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生平经历有哪儿些（通用4篇）
汉武帝刘彻为西汉第七位皇帝，在他执政期间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六个第一：
一，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二，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设立太学用以培养人才的皇帝;
三，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极大力度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
四，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凿空西域，打开丝绸之路的皇帝;
五，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皇帝年号纪元的皇帝;
六，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罪己诏的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由于他的种种创举，因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汉武帝所占据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他建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影响了中国往后全部的封建统治，直至今日，我们的生活受儒家文化影响依旧很深。
甘露三年刘询执政末期，曾经组织过一次关于儒学的学术会议，史称“石渠阁五经大会”
这次会议是干啥的呢?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忽略，最需要关注的是其中的公羊和谷梁之争。
什么羊?什么谷?后台君不是说这是一次严肃的学术会议么?难道讨论的是农业技术问题?
别着急，待后台君慢慢解释。
《公羊》和《谷梁》都是对《春秋》的注解，二者和《左传》一起被合称为“《春秋》三传”。在当时，公羊和谷梁是解释《春秋》的两大主流学派。而联系到《春秋》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二者之争名为学术之争，实为治国理念之争。
汉武一朝，以《公羊春秋》作为官方版本。《公羊》的传承起于战国时期齐国人公羊高，此人是孔子著名门生子夏的徒弟，他的学说在齐国地区一直口口相传，到西汉中期由后人记录在竹简和帛书上，正式形成《公羊春秋》的文本——请大家注意，口授和书传的区别很大，口口相传的随意性很高、变动也很大，往往是说着说着就变味了;但一旦成书，有了确定的文本，变化起来就要困难得多。《公羊》的文本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要后台君说，这简直就是披了个儒家马甲的法家嘛。但这些主张与当时的政治实践配合十分密切，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汉武帝功绩很大，这点历史有公论。但汉武帝的绝大多数作为都直到汉宣时期才真正落到实处。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汉武武功，实至昭宣以后始得遂成也。”(钱穆《秦汉史》)如果没有汉宣帝来继承汉武帝的衣钵，恐怕后者的功绩也会随着他本人的逝去一同灰飞烟灭吧。这一点，历史也有公论。因此，单就功绩而言，二人是相辅相成的，孰高孰低很难讲得清楚。
然而，后台君之所以褒汉宣、贬汉武，更重要的原因是二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汉武帝的所作所为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毫无人性可言，让人发指。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汉武帝的作为，甚于此百倍千倍。他把自己当作世上独一无二的“神”、高高在上的“天子”。为了实现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千万大汉子民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受饿挨冻——而这些，都被汉武帝有选择地忽略了。在帝国利益面前，个人的生死无足轻重;民众的存在，纯粹是为天子服务而已。所以，牺牲你们，那是应该的。
对于这样的价值观，我以为，不管在哪个时代，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对的，都是应当被唾弃的。
而刘询则不同。他凡事以百姓为出发点，养民、安民、富民，把“天下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目标。将这样的人排在汉武帝之前，无可厚非。
而《谷梁》中所贯穿的思想与《公羊》有很大的不同。与《公羊》相比，《谷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可以说是部分地回归了儒家传统，将官方政治思想从“更重法家”转变为“更重儒家”。(当然，后台君在这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理解很肤浅 ，说得未必对。大家若有兴趣深究的话，可以考虑对比着读一下这两本《春秋》的原文，其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说到《谷梁》这本书的渊源嘛，就比较诡谲了。《谷梁》学派的门人号称此书最早传承于子夏弟子谷梁赤，也是口口相传下来的。但后世不少学者都认为这其实是一本“伪书”，不承认它的口授渊源。比如顾颉刚老先生就曾很明确地说这本书“是冒牌的，汉代中叶做的书，没有价值”(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
在西汉历史上，刘询的祖父刘据是最早偏爱《谷梁》的人，刘询也因此而对《谷梁》产生了兴趣，拿来一读发现，相比于《公羊》，《谷梁》学说更符合自己的理念。《谷梁》部分地回归了“仁德”这一儒家的核心理念。这恰恰是刘询很多政策的出发点：关注民生，从百姓角度出发来思考和发布政策。在对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刘询也萌生了将《谷梁》推上官学正统地位的想法。
于是便有了“石渠阁五经大会”。在这样一次隆重严肃的五经大会上，刘询和自己的嫡系大臣萧望之等人一起出面，联手抬高谷梁的地位，并正式设置谷梁春秋的博士，将其纳入正统。
这是刘询对“汉家制度”的批判性继承的成果。经过刘询这么一折腾，“汉家制度”也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