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里，许多人都有过写事迹的经历，对事迹都不陌生吧，事迹有两种用途：一是宣传典型，二是评选先进。那么事迹怎么拟定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次为您整理了2023感动中国人物刘秀祥先进事迹【优秀4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寒门家孩子的命运总比同龄人来得更为艰苦，20__年，家住云贵高原的刘秀祥收到一封录取通知书，他被山东临沂大学录取了。
看着这封录取通知书，刘秀祥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背精神失常的母亲一起上大学。他说只要学校答应他和母亲一起上大学，什么条件他都答应。
后来，刘秀祥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出来，人们才知道原来在贫困大山深处，还有着这么一个顽强的少年。
谈起刘秀祥的童年，只能用一声叹息来形容，命运早早就对他露出了狰狞的面孔，4岁丧父，10岁哥哥姐姐也相继离开，在这样的打击下，母亲精神失常，迫不得已的他，从10岁就开始肩负起家庭的责任。
为了养活自己和母亲，刘秀祥挖过药材，捡过废品，打零工，工地抬钢筋，睡猪圈，那些我们不敢去想的心酸，他都经历过，在命运对其百般折磨的时候，刘秀祥还是没有选择放弃读书，相反，他深知知识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道路。在一路的跌跌撞撞之后，他成功考上大学。
在事情被报道之后，刘秀祥成了名人，无数人愿意资助他上学，而学校也同意让他带着母亲一起上大学。
刘秀祥的性格天生就很难开朗坚强，乐于助人，在上初中的时候，他意外认识了三个和他相似命运的孩子，对于这三个人，刘秀祥主动承担了哥哥的责任，在上了大学之后，他还资助这三人读书，遗憾的是最小的妹妹最后还是放弃了学业。
这件事给了刘秀祥很大的触动，他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但直接给他们钱，资助他们上学，这些都没用，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毕业之后，刘秀祥参加了为期三年的特岗教师，成为望谟中学的一名老师，他说自己原本可以选择更好的城市工作，但喝水不忘挖井人，他还是想回到西部帮助更多孩子。
刘秀祥在教书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只是把读书当成一种消遣方式，抽烟、喝酒、早恋，各种情况出现在孩子身上，这些孩子仿佛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为了激励这些孩子，刘秀祥一遍又一遍拿着自己的故事当例子，讲给孩子听。
那个自尊心极强，曾经不愿提及自己的过去，甚至掏钱把学校内报道自己的报纸全部买下来的男孩，如今把自己的伤疤撕开，只为让孩子们醒悟。
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中国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刘秀祥是贵州省望谟县高级实验中学的副校长，但他更为人熟知的一个身份，则是12年前“千里背母上大学”的主人公。
1986年3月，刘秀祥出生于望谟县弄林村，幼年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因伤心过度患上了精神疾病，他快乐无忧的童年就此戛然而止。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姐姐外出谋生，母亲病情加重，家庭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刘秀详稚嫩的双肩上。
刘秀祥的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我是‘秀’字辈，我希望我和母亲能够平平安安，便给自己取名‘秀祥’”。
年纪轻、体格小，种不了地，刘秀祥便将自家的土地转租给他人，租金为每年500斤稻谷，加上村里发的救济粮，他和母亲的口粮有了保障。
1995年，刘秀祥走进学堂，尚且年幼的他笃定：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他，20__年小学毕业考试，刘秀祥排名全县第三，但由于经济原因未能入读当时望谟县最好的中学，而是免费入读了县城的一所民办学校，并且带着母亲。
初到县城时没钱租房，他用稻草在学校旁的山坡上搭了间棚子，屋前空地上挖个坑，架上铁锅，便是厨房。
初中三年，刘秀祥放学后就去拾荒，周末则四处打零工，这样每周能挣20多元，勉强维持母子俩的生活。
初中毕业后，刘秀祥考入了安龙县第一中学，他带着母亲离开望谟，继续求学之路。虽自诩为“打不死的小强”，他仍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和害怕，“一切都是陌生的，没有认识的人，也不熟悉环境”。
初到安龙，刘秀祥身上只有600多元钱，那是他和老乡去遵义修水电站挣的，但这并不足以让他租下一间房屋居住。无奈之下，他以每年200元的价格，租下了农户家闲置的猪圈。猪圈四面通透，他找来编织袋遮挡起来——就是家了。
和初中时一样，刘秀祥依旧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利用课余时间赚钱维持生计，他累并憧憬着。
但命运却再次“捉弄”了他，高考前一周，刘秀祥病倒，最终以6分之差落榜了。
高考的失利让刘秀祥内心满是绝望，甚至想过轻生。然而翻看从前日记本里的一句话让他又看到了希望：“当你抱怨没有鞋穿时，回头一看，发现别人竟然没有脚”。
“跟那些孤儿相比，我至少还有母亲，只要她在，我就有家。”刘秀祥说，回家后能叫一声“妈”，他就觉得很幸福。
他决定再战高考，并说服一家私立学校的校长接收他入校复读。
20__年，刘秀祥考入临沂大学(原临沂师范学院)，拿到通知书后，他抱着母亲大哭一场。当年9月，他再次带着母亲北上山东求学。
缺胳膊缺腿但从不缺“钙”，残躯不足30公斤却意志如钢。济南军区原某师战士、一级伤残军人朱彦夫谢绝特级护理，在沂蒙山一个异常贫瘠的小山村干成了一番事业。3月下旬，记者采访时，人们用3句话概括他的传奇人生：参加战斗上百次，失去四肢和左眼；担任村支书25载，治山治水拔穷根；宣讲千余场，著述两部书。
朱彦夫出生于1933年7月，14岁入伍，16岁入党，先后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战役战斗上百次，3次荣立战功。1950年12月，在异常惨烈的长津湖战役中，朱彦夫所在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全连仅剩下一个弹伤遍体的朱彦夫。历经47次手术、93天昏迷后，朱彦夫虽然醒了过来，但膝盖以下、肘部以下和左眼珠全没了，成了一根名副其实的“肉轱辘”。
重度伤残，信念依旧。1956年初，刚学会穿戴假肢行走的朱彦夫，毅然回到家乡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第二年，朱彦夫被推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5年。期间，他带领群众在石山中打出3眼深水井和3个大口井，修建引水渠，彻底解决了祖祖辈辈吃水难问题；带领乡亲填平3条大沟，平整出近200亩旱涝保收的小平原，年增产粮食数万公斤；带领群众种树、种果，绿化荒山800余亩，经济效益持续释放。现任党支部书记刘文合对记者说：“老支书是个大能人，在他带领下，俺们村在全县第一个有了拖拉机、第一个实现平均亩产300公斤、第一个通了电……”
1982年，身患多种疾病的朱彦夫辞去村支书，乡亲们以为他要颐养天年了，不料他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传播我党我军光荣传统。14年间，他到军营、企业、学校，作传统报告1000多场，听众超过百万人次。期间，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朱彦夫，翻烂4本字典，阅读大量经典名著，用嘴含笔、用残臂夹笔，撰写出版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1996年，他作传统报告时突发脑梗塞，从此半身瘫痪。出院后，他又口述了24万字的传记文学《男儿无悔》。
81岁高龄的朱彦夫曾有多个身份：战士、支书、作家，而他最看中的是“战士”这个身份。他说：“战士就意味着冲锋，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今年3月，济南军区党委和山东省委分别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向朱彦夫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