何改进DEA模型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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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供求原则
生态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存在着供求关系，所以要建立交易市场。
1.2污染破坏者和受益者分担补偿原则
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在理论上主要是生态环境的污染者或破坏者。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应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补偿，将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抑制环境污染破坏行为，又可以将外部经济性内部化，鼓励保护生态环境行为。
1.3价值转移原则
生态产品的价值包括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价值转移的含义：经济资本和生态产品经济价值之间的转移；直接利用价值和间接利用价值之间的转移；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转移（曾广权等，2006）。
1.4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共同发展原则
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均等是环境正义的要求，生态保护地区和生态受益地区都有发展权。生态补偿就是要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生态环境保护地区因生态保护而丧失的发展机会，并优先考虑最不利地区和成员的基本生存权需要。受益地区不能用生态保护来限制生态保护地区的发展。
1.5国家集中收入补偿为主和社会分散补偿为辅原则
生态补偿应以国家生态补偿为主，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费，将生态补偿资金收入集中在国家。国家将聚集起来的生态补偿资金集中用于补偿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和重点生态保护地区，并通过生态恢复计划，统筹安排生态补偿资金，防止生态补偿资金的滥用。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全民性事业，生态补偿除了以国家生态补偿为主外，还应当以社会补偿作为补充（张炳淳，2008）。
1.6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
在确定补偿主体时，本着谁收益谁补偿，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受偿地区一般为贫困地区，如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补偿停止后将重新面临生态退化的危险。实现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同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1.7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确定补偿期限时，要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经营者的成本和利润根据补偿期限进行平均测算，持续补偿。
2补偿主体和受体
生态补偿是一种为了减少生态破坏，调动生态建设积极性，促进生态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和协调机制。根据价值转移原则，拿走价值的是补偿者(受益方)，被拿走价值的是补偿对象(受损方)。根据公平原则，富裕方是补偿者，贫困方是补偿对象(曾广权等，2006)。补偿主体就是指补偿者，受体就是补偿对象。补偿对象是通过林权制度改革后，手里持有林权证书的林农（蒋发进等，2008）。
3补偿标准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财农{2009}381号）和《云南省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2}101号）的补偿标准为10元/667m2。生态效益补偿金用在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管护上，而不是对其抚育更新、造林成本的补偿。国家对私营林没有补偿标准，补偿标准可定为公益林补偿标准的80%。根据林分质量划分补偿等级。
4补偿期限和补偿资金管理
补偿期限根据国家现行的社会经济体制，5a为1个补偿期，补偿期后，由评价机构对私营林主的森林资源进行评估，达到国家标准再进行生态补偿。建立森林生态补偿基金，由财政部门进行专项资金管理。
5生态补偿资金来源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主要是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在税收征收上主要有资源税、排污税、其他税费。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激励机制，也是改善林农生活质量的一种途径。探索多元化的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来源是必要的，因此讨论几种来源方式。
5.1税收或生态补偿费附加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要赋予林业以重要的地位；在生态建设中，要赋予林业以首要的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要赋予林业以基础的地位”。税收是国家为了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凭借政府政治权利，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关系。森林生态效益受益者是每一个人，众多的受益者可以不付任何费用得到其价值。建议政府开征生态补偿税，用于森林生态系统的改善。以教育费附加为模式，征收森林生态补偿费附加。征收范围、标准与教育费附加一致。
5.2转移支付的类型
5.2.1水电站企业
森林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温的功能。只有在保护好森林资源的前提下，才会有丰富的水资源，向电站企业收取生态补偿费是合理的。同时，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议水库水电站按每度电加收0.05元。
5.2.2森林公园和水路航运企业
向风景林区、森林公园门票收入的2%和航运企业的水运货船每吨每公里加收0.01元作为生态补偿费，用来保护森林资源。
5.3发行林业生态
政府通过发行林业生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基金。运用发行筹集资金是完全必要并可行的。
5.4接受社会捐助
可以通过公益性部门筹集该项基金，基金的来源主要是接受外国政府、国际组织﹑NGO和国内单位、个人的捐款或援助。目前，已经有一些国际组织对我国保护森林资源提供资金援助，如GEF﹑WWF﹑FFI﹑世界宣明会等。加强政府间的合作，例如中国政府与荷兰政府在云南省自然保护区中实施的中荷合作项目。
5.5生态融资
生态融资可分为3大类型：自然资本融资﹑人造资本融资﹑人力资本的融资。生态融资方式丰富，常见的有集资﹑贷款﹑股票﹑BOT(Build,Operate,Transfer)融资等。在森林生态产品补偿资金筹集中，BOT是一种新的筹资模式，具有2个鲜明特点。从政府角度而言，政府无需对公司的投资和融资提供担保。投资和融资的重要基础是公司未来拥有的基础设施运营收益，政府以特许合同方式赋予项目公司这种收益权利。从公司角度而言，项目融资不受其资本规模的限制。融资的主要依据是公司对未来收入流量所拥有的合同权利。公司可以避免因投资有限而不能参与规模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王聪，2003)。利用BOT方式为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财政预算外的资金来源渠道，能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将BOT融资方式应用于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制度，可以加速资金筹措，尽快改善生态效益的维护(桂拉旦和张伟强，2007)。
6补偿方式
林业作为基础性产业部门，通过林权制度改革私营林发展比较迅速，研究私营林的生态效益补偿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财政补贴在林业中主要有3种形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林业补助﹑林木补偿。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主要体现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以及野生动物肇事。林业补助是指各级政府为促进林业发展，对营林主体给以各种经济性补助﹙补贴﹑信贷等﹚。林业补助的目的是促进林业发展。林木补偿是指各级政府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为社会提供生态安全公共服务，限制或剥夺营林主体对林木拥有的林权给予经济补偿的一种措施﹙姚顺波，郑少锋，2005﹚，免费提供苗木等。把私营林生态补偿分为3类，资金补偿﹑服务型补偿和政策补偿。
6.1资金补偿
在生态补偿中，资金补偿是最常见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偿的方式有：现金补偿、减免税收、补贴、抵押贷款等。
6.1.1限成熟林采伐补贴
私营林的生态产品按理归属私营林主。政府在保护生态功能为由的前提下进行采伐指标限制，是对私营林主商品林林权的侵犯，造成私营林主的经济收益损失，给予一定补贴，称为限成熟林采伐补贴。
6.1.2生态产品购买
对私营林主提供的生态产品，在生产无形生态产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必须得到应有的报偿。这种购买只能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实现无形生态产品的交易。在政府调研的基础上充分听取林农的意愿，召开生态产品购买听证会由双方人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制定出一个标准。
6.1.3林业保险
林业保险一直是世界各国保险学和林业经济学界所关注的话题。由于风险的承受者是在各国都属经济承受力相对较弱的林农，再加上林业生产周期长，面临着森林火灾、病虫害等灾害的威胁，林业保险是帮助林农降低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
6.2服务型补偿
补偿者提供无偿技术咨询和指导，送受补偿地区的人员进入林业院校进修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经营管理水平等。
6.3政策型补偿
(一)权利平等，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理依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是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也承担平等的义务。唯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实现制衡，并进而抑制各种专制。“公平负担平等学说”，强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以平等为基础为公民设定义务。现代法治国家在剥夺或限制了特定人的权益时，应通过社会全体负担的方式，弥补由此产生的损失，以实现相关利益的调整。森林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多重效益。我国实行林业分类经营，将森林分为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公益林的主体功能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生态产品属于公共物品，其产品功能为公众共同享有，依据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提供产品的成本也应当由公众共同承担。公益林禁伐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的规定，受益者是社会全体人员，成本应当由社会全体人员公平负担，不应当由林农单独承担。
(二)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宪法基础
财产权是一项自然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密不可分，因为公民财产是公民维系生命、追逐自由的物质保证。承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责任。各国宪法都将财产权列为了公民基本权利。虽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合法财产，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三是给予相关公民一定的补偿。在我国，林地的权属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林木的权属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对于公益林，除“抚育性采伐”、“更新性采伐”和“低效林改造”，基本上是禁伐。农民的林地一旦被划为公益林，树长得再好，也难以变现。既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就应当给予特定的相对人合理而公正的补偿，否则，就会伤害利益主体，阻碍其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三)权利冲突的衡平，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需求
权利只有边界和范围，没有等级之分，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人不可能凭据哲学的方法对那些应得到法理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做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的位序排列。”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权利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立法只是个无限接近事实的状态，仅仅通过立法不可能完全解决权利冲突，解决权利冲突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对冲突关系进行利益衡量，找到平衡点，实现权利配置最大化。2003年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实际操作中，公益林都被纳入了林改的范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点是实现林农的承包经营权，而公益林承包户的承包经营权基本处于“无法自主”的状态。在法律无法准确界定公益林承包户经济权利，又需要维护生态利益的时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就成为了现实中对受损利益做出的替代，间接维护了权利的平等和正义。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制建设的缺失
(一)立法的缺失
我国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立法，主要存在以下缺失：1.基本概念不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只是停留在学术探讨阶段，没有得到统一明确的界定，其目的、价值以及制度顶层设计难以进一步落实。2.权利义务不一致。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相适应的，权利不应大于义务，义务也不可大于权利。当前，森林生态受益者的收益远远大于支出，甚至没有支出，而森林生态保护者的生态责任却极其严格，管护责任也没有与管护效益相挂钩。3.权利救济乏力。“无救济，无权利”，法律规定了公益林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但是如何保障该权利不被侵犯，权利被侵犯了应当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去救济，没有明确的规定。4.重视程度不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始于本世纪初，2005年，国务院就将生态补偿建设纳入重点工作内容，2010年，又将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可是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这除了现实条件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二)公平正义的缺失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生命力不是在于是否对生态保护者的个人利益牺牲进行了补偿，而在于是否给予了合理的补偿。2012年，除了中央财政，已有27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偿一共达到了184亿元。这个数字虽然比最初投入翻了几番，但是平均到18.7亿亩的公益林，每年每亩的补偿金额平均只有7元钱。这个标准不仅远不如外出打工收入，也与林地的经济效益严重脱节。例如补偿标准位于全国中等水平的安徽省，集体所有的公益林，2013年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每年每亩15元。而出租林地的年租金是每亩25元左右，商品林种毛竹的年收益约每亩500元，分别是公益林补偿的2.5倍和50倍。按照2012年安徽省的惠农政策，种粮农民每年每亩耕地可获得的直接经济补贴不下于77元。畸低的补偿标准，体现了当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公平正义的缺失。长此以往，公益林管护质量必将下降，这又会产生与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意义南辕北辙的效果。
(三)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
权利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不同利益、不同权利的平衡，有时候不得不有所取舍。从目前的情形看，在协调经济与生态利益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首先，经营者意志被忽略，无法把握利益平衡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公益林承包到户，在名份上是优化了产权，激励了公益林管护，可是公益林的经营严格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中，对于生态效益的转化，经营户没有任何发言权。其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一刀切，违背了利益协调的现实性。利益协调的基本准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是在我国，除了简单划分国有、集体、个人所有公益林，不管林种，不论区域，甚至不跟踪生态效益产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都是一样的。再有，维护经济生态平衡没有多样举措，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独臂难撑。森林生态发展并不是一味的“堵”和“禁”，合理的经济利用不仅不会破坏森林生态，还会有利于森林环境保护，激励林农保护森林。《部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是承认并允许对公益林进行相适应的经营开发的，然而，政府对公益林的管理政策始终是“管严管死”，公益林经营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三、对策建议
(一)维护正义，加快相关立法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和最高成就。但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不是如何确证这一点，而是如何达成这一制度美德。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正义，关键就是要厘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关系中各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生态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给予合理补偿。首先，实现立法的完整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临的现实经常是“无法可依”、“有法不明”。实现其立法的体系化，就是要深化该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确制度内涵，围绕制度价值，细分权利义务，完善权利救济。其次，增强具体规定的可操作性。及时清理、修改和完善现行的规范，使之更加合理，也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森林法》规定违法进行采种、采脂活动的，要依法赔偿或被处以罚款。但是我国《森林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如何才是合法采种、采脂，也没有统一的关于采种、采脂的技术指导性文件。再有，落实现有权利。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阻碍权利的实现，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保护生态，不代表停止经济发展。公益林是可以适当经营的，相关部门应当依法为经营户创造适当经营的条件，而不是一味“管严管死”。
(二)尊重市场，完善激励举措
我国林权结构比较复杂，林地属性只区分国有和集体所有，但是林木权属包括国有、集体和个人所有。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地使用权又逐步与所有权分离，个人对公有属性的林地又享有了带有明显私有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在产权私有化的情形下，保障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无价格产品供应，需要的是政府有效的参与和调控，根本方法就是对私人产业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通过利益的引导、收益的差异化进行激励。所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当是根据实际情况，充满差异的。首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要尊重市场规律。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能够具有市场价值，个人才会有动力对公共事业进行投资。作为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公益林经营户有权参与生态补偿市场，促进生态产品合理价格的形成。其次，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当前，完善补偿责任的重点，就是要使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收益支出相匹配，同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确定补偿主体，让生态提供者的权利具有明确的请求目标。再有，管护责任要实现软着陆。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分林种、生态价值、碳汇量的增长情况等，实现补偿差异化，促进管护主动性，更好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意义和目的。
(三)加强实践，探索补偿新形式
美国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力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律的经验来自于社会实践。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补偿实践提供的有益经验。当前，国内外都纷纷开展了很多生态补偿创新实践，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很有借鉴意义。这些经验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购买，比如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4%的德国公益林，完全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我国在贵州省也开展了试点，由政府收购个人投资营造的重点公益林。二是公共事业补贴，如福建省综合参考生态公益林数量及其对流域的贡献大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按每年每吨用水量承担生态补偿金。三是生态补偿一体化，根据近期一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报告，在全球287个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中，有61个是与流域生态服务直接相关。国内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给予我们三点启示：一是落实补偿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参与，政府有责任积极主动地开展创新实践；二是生态补偿应当逐步实现一体化，让各类生态资源能够共享生态收益；三是补偿实践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尊重规律、尊重各地发展实际水平。
(四)结合国情，协调现实利益
1论文数量变化分析
的数量直接体现了学者对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关注程度。从2002年1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将近10年的时间公开发表的有效论文为227篇，平均每年227篇，论文数量较多，表明农业、土地等方面的学者很重视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研究。2002—2007年以及2009年每年数量都低于平均值，2008年、2010年和2011年数量都高于平均值，表明从2008年开始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根据数量，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2002—2003年，是论文初产期，2年共12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53％，平均每年6篇，数量偏少，与这一阶段土地整理项目较少有关。第2阶段为2004—2007年，是论文数量上升期，每年16～20篇，本阶段的论文总数占全部论文数量的313％，是前一阶段的59倍，论文数量明显增加。第3阶段为2008—2011年，是论文高产期，共144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634％。2008年数量猛增至58篇，是近10年中数量最多的一年（图1），2008年之后的3年，论文数量略有下降，但每年都不少于20篇。2008年以后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与国家及地方政府支持土地整理项目密切相关，土地整理项目带动了绩效评价研究。
2论文来源期刊
论文来源期刊可以反映土地整理绩效评价在专业期刊中的地位及专业期刊对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的贡献。根据检索结果，227篇论文分别来源于农业、土地、环境、经济等领域的73种期刊，包括《农业工程学报》、《中国土地科学》、《安徽农业科学》、《地理学报》、《资源与产业》、《经济地理》、《水土保持通报》、《自然资源学报》、《资源科学》等（表1），表明很多专业期刊都重视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成果的发表。近10年来《农业工程学报》刊用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论文数量最多，占总论文数量的176％。由于土地整理项目属于农业工程项目，而且《农业工程学报》为美国工程索引（EI）收录的期刊，影响力大，质量高，颇受学者的青睐，故论文数量多。《安徽农业科学》虽然影响力不如《农业工程学报》，但为旬刊，期刊发行量大，发表周期较快，因此论文数量也较多，达到37篇，占论文总量的163％。《中国土地科学》刊用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论文数量也较多，为15篇。土地整理绩效评价论文主要集中在上述3种期刊，其论文数量占总论文数量的405％。
3论文影响力分析
下载频次和被引频次是反映论文影响力的2个指标。下载频次反映了论文受其他学者的关注程度，而被引频次则反映了论文受其他学者的认可程度，是衡量论文影响力的主要指标。由论文检索结果可知，227篇论文共被下载61208次，被引用2767次。各期刊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论文的下载频次和引用频次不同，表2、表3分别列出了下载频次和引用频次最高的10种期刊。无论是下载频次还是被引频次，《农业工程学报》都遥遥领先于其他期刊，位居第1位，属于第1等级。这表明《农业工程学报》刊用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论文质量高，影响力大。《资源科学》、《中国土地科学》、《自然资源学报》、《经济地理》、《安徽农业科学》的论文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也很高，属于第2等级；《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中国土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软科学》的论文被引频次为50～100，属于第3等级；其他期刊属于第4等级。虽然有73种期刊刊用土地整理绩效评价论文，但被引频次高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农业工程学报》等10种期刊。
论文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
1研究理论及方法
研究理论是学者进行研究的依据，研究方法体现了学者研究问题的角度与手段。通过论文检索发现，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论文中应用的理论主要来源于经济学、生态学和数学。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理论，生态学中的景观格局理论、生态足迹理论、生态补偿理论以及数学中的可拓理论、粗糙集理论应用较多。研究方法有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评价法、综合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优先度评价法、成功度评价法、物元可拓模型等数十种，其中层次分析法运用得最多。模糊数学评价法一直是学者深入研究的主要方法，成功度评价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物元可拓模型等近年来广泛应用，进一步拓宽了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研究视角。
2研究主题
论文统计分析发现，已有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论文的研究主题有土地整理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综合效益）、土地质量、土地整理潜力、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其中效益评价的论文最多，共107篇（生态效益评价50篇、综合效益评价43篇、经济效益评价10篇、社会效益4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471％。由此可见，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是最主要的研究主题，土地整理项目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是社会及学者关注的核心内容。土地整理潜力评价是另一个研究热点，此项研究为提高经济、生态效益服务，故关注较多，共有论文42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1850％，位居第二。土地整理项目方案及风险评价、评价指标体系、土地质量评价的论文为15～22篇，所占比例小于10％。其他研究主题的论文数量较少，这里从略。
研究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论文受国家及部委基金项目资助的情况能够反映我国政府对该项研究的重视程度，折射出该研究的意义大小。通过检索得知227篇论文中标明受国家及部委基金支持的有80篇（表4）。如果2篇及2篇以上论文受同一基金项目资助，只按一项基金项目统计，因此80篇论文一共有66项基金项目资助。论文中标明受地方政府基金项目资助的暂未统计。
此外还有1篇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金项目资助，这表明我国土地整理项目虽然受到联合国关注，但关注程度不高，还需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论文数量最多，但是只占到全部227篇论文的176％，表明80％以上的论文没有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论文体现的基础研究创新能力不足，因此必须结合土地整理项目提升基础研究水平，提高创新能力。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的土地整理项目与论文仅次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因此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是推动土地整理项目研究的又一重要力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其他基金资助的土地整理项目与论文较少，均在5项（篇）以下，这些基金还未成为土地整理项目研究的主要力量，今后应当努力争取这些基金的支持。#p#分页标题#e#
结论
关键词：消费循环 消费剩余 生态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同时以大工业生产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成为吞噬自然资源的黑箱，以高消耗为典型特征的消费社会成为当今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与大工业生产体系相对应的企业理论在环境危机形成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如何等重大理论问题却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导致传统的企业理论，都以在私人成本最小化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而这一点正是现代商业和工业体系运行的核心准则，不抛弃企业理论的这一核心准则，人类社会将继续被这一错误理论引向歧途和推进灾难的深渊。因此，在新形势下完善企业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消费循环的讨论
首先我们从所谓的埃尔里克等式(以著名美国生物学家保尔埃尔里克名字命名的):I=PCT
I为污染对环境的影响，P为人口规模，C为人均消费，T为GDP对环境的影响。换言之，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取决与人口数量、消费水平和产品生产的方式和技术。
埃尔里克等式揭示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显然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地球和它的生态系统使生命得以维持，并给经济系统提供各种物质投入。但地球是已定的，不能再变大了。经济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也必然是固定的。逻辑很简单：因为部分不可能大于整体。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制约，但我们无法回避世界经济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废物的积累不可能永远增长这一基本道理。那么是什么构成了地球对人类社会的支撑能力。多大的经济和人口的长期增长是可能的？我们也许可以在短时期内进一步增长经济，但已有大量的信号表明我们正在接近某种极限。下面我们把环境引入经济的发展中，对此进行一定的讨论研究。
在以往讨论产品、劳务的简单循环中，企业生产产品，将产品送到各个家庭供消费，获得货币。在另一端，家庭向企业提供投入，包括劳务、必要的储蓄和土地，换取以工资、利息和租金为形式的收入。由于这一循环是不完全的，所以看起来它的问题不大。它所遗漏的是：经济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必须植根于或者嵌于自然界或者生态圈。因此，实际的情况要复杂的多。要认识并加在循环中的是两种流量：企业和家庭都要消费自然资料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之后，用过的材料、能源和家庭的垃圾被倒入生态圈。因此。更现实的流量循环必须表现这些重要的事实。把经济变量引入环境中去，换句话说，环境问题是外部负效应累积和放大的结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全面的环境危机从宏观上讲是人类发展思想的错误，从中观上讲是荒谬的企业理论下的企业行为的结果，从微观上讲是错误的消费思想导致的消费模式和家庭消费行为的结果。
三、现代企业的行为准则与地球生命生存准则相悖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1954年发表了《关于天体的公转》的论文，像太阳绕着地球旋转的学说提出了挑战，提出了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新观点，他的新观点，不同于早先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托勒密模式，从而导致了一场新的思想革命，产生了新的世界。
今天，在我们讨论地球和经济的关系中，我们的世界观也应该有类似的转变。现在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天体绕着另一个天体旋转，而是，环境是经济的组成部分，还是经济是环境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家把环境看做经济的一个子系统。生态学家则与之相反把经济看做环境的一个子系统。如同托勒密的日心说，经济学家的观点使人们对现代世界的理解陷入混乱，创造出了和它所依存的生态系统不相适应的经济。经济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造成不断增加的经济损失。有朝一日，它会压倒世界范围的发展力量，导致经济的衰落，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在环境退化导致长期经济衰落之前扭转这些趋势。
日益明显的趋势现实，如果子系统经济运作，不能与大系统-地球的生态系统相互协调，势必两败俱伤。相对于生态系统，经济规模发展得越大，施加给地球自然极限的压力越多，这种不和谐造成的跑坏就越严重。现代企业的行为准则是一种为了一己私立或追求利润最大化，将本应自己承担的生产成本转移到社会头上，结果使得环境恶化。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妨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到人的生命健康，乃至损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具体表现在：
1. 企业的发展只注重自然界经济性的资源价值
自然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自然界对于人类不仅具有经济性的资源价值，还具有艺术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医疗价值、生态价值等。而同时，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经济性资源价值又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更要珍惜它们的价值。
2. 企业的发展忽视了社会的成本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社会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在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应确保其承担了相关的社会责任。长期以来，在企业效益评价的问题的研究上偏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主要是因为企业社会成本较难计量，这就迫切需要对企业社会成本计量问题进行研究，
3. 企业的发展以环境为代价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也随之加剧，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大气污染加剧，酸雨问题日益严重，淡水资源短缺，沙漠化趋势加剧，森林资源锐减，野生动植物物种灭绝速度加快，臭氧层空洞愈来愈大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等，都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人们不得不反思人类社会将如何实现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四、企业应遵循的原则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企业如何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如何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从破坏生态的经济转入持续发展的经济，认识经济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只有调整经济使之与生态系统相适合才能持续发展。我们这一代人面临这巨大的挑战，是设计一种生态经济，一种尊重生态原理的经济。一个能够与生态系统有机结合的重新设计的经济，将稳定两者之间的关系，使经济得以继续发展。
1. 经济效益原则
顾名思义就是产生最大的经济收益。但是，我们在这里加入一个限制条件，即：最少的投入，产生最大的收入。我们主要是从企业对股东权益复杂的表现和企业对社会的主要经济贡献两个方面来评估的。其内容应该涵盖了与企业在经济方面有主要关系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也要考虑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企业在新产品和新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基本表现。在这里把企业经济发展的优先度设为3，用E表示。
2. 社会效益原则
企业利用资源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会产生各方面的社会效果。作为社会的成员，企业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与她发生直接交易关系的其他企业或消费者，更要面对不与其直接发生交易关系的一般公众，其必须为自己的行动对一般公众和社会负社会责任，它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不应该超过社会所能接受的水平以及危害到他人。主要是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出发来考察企业在社会层面上所承担的责任。在权衡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以社会效果的显著程度来衡量企业的发展。为了消除外部不经济的现象，就必须使私人的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因此，把企业的社会发展的优先度设为2，用S表示。
3. 生态效益原则
过去的经济指标显示出了经济的巨大进步，但是当我们注意到生态方面的指标，那就难以乐观了，经济政策在造成世界经济的超越发展的同时，也正在破坏经济的支持系统。这里主要是从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和企业的能源使用两个方面来评估的，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共有的“社会资源”，关系着我们这代人以及后代人的生产发展，企业的发展不应该是建立在生态环境的破环上，因此，把企业生态的发展的优先度设为1，即最为重要，用W表示。
4. 综合效益原则
根据以上分析企业的发应该考虑的是综合的效益，即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用C表示综合效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C=E+S+W
其中：E代表的是经济效益；S代表的是社会效益；W代表的是经济效益。
这个公式也体现了建设生态企业的基本原则，是生态企业的效益源泉。
在以往的经济与环境的讨论中，讨论者往往被局限于“是或者非”的框框中，人们经常讨论“生态企业到底值不值得”这一问题，便是其典型的表现。这就要求人们超越要么是、要么非的思维定式。企业管理者们需要质疑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对环境和社会进行投资，能够为股东带来综合收益。 以及如何经环境问题纳入经济运营的整体思路上来。而上文通过对企业综合效益指标的设计，我们主要来讨论经济—环境系统模型下评价一个企业的标准，从而为指导构建生态企业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为构建生态企业理论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赫尔曼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施里达斯拉夫尔，《我们的家园—地球》[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
[3]厉以宁、张静铮，环境经济学[M]. 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本研究中选取了防沙治沙效益评价指标，该评价指标体系涉及了生态、经济和社会3大方面的指标，图1是青海湖沙漠化治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生态指标包括了土壤机械组成、土壤含水量、土壤有机质、植被盖度和地上生物量。经济效益指标包括了人均牧业产值、人均农业／种植业产值、人均林业产值和人均旅游业产值。社会效益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人均纯收入和高中升学率。植被盖度：植被盖度是非常关键的生态因子，因为它可以表现植被特征，而且属于比较容易获得数据的指标，可以反映植被的茂密程度和植物进行光合作用面积的大小，也是影响土壤风蚀的主要因子［12］。对于土壤风蚀来说，活的植被是土壤的永久保护层，植被不仅能降低风速，而且能固结土壤，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抗蚀性。因此，植被盖度是防沙治沙工程生态效益评价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地上生物量：地上生物量是植被在某一时刻单位面积内植物种或群落地上部分的总重量，属于植被生长过程中的数量化指标，可以表示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再生能力等特征［12］。一般来说，同一植物地上生物量的多少能够表明植被盖度的大小、叶面积的大小，也可以用来说明光合作用的能力［12］。
土壤有机质：土壤有机质含量是最关键的土壤特性指示指标之一，它指示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特别是氮、磷的重要来源，代表着土壤供肥的潜在能力及稳定性，是土壤的健康性与否的关键因素。有机质对土壤的理化性质也起重要作用，土壤有机质能改善土壤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性质，有利于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促进植物的养分吸收和生长，有机质含量的下降可以作为土壤退化的一项重要标志。因此，可以将有机质含量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态评价指标［12］。
土壤机械组成：土壤机械组成是反映土壤质地的重要指标。不同粒级颗粒的起动风速不同，所以可蚀性也不同。量纲分析认为，松散土壤颗粒的可蚀性因子与颗粒起动风速的平方成反比，对于松散的土壤表面，颗粒的起动风速主要取决于颗粒粒度组成［13］。因此，土壤机械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土壤的性质的变化。土壤细颗粒物质的增加对退化的土壤系统恢复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可以改善土壤质地、也能输入土壤养分［14］，对于沙化地区来说，不存在细质地的黏土，所以对沙化土地来说，细沙含量越高越好［12］。由于采取一定的生物防治措施，地表植被覆盖度增加，这样既可以加固沙土地面，又可以削弱风力，从而保护细小颗粒不容易被风及风沙流吹蚀。另外，由于防治措施有阻沙作用，因而随风运动的细小黏粒遇到阻拦物时就会沉降下来，这样工程区土壤中的细粒含量就会逐渐增加，从而改变土壤的物理性质，因此，将细重作为一个评价指标，对于防沙治沙工程生态效益评价至关重要。土壤水分是干旱地区固沙植被生长发育的主要限制因素。在防沙治沙过程中，随着固沙植被的建立和发展对土壤水分的吸收也逐渐增加。因此，在沙漠化治理地区，土壤水分也是植物－水分－土壤系统中的一项重要指标。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评价
模型图1设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二级三层结构的指标体系。根据模糊理论，将次准则层对准则层的评价看成为第一级评价，将准则层对目标层的评价看成是第二级评价，从而构成了一个二级三层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1评价指标权重计算层次分析法，是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综合集成的一种典型的系统工程方法，它将人们对复杂系统的思维过程数学化，将人的主观判断为主的定性分析进行定量化，将各种判断要素之间的差异数值化，帮助人们保持思维过程的一致性，适用于复杂的模糊综合评价系统，是目前一种被广泛应用的确定权重的方法［15］。层次分析法能够较好地确定权重，模糊综合评判可以利用已得到权重，通过建立综合评判矩阵对其安全状况作出多因素综合评价［16］，张彩霞等［17］在民勤绿洲农田防护林生态效益评价中已有应用。通过请荒漠化防治和生态环境治理的专家组成专家系统，该专家组成员对干旱区地理及荒漠化防治研究有丰富的经验，有的成员长期从事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标度（表1），填写判断矩阵表，对评估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给出相对标度，进行平均，然后对判断矩阵（表2）进行一致性检验，通过一致性检验，最后计算出相应指标的权重，然后对专家的权重值进行加总，求平均，得出各项指标的最终权重（表3）。
2评价指标模糊隶属度的计算各评价指标模糊隶属度函数采用升半梯形和降半梯形的直线函数。设评价指标最优值为bi，最劣值为ai，则当bi＞ai时，为升半梯形。本研究中生态效益的优劣值分级参考了《草原沙化工程生态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和分析》［12］和《科尔沁土地沙漠化单要素分类标准》［18］，归纳如表4。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防沙治沙生态效益评价结果与分析
所谓综合效益评价，就是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评价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根据监测、统计和收集的数据，对各指标进行量化，最终得出隶属度表（表5），再乘以其权重，然后累加。模糊综合评价用于生态环境治理等级划分评价，在已经存在合适的指标等级划分标准时，通过模糊综合评价可以得到生态环境治理最可能的隶属等级，在不需要比较每个样本的相对优劣时，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基于农牧户调查的防沙治沙生态效益评价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于2010年8月对青海湖湖东的乡镇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农牧户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做了相应的调查，主要有青海湖乡、三角城镇、甘子河乡、哈尔盖乡及沙柳河镇的农牧户，统计调查数据，初步分析了青海湖流域沙漠化地区生态经济状况。根据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得出被调查农牧户的基本状况，整体上，青海湖流域农牧民文化程度小学学历、文盲占大多数，初中次之，高中及以上很少。本调查主要涉及农牧户对生活环境、风沙灾害防沙治沙措施、野生动物滥杀、青海湖旅游业发展、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等方面，设计了19道选择题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图2），青海湖流域大部分农牧户对周围的生活环境还是满意的；大部分对近年沙尘天气印象深刻，认为防沙措施对防沙沙漠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的农牧户对政府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的积极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已从政府保护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而实施的积极政策中获益；较大部分农牧户认为保护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最好的方法是加大宣传、严格执法、科学合理发展经济；多数牧民也认为自家的牛羊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初步分析的结果来看，青海湖沙漠化地区的农牧户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差，对生态环境了解及认识程度远远不够，主要是由于该地区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较差，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落后，农牧民收入低，主动接受教育的意识不够，这需要政府进一步努力去改善。#p#分页标题#e#
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