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下午好！我叫***，是**级**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文是在**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三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硕士答辩开场白范文精选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007年10月，仰仗中国会计学会和财政部王军副部长等领导的支持，在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的大力倡议和自始至终的关心下，有关部门的领导、先生的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等近百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齐聚在先生的家乡绍兴会稽山下参加“杨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缅怀先生之道德，仰望大师之风范，学习先生之文章。会议办得庄重而热烈，足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作为先生的弟子和同乡的我，虽有操办会议之疲惫，但终有情怀之释放，不辜负先生教我一场。
从1982年至1997年，受教于先生十五载，读硕、博期间更是能常伴先生左右，亲聆先生之教诲，对先生的感情日深且恒久。各种情怀虽有千言万语，仍可归结为“敬、畏、亲” 三个字。始则“敬”，继而“畏”，终于“亲”。
记得1982年初报考研究生时，中南财经大学（当时为湖北财经学院）的会计专业仅有三名硕导（刘炳炎教授、杨时展教授和毛恩培教授）。当时刚结束不久，教授十分稀罕，怀着对先生十分崇敬却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大胆报考了湖北财经学院的研究生而被侥幸录取，首次投入先生的门下。
及到校后，了解到先生德高望重、学贯中西，对先生更为崇拜；又听说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遂产生畏惧之情。这种对先生“敬畏”的心情一直伴随着我读研究生的三年光阴。记得杨先生给我们上英语原版的《管理会计学》和《审计学》时，每每要求我们预习教材并常常在课间提问。老师在上，学生在下仅两三人，回答问题怕有难堪，因此我们丝毫不敢懈怠，深知“滥竽充数”是行不通的。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时先生的严格要求才使我打下较好的专业英语基础，为以后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85年，当我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恰逢杨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真担心论文不能顺利通过，好在我论文的选题还算前沿，参考了不少美国《会计评论》等中外文献，也略有创新，有幸得到了先生的首肯。
感到先生的慈祥和亲切应该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后。1987年初，先生亲笔给我致函，告之他开始招博士生并要我积极报考。收到先生来信真使我喜出望外，感到先生除了对我们严格要求之外，还体现了他对我们前途的真切关怀，只是他从不将这种爱心溢于言表而已。甚为遗憾的是，当时我已被组织上选派赴香港工作，一时不能再回到先生的身边。这以后，我与先生的联络日益频繁，先生访港或出国路经香港，我必前去探望。先生常勉励我在工作之余加强学习，有机会再返母校攻读博士。90年代以后，政策允许在职报考博士，终于给了我重返师门的机会。杨先生给我寄来了美国《公认会计原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P）、《公认审计准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S）等书目，要求我重点读好这些书，由此引领我走上了研究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之路，也为我以后博士论文的选题奠定了基础（我原想利用长期境外工作的经验探讨境外企业的投资与财务问题）。通过认真复习和报考，1994年秋我终于有幸再拜先生门下。我到中南财大报到后，先生竟以八十高龄偕夫人和郭道扬教授，执意陪我同游武汉东湖磨山，并留下一批珍贵的合影。这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终生难忘。
1996年夏，先生偕夫人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我专程从香港飞到杭州。其间，我陪先生看望了其在浙江大学工作的胞妹，约见了30、40年代在杭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一起游览了九溪、龙井等西湖名胜，最后由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原所长朱美璇老先生陪同回到了绍兴新昌。一路上，先生欢声笑语，心情极佳，俨然是一个既慈祥又幽默的老人。我完全看到且强烈感受到了先生亲切和蔼的另一面。但谁也没料到，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已为期不远了。
1997年年中，先生病重，但他仍在病床上认真阅读和修改了我和其他弟子的博士论文初稿，并拖着病体坚持参加了阎红玉博士等人的答辩。国庆前夕，我到医院看望先生，此时先生已处弥留，当我努力呼唤他时，先生忍着病痛，勉强睁开眼睛示意，我的眼泪也几乎夺眶而出。这是我最后一次拜见先生，我知道先生时日不多，因此当晚我迟迟不忍离去。
先生仙逝后不久，在郭道扬教授的主持下，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使我有了杨先生“遗腹子”之感，对先生倍加怀念。在郭道扬教授的陪同下，我与徐政旦老先生等到了先生家中的灵堂前、先生的“树葬”之处，祭拜先生的在天之灵，告慰于先生：您的又一个弟子翅膀长硬要飞翔了！弟子将以您为人生楷模，传承您的学术思想。
九年教龄，第一次参加学科业务培训就是厦门市骨干教师培训！这，注定是我专业成长中至关重要的加油站，我与语文长相伴！
九年双十，六年高中四届学生，三年初中两届学生，勇猛奋进！
我，双十惟一的八零后参训教师，这次厦门市骨干教师培训让我脱胎换骨，我与双十共奋进！
2.迷航
2012年10月20日前的我，左手轻狂，右手迷惘！左手自大，右手无知！
九年的教学经验，我已不再是青涩懵懂的教坛新手，我已能意气风发，谈笑之间，指点江山，抓好成绩！
九年的教学历练，我被认为是年轻老师中的老教师，我的课堂却沉闷，一池死水，思维滞涩，专业发霉！
2012年，我专业成长的关键词：迷航！
没错，迷航！迷惘！迷惑！专业成长，何去何从，自我实现自我价值何在？奋斗方向何去何从？未经深思熟虑的立志与奋斗实际对专业的自我否定！
3.启航
2012年，三十而立，我专业成长中出现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很荣幸地参加厦门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10月20日那天的开班式，我已预感到自己的专业成长将迎来凤凰涅，专业纠结，都将化在笔端；成长困惑，也亦将化在骨干教师培训中厦门市教育局领导、首师大傅树京教授等导师们的谆谆指导中！
任局的致辞别开生面！“师者，做最好的自己，为师有道，成为名师，为什么不？”整场开班式，我反复思索任局这段开场白。初上讲台，我一直在不断问自己，如何才能成为最好的语文老师？从学识魅力走向人格魅力，从修炼业务走向修炼艺术，从本土名师走向国内名师，从自然发展走向自觉发展，从阶段发展走向持续发展，从努力优秀走向努力卓越，从学科专家走向教育专家，从实践探索走向理论升华，从素质全面走向特色凸显……开班式后的半年里，通过继教网的自我研修，通过骨干教师培训班学习共同体的共勉成长，我深刻认识到要成为最好的语文老师基础是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关键是完善自我，战胜自我；境界是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昨天的我，生逢其时，已经奋斗其时；明日的我，奋斗其时，更要长期奋斗！
傅导的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平实之中韵味深：职业生涯，职业生涯规划，教师发展……一组组平实的词汇，荡起我心中千层涟漪，督促我学会思考所承担职务的相继历程的预期与计划，我收获了自己第一份专业生涯及规划简纲：
2000年，18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4年，22岁，到厦门双十中学任语文老师
2005年，23岁，被评为中学二级教师
2006年，24岁，担任教工团支书
2007年，25岁，成为省语文学会会员
2008年，26岁，担任德育处干事
2009年，27岁，担任年段长
2010年，28岁，考上在职教育硕士
2011年，29岁，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
2012年，30岁，担任保卫科副科长
2013年，31岁，在职教育硕士开题，答辩，毕业
……
教育博士
……
高级教师
……
我的语文工作室
……
……
在自己专业思想、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品德等方面不断更新、演进、丰富与完善的过程中，我学会端视教师职业，认识到教师是从事教育与管理的职业，是一个需要较多简直判定的职业，是一个充满智慧、感情与变化的职业；我明白了教师职业的挑战性，社会要求越来越高，教育先导性，文化反哺，充满了不确定性……
4.远航
2013年3月厦门、夜未央。
盛夏扑面而来、杜鹃花、桑葚树、还有期待着火红的凤凰花……
厦门的精神是“爱拼会赢”！如何才能让自己尽快地成长起来呢？这次骨干教师培训给我很强烈的专业触动：做成功的语文老师。有信心感，在厦门，在双十深厚文化底蕴潜移默化中，发现不足，积极改进，教师本身就是一门课程；有学习感，成长过程中向老教师、家长、同龄教师学习请教，沉心静气，集思广益；有科研感，加强教研，长计划，短安排，目标明确，阶段安排，工作有前瞻性，感受研究乐趣。
感念这次厦门市直属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
此时此刻，我享受着奋笔疾书的酣畅！享受着为伟人领路的荣誉！享受着激情洋溢的教学！享受着与莘莘学子共成长的快意！享受着专业成长更上一层楼的幸福！
此时此刻，鹭岛上，鹿洞旁，共研磨，习琴书，和弦歌，乐未央，气象煌。勤毅信诚，敬业乐群，努力奋斗，激情洋溢，秉承一份信任与期待，追求内心梦想和憧憬。
此时此刻，永不止步！学习成长中，我珍视这份专业成长的幸福！二十年后，我定会霸气回忆，三十而立的自己已在勾勒人才培养的蓝图。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要求，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有“摘要”和“Abstract”（英文摘要）两项内容。笔者逐篇审阅学生的论文，发现很多论文的目录页上，中文摘要内容上方是“摘要”两个字，但在英文摘要内容上方，却没有对应地显示“Abstract”这个词，而是出现了论文的英文题目。笔者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就建议学生将英文题目对应地改成“Abstract”字样。但学生却说：“老师，虽然您说得有理，可是这个不能改，因为学校给的模板就是这样的。”笔者说：“不合理的地方就需要完善，不用管什么模板不模板。如果你认识不到问题，那是改不了；但是你现在已经觉得我说得有理，认识到了问题，为什么还不改呢？”学生看见笔者很认真的样子，就说：“老师，模板是学校给的，错了也不关我们的事；况且，如果我们改了，最后通不过，那算谁的呢？”听了学生的话，笔者感觉事情严重了许多：学生分明是把学校给的模板当成了教条，对待模版，似乎只有遵行的份儿，不敢有半点怀疑；即使认识到其中有问题或有错误，也不敢改正。此刻，笔者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或原因使学生变得如此唯唯诺诺，缺少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怎么一点怀疑的勇气都没有呢？
大学生之所以没有怀疑的勇气，这恐怕要缘于他们在大学所接受的日常教育。很多人认为，在大学，就是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诚然，学习文化知识确实很重要，然而，大学教育更重要的是育人，是培养学生的自由思想，养成独立的人格。若要自由思想，怀疑的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当今一些大学课堂上，许多教师生怕学生对所讲授的东西产生怀疑，所以讲课时说话毫不含糊，论断也斩钉截铁。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教师的威信！笔者也曾听到一个好心的督学老教师的建议：一定要让学生觉得你讲的都是对的。现在一些大学生之所以缺少怀疑和批判精神，跟大学中的这种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仔细想来，大学教师的各项研究真的到了毫无疑义的地步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吧。即使教师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要忘记告知学生还应该去大胆怀疑；如果教师只是讲授教材上自己并无专门研究的内容，那就更没有理由让学生相信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不容置疑的。常听人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上课时，对遇到的一些问题常说三个字“我不懂”，有时候一节课竟有几个“我不懂”。无独有偶，2012年6月7日去世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曾回忆，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有“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1]。教师们固然不必效颦，但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对课上所学的东西不应该照单全收，而应该大胆质疑。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他们理应有自己的判断，教师们更应该教给他们怀疑的勇气。钱学森先生去世后，“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似乎也仅仅停留在被炒作的层面，是否真正有人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呢？笔者觉得，现代的中国大学教育中忽视培养学生怀疑的勇气，这严重阻碍了杰出人才的产生。须知，没有怀疑便没有探索；没有探索，何谈杰出人才！
在欧美的大学里，学生也并非天生具有怀疑精神，一些教师也经常将教科书当成教条。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社会系名教授之一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上第一堂课的开场白，还让主张治学应在“不疑处生疑”“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胡适，在时隔40余年后仍记忆犹新。吉丁斯说：“积三十年教书之经验，余深知教书的不二法门便是教条主义！”他接着便解释道：“一个钟头的课，实际上至多只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钟。假若我模棱两可地向你们说，这个似乎如此，那个未必如彼，那你们究竟学到些什么呢？你们当然既不愿听，也不愿信了。所以我只有说：‘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我就这样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教条主义是教书的不二法门的道理。[2]”虽然欧美大学中也不乏吉丁斯所说的教条主义的教师，但是，他们的大学生的怀疑精神还是相对强烈的。那是经过专门的批判性思维训练的结果：他们或是设有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或是常有怀疑精神的提倡。因此，在师生中间大都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学会怀疑，在接受任何论断之前都要有怀疑的精神。詹姆士·兰迪在为萨根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中译本）所作的“再版序”中引用了萨根的话：“怀疑主义和好奇都是经过磨炼和实践才能获得的技巧。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使它们和谐联姻应该成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3]”美国学者阿尔伯特·库克给刚入学的学生开设了“英语语言研究”的课程，他在教科书中有这样的话：“教育的目的并非是要建立教条，而是应该使受教育者意识到世间万物的迁流。在本课程中，你应该同任何学科的受教育者一样，质疑每一个论断，通过自己的观察鉴别其真伪，提出自己的反议。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动地接受任何东西。[4]”文化学者奈达也说过：“在生活中，能疑要比善信更重要，因为太多的人喜欢相信一些不可相信的东西。[5]”
英语中有一句古谚“To err is human”（人总会犯错），虽然汉语也有“人孰无过”的说法，可是人们却惯于轻信、迷信，不善怀疑。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印象，在孩童时代人们的疑问比较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疑问似乎越来越少。其实，疑问不是真的少了，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不善于生疑了。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忙得没有时间质疑了。有人会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知识丰富了，疑问也就少了。这似是而非，知识多了，未知的东西应该更多，疑问也应该更多。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过，人的知识可以比作一个圆，圆周所接触的是人的未知，那么，圆越大，其未知的东西会越多。因此，人们的不善怀疑，是后天习惯养成的。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在谈到鲁迅先生的读书趣味时说：“鲁迅先生爱读杂书，且终其一生受西方思想影响，推崇‘个人意识’的觉醒，主张年轻人应该有‘怀疑精神’。[6]”在讲到如何在大学培养独立精神时，孙郁先生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相信自己，不要找导师。[7]”笔者真诚地希望鲁迅先生的话能对培养大学生的怀疑精神起到一些作用。
怀疑的精神并不是人人天生就有的，怀疑勇气的获得也需要经过磨炼和实践，在很多时候，怀疑还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上述学生的话“如果我们改了，最后通不过，那算谁的呢？”就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或许也是许多人惯于轻信某些权威的话，放弃独立思考的真正原因。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书本”也是一种权威，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在某书中见到过，一定没错。”这反映了人们对文字的崇敬，但人们也要知道，书也是人写的，经过了人的加工；而人是会犯错误的。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需要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人人有理性，此间无权威。
大学生本应该是思想最为自由、开放的群体，可是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对待论文模板时却出现了宁信模板，不敢怀疑求真的怪事。这跟“郑人买履”还有什么区别？如果学生在本应该自由、开放的大学校园尚且如此，那么日后出得校园，又如何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其实，培养学生敢于怀疑、实事求是的精神跟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一致的。学校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应该是，唯真理是从，绝不是培养学生看权威行事。如果学生做任何事情都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那么就不致于盲从任何权威了；如果能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么也就庶几学会独立思考了；如果能事事经过独立思考，那么独立人格也就有望养成了，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苏美尔人创办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学校’里，先生曾用这样一个谜语来测验学生的智商：犹如天空一个屋，形如书罐外裹布，好似鸭子墩上矗，闭着眼睛走进去，睁着眼睛把屋出。[8]”拱玉书评论说：“只有在这里（泛指学校——笔者注）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心明眼亮，辨别是非，告别愚昧。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美尔人才把教育过程看作是从闭着眼睛到睁开眼睛的过程。这种认识和比喻非常深刻，其内涵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今人能够理解的范围。[9]”笔者高度认同苏美尔人对教育的认识和拱玉书先生的评论。教育的过程是一个让学生“睁眼”的过程，学生需要在学校中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一切，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一切。
参考文献：
[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96-97.
[2]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3-94.
[3]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1.
[4]Albert B. Cook III.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M].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9： 76.
[5]Eugene A. Nida. Fascinated by Language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
[6][7]孙郁。从鲁迅的读书趣味说开去[R].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通讯，2008（4）.
[8][9]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152、154.
毕业论文（作业）答辩是审查毕业论文（作业）的一种补充形式。一般来讲，专科毕业论文不参加答辩，其论文成绩就是毕业设计的成绩；本科以上（含本科）毕业生都要参加答辩。所以其毕业设计的成绩，是由文章成绩和答辩成绩组成。最后由评审小组、评审委员会鉴别评定。
论文答辩小组一般由三至五名教师、有关专家组成，对文章中不清楚、不详细、不完备、不恰当之处，在答辩会上提出来。
一般说，教师、专家所提出的问题，仅涉及该文的学术范围或文章所阐述问题之内，而不是对整个学科的全面知识的考试和考查。
毕业论文答辩的主要目的，是审查文章的真伪、审查写作者知识掌握的深度，审查文章是否符合体裁格式，以求进一步提高。学生通过答辩，让教师、专家进一步了解文章立论的依据，处理课题的实际能力。这是学生可以获得锻炼和提高的难得机会，应把它看作，治学的“起点”。
（一）答辩的准备工作
学生可以从下列问题（第4~10题）中，根据自己实际，选取二三个问题，作好汇报准备，（第1~3题必选）。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内容最好烂熟于心中，不看稿纸，语言简明流畅。
1．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或题目），研究、写作它有什么学术价值或现实意义。
2．说明这个课题的历史和现状，即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取得哪些成果，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自己有什么新的看法，提出并解决了哪些问题。
3．文章的基本观点和立论的基本依据。
4．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某些问题的具体争论，自己的倾向性观点。
5．重要引文的具体出处。
6．本应涉及或解决但因力不从心而未接触的问题；因认为与本文中心关系不大而未写入的新见解。
7．本文提出的见解的可行性。
8．定稿交出后，自己重读审查新发现的缺陷。
9．写作毕业论文（作业）的体会。
10．本文的优缺点。
总之，要作好口头表述的准备。不是宣读论文，也不是宣读写作提纲和朗读内容提要。
（二）答辩会程序
1．学生作说明性汇报。（5～10分钟）
2．毕业答辩小组提问。
3．学生答辩。（一定要正面回答或辩解，一般允许准备10至20分钟）。
4．评定成绩。（答辩会后答辩小组商定，交系、院学位委员会审定小组审定。）
（三）学生答辩注意事项
1．带上自己的论文、资料和笔记本。
2．注意开场白、结束语的礼仪。
3．坦然镇定，声音要大而准确，使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到。
4．听取答辩小组成员的提问，精神要高度集中，同时，将提问的问题——记在本上。
5．对提出的问题，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反应，以自信而流畅的语言，肯定的语气，不慌不忙地—一回答每个问题。
6．对提出的疑问，要审慎地回答，对有把握的疑问要回答或辩解、申明理由；对拿不准的问题，可不进行辩解，而实事求是地回答，态度要谦虚。
7．回答问题要注意的几点：
（1）正确、准确。正面回答问题，不转换论题，更不要答非所问。
（2）重点突出。抓住主题、要领，抓住关键词语，言简意赅。
（3）清晰明白。开门见山，直接入题，不绕圈子。
（4）有答有辩。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既敢于阐发自己独到的新观点、真知灼见，维护自己正确观点，反驳错误观点，又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修正失误。
然而，这和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没有什么联系，伟大的作品已经接受了无数次的研讨，再多接受一次探讨，也许就会多一层误读。我之所以想到贡布罗维奇和昆德拉的话，是因为脑海中忽然浮出了一串扎眼的分数――在文字的海洋中，突然冒出属于数学领域的数字，就好像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并排站着似的，格外引人注目。文学和数字有没有联系？说得准确点，那两句话牵扯到的数学问题，是数学中的概率问题，例如把硬币抛向空中，落地后正面朝上的几率是二分之一（除去立起来的微小可能）――如此类似的种种问题。所以不如这样问：文学和概率有没有联系？我想是有的，而且托数学的福，概率一直都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所以说，尽管这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站在一起显得十分怪异，但外界投过来的奇怪眼光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兄弟。
说到文学中的概率，我首先就想到了阿兰・德波顿的《爱情笔记》。有必要介绍一下其人：中国的出版社出于宣传需要，称他为“英伦才子型作家”，现在大概41岁。他既写小说，又写随笔，但连他本人都承认随笔才是他最擅长的写作方式，既信手拈来，又富有哲理。他本人曾说，他讲不来故事，也“发明”不了人物，因此不是个称职的小说家。而《爱情笔记》却是部小说，也许这就是此书被形容为“不像小说的小说”的原因吧。
《爱情笔记》讲述的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简单到不能相信作者能把这个题材扩充到14万字的长度。一位年轻建筑师，在飞机上认识了邻座的女性，然后他们坠入爱河，最终分手。经过一段低沉期，年轻建筑师又重新开始了生活。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平淡无奇。实际上，如此简单的故事情节里，有很多细节都能引人深思，比如爱情到底是命中注定的，还是人们需要被爱，所以才去爱？前者是偶然性的，是个概率问题。小说像是一本爱情哲思，全书也是从这个概率问题入手，引发一系列关于爱情的哲学命题的。
这对男女乘坐同一班机的概率为1/36；他们相邻而坐的可能性经过男主人公的计算，是110/17847；因为总共有六趟到达相同目的地的班机，所以他们邂逅的最终概率是1/5840.82。偶然的相遇后，他们相爱了，且不说相遇后相爱的可能性是多少，但相遇的概率是1/5840.82，已经非常小了。所以说，男主人公认为这份爱情是命中注定的，爱情是宿命，会持续永远。
热恋之后，他们逐渐熟悉对方，厌恶起彼此的不良习惯，最后以女方的移情别恋而告终。小说的最后，重获新生的男主人公在一次晚会上认识了蕾切尔，看起来像是一段新恋情的开头。男主人公的遭遇也许颠覆了他的世界观，但关于爱情的思考不是这次探讨的重点，我们还是要回到概率上来。为什么德波顿会想到写这样一个难写的故事？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那时候他才23岁。我想，也许是坐飞机的时候，不小心瞥到了邻座的漂亮女性，忽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吧。他们在此地邂逅是一个可能性事件，并且可能性非常之小。因此，可以这样说，是概率赐予了德波顿灵感。
偶然事件大概就是概率非常低的事件。据我所知，除了把概率用作开头的《爱情笔记》之外，还有两本以概率为主题的书，它们分别是保罗・奥斯特的《红色笔记本》和村上春树的《东京奇谭集》。这两部作品都不是长篇小说，前者是故事集（所谓故事，就是只有纯粹的情节），后者是短篇小说集。据说这两本之间还有联系，意思大概是村上春树仿《红色笔记本》而作《东京奇谭集》，可见二者讲述的偶然性是一脉相承的。保罗・奥斯特本身就是个以书写偶然性闻名的小说家，他的这本《红色笔记本》里的故事更像是他写的小说的雏形，或者说是灵感来源。总之就是各种低概率事件的集合，例如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作者的小姨子在台北学习中文，有一次和一个美国朋友聊天，交谈中她们提到了各自的家庭，惊讶地发现她们各自的姐姐都住在曼哈顿同一栋楼房的同一层，后来作者夫妇和那对姐妹成了“最要好、最忠诚”的朋友。
《东京奇谭集》一共有六篇短篇小说，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如其名，都是“奇谭”，即奇怪的事。总之，把这本集子称之为玄奇之事似乎更为合理，好像和概率问题沾不上边。我的理解是，偶然事件是玄奇之事，但玄奇之事并不全是偶然事件，所以《东京奇谭集》里六个主要故事都是玄奇之事。偶然事件仅限于村上春树在第一篇故事《偶然的旅人》开头作为开场白讲述的两件亲身经历。一是村上在酒吧欣赏爵士乐演奏，脑子里希望乐手接下来演奏两首曲子，而这两首都相当冷门，没想到接下来乐手竟然真的连续演奏了这两首曲子。二是他逛唱片店时，买了一张十分中意的名为《10 to 4 at the 5 spot》的唱片，出门之时有人问他现在几点，他看了一眼手表，答道：“It’s 10 to 4.”事后才反应过来这是多么的巧。没准村上就是受这两件事的启发，写了《东京奇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