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调查调查报告（通用3篇）
按照省、市妇联工作安排，区妇联对近年来我区资助贫困女童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相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帮扶贫困女童情况
我区经济的发展，为儿童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但仍有一部分家庭的子女因天灾、疾病等各种原因成为特困儿童。1998年，区妇联与区关工委联合对特困儿童生活学习等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走村串户，历时一个多月，共摸排出特困儿童235人。这些特困学生，有的父母双亡，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有的父母残疾没有劳动能力，有的因生病或其它意外事故经济窘迫，很多儿童面临失学。为此，区妇联与关工委在全区倡导了“用你的情，我的爱，托起明天的太阳”献爱心活动，得到区机关和各乡镇干部的响应，共收到捐款3.4万元，衣物2593件，108名特困儿童收到了捐助，每人收到捐款400元，解决了当年特困学生的学习经费和穿衣问题。
为彻底帮助困难学生走出困境，完成学业，区妇联和区关工委专题向区委常委会提出并汇报了“关于百名领导干部联系百名特困儿童的请示报告和方案”，建议百名正科级干部联系帮扶百名特困儿童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一提议得到区委区政府的肯定，区委〔1998〕45号文件正式下发了“关于百名领导干部联系帮扶百名特困儿童的实施意见”。首批落实131名领导与131名特困儿童结成帮扶对子，这一活动被称为“双百德政工程”。1999年区妇联、关工委对“双百德政工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向各帮扶领导发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情系儿童、关心未来，向特困儿童伸出爱的双手，让他们沐浴着爱的阳光雨露健康成长。每年，我区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时对帮扶对象情况进行调整。20xx年将这一活动扩大到副科级以上干部，100名副科级领导与100名特困儿童结成帮扶对子，再次将“双百德政工程”推向纵深，全区共有231名领导干部阶段帮扶231名特困儿童。区委及时转发《关于“双百德政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中的通知，并将继续开展“百名领导干部联系百名特困学生”活动写入了《关于区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若干意见》中，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20xx年初，鉴于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联系帮扶特困学生工作发生变化的情况，区妇联及时对全区5个乡镇、3个街道及区属企业中的特困居民职工家庭学生进行重新摸底，共摸排出特困家庭学生123名，他们在新学期开学时又得到区领导、区直49个部门干部职工的救助。20xx年，区关工委对“双百德政工程”活动实施以来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如何推进等进行了一次调查，摸底登记特困家庭学生288名，并向区委常委会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实施“双百德政工程”的意见》。新《意见》经区委常委会研究讨论一致通过，由区委、区政府“两办”转发执行。
目前，我区“双百德政工程”已历时9年，15个学期，期间区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区直机关、单位部门的领导已为2378名特困儿童帮扶合计资费捐助金额95.7万元。
随着“双百德政工程”的不断深入开展，我区历来捐资助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从区级领导到区直机关领导干部，从企业家到退休教师，从乡镇到学校，全区各级各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及个人，纷纷通过“济贫思廉”、结对帮扶、建立基金会、捐款助学、减免学费、以奖促学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帮扶特困学生工作中来。
区级领导和区直部门、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率先垂范，联系帮扶任务到位率较高。区四大班子领导在帮扶人数、资助金额、联系帮扶特困家庭脱贫致富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区直部门及其领导多数都能积极主动地实施联系帮扶，分别给予每名特困学生每学期200-500元不等的资助，多数街道、乡镇在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一帮一”结对帮扶.。今年以来，全区各级领导领导干部和区直各部转自:门单位共计出资15.7万元帮扶特困生378人。
街道、乡镇基金会帮扶成效显著。20xx年以来，常青、骆岗、义兴、宁国路等街道、乡镇相继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募集资金20万元，重点帮扶特困学生，实际效果非常明显，仅20xx年上半年一学期就解决了115名特困学生近8万元学杂费。
社会帮扶有了新进展。社会各界齐献爱心，捐资捐物帮扶特困学生，使联系帮扶工作增添了新的力量。省、市妇联，团市委，常青房地产公司等多单位、个人对我区特困学生进行捐款帮扶；二中、四中、九中、屯小、外国语学院等多家院校为特困学生减免学费。据初步统计，近年来共有24家社会单位及个人资助我区特困学生86名，资助现金实物价值近3万元。
以奖促学取得成效。我区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居）非常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以奖促学，取得很好的效果。常青街道曙光社区设立“金榜题名奖”以奖促学，对辖区出国留学和考取研究生、大学本科生、专科生的学生分别给予1.5万元、1万元、0.5万元等奖励，并敲锣打鼓送上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xx年6月底，我区共有2678名特困学生得到联系帮扶，到位帮扶资金（含实物折现）95.7多万元。
二、成效显著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受助女童在学习成绩、思想品德方面较受助前均有明显进步，在性别平等意识和公共意识方面也有明显提高。骆岗街道分路口社区的吴国翠父亲病故，母亲残疾，家庭贫困，该社区累计资助7万元，供吴国翠兄妹读书。目前，哥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已就业，吴国翠本人为中医学院研究生在读。兄妹二人对社居委的帮助十分感激，吴国翠本人在大学期间通过勤工俭学减轻家庭负担，并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志愿活动，以回报社会对她的一片爱心和无私帮助。义兴镇卫乡村女童庞兰兰父母离异，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因家庭贫困，本来没有心思好好学习，成绩平平。在接受帮扶后，她振作了精神，树立了信心，成绩跃居优秀生行列。她的爷爷奶奶也转变了“女孩子少读点书没关系”的想法，认真培养她成才。
三、贫困女童继续教育与新农村建设
在对各乡镇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留守家中的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因此，农村女童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其成年后可能对新农村建设做出的贡献越大。同时，女童受教育程度提高、收入提高后，对于其自身男女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将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真正落实。
四、建议
1、因地制宜，拓展资助面。“春蕾计划”建立之初，是为了救助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传统习俗的原因而失学的女童，帮助她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在我区，符合这样条件的失学女童是不存在的，因此，对贫困女童的救助存在偶然性、一次性，没有形成制度。所以，建议“春蕾计划”的对象应扩大到城市贫困女童，并从资助义务教育阶段的春蕾女童延伸到资助高中、大学的贫困女生。
2、建立监督、激励机制，确保助学资金用在刀刃上。“春蕾计划”的健康持久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即监督受助女童的学习情况和家庭情况，对用功读书、奋发向上的受助女童，要继续支持，并采取激励措施，加大帮扶力度；对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的受助女童，要马上停止资助。同时通过学校、社区进行定期回访，如果有些女童家庭经济条件好转，达到一定标准后，应停止助学款的资助。此项监督工作建议由妇联组织实施。
20xx年12月2日下午，四川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青工部组织志愿者走访了xx市xx镇青元村，调查了当地的民生状况。
此次活动分两批志愿者分别在下午两点半，四点到村里，再分为了四个小组分别对村民家中的人数、主要经济来源、有无学龄儿童、孩子所上学的学校、是否低保等情况进行调查。在访问过程中志愿者以与村民摆龙门阵的形式来了解情况，以获得所需资料。部分村民积极配合，但还是有部分，极不愿意告诉透村民对志愿者们存有戒心，不过多透露家里的事。志愿者们急中生智，灵活应对，以他们的热情来感染村民们，获得村民们的信任。
走访结束，志愿者们共获得了三十户人的信息。遗憾的是，村里一半的住户无人在家，增大了走访难度。因而接下来的时间，志愿者们还要抽时间不到村里去走访为走访的住户，直到将青元村全部村民家的情况登记完全，并建立一个青元村村民档案，以便往后开展更多有意义的便民利民活动。活动中，志愿者热情大方，充分体现了团结，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各位志愿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农村现况，并开始建立起与广大村民的联系，为日后从为他们做更多实事做准备，随时待命为新农村服务做了铺垫。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城乡差异、农民工问题、农村体制改革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否则将影响改革的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是中央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于20xx年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力图以此调查摸清实际，为关心新农村建设的各方提供一份研究和决策依据。
集体经济告急，近1/3已资不抵债
总体上看，村集体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收入微薄。有将近一半的村庄集体收入还不到5万元，而低于10万元的占到近60%。另外，收入高于50万元的村占22.6%，高于100万元的村占到16%。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平均值为190.8万元，剔除少量超过1亿元收入的特殊样本后，平均水平为9.2万元。
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集体经济实力差距明显。西部、中部各有91.4%、75.9%的村庄收入在10万元以下，而东部有近60%村庄集体收入在10万元以上，其中有33%的村庄超过了100万元，而在西部和中部只有3.9%和1.2%的村庄能达到这一水平。
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
此次调查涉及XX年212.73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从就业结构看，每个村平均拥有劳动力1081人，务农的占52.1%，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占21.06%，外出打工的占26.51%。也就是说，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已转入非农产业。表7可见，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出的比例都比较高。东部地区的农村是劳动力的重要流入地。平均每个村吸收外来劳动力491人，外来劳动力与本村劳动力的比例接近1:3。
农民外出打工出现新迹象
长期以来，农民外出打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候鸟式”流动，即农民外出务工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往来；二是“兼业式”流动，即农村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季节性地外出打工。此次调查表明，农民外出打工出现了两个新的迹象：一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已经占到较大比例。调查表明，以常年外出计算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平均为18.1%，其中东部23。55%，中部13.69%，西部13.6%。这表明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接近40%的属于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业；二是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占到一定比例。从调查结果看，举家外出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平均为5.29%，东部4.71%，中部4.99%，西部6.61%(2)。与劳动力转移率的地区性差异截然相反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举家外出率最低，而西部举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劳动力中已经有1/3实现了举家外出。这次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正在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就业兼业性减弱；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转移稳定性增强；由城乡间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逐渐增多。
3/4的村庄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向外转移
各村拥有的30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为299人，东部323人，中部260人，西部298人。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构成看，常年外出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全部村庄平均为154人，东部182人，中部120人，西部144人，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或就地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平均为54.12%，比所有劳动力的转移率47.9%略高。
在该项调查中，74.3%的村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次村级调查的对象是村干部，可以看出，大部分村庄的于部认为能够转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已经转出，他们大都对于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我们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进一步考察发现，近1/3的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都在80%以上。而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在80%以上的地区，大部分(57.1%)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