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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当出于工程人员之口。”之后,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很多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我的人、自我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我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最终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可是,茅以升没有理解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可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此刻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关天培(1781~1841.2.26),***战争中抗英名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后累升至参将。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次年,擢总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
1841年2月,英国侵略军的十八艘兵舰进攻虎门。守卫在那里的关天培向琦善报告,请他增派援兵,补充药。琦善不但不理,还责怪关天培,他说:“你这么干,惹恼了洋人,你敢负责吗?”关天培听完,气愤极了。他下决心要和侵略者血战到底。这天早晨,英军向几个炮台发起攻击。关天培命令士兵还击。可是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数百名士兵相继阵亡。上横档炮台阵地上,只剩下十几个士兵,他们的药已经打光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惊慌。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这十几名士兵视死如归,手拉手地跳进了大海,以身殉国。
前边的炮台相继失陷,英军继续猖狂北窜,要夺取后面的靖远、镇远和威远三座炮台。这三座炮台是虎门的最终一道屏障了。就在这时,在炮台阵地上,关天培和部将麦廷章正带领士兵们宣誓: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敌人开始进攻了。关天培一边指挥士兵反击,一边自我点火发炮。士兵们打红了眼,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仇恨的炮弹一发接一发,连连射向敌人。不久炮身热了,炮筒红了。突然“嘣!嘣!”几声,八门大炮全崩裂了。战斗进行了七八个小时,我军士兵伤亡过半,火药也不多了。英军乘势扑上了炮台。突然,关天培猛挥钢刀,冲上前去,砍死了前面的几个敌人,后面又拥上来一群敌人。关天培把钢刀高高举起,拚力向敌人的头上砍去。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关天培的胸膛。他挣扎着,怒目圆睁,在阵地上巍然挺立,把冲到他身边的敌人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