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大家都接触过散文吧？散文是一种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你有了解过散文的写作吗？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龙应台的经典散文9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是的，我也有两个秘密账户，两本秘密存折。两个账户，都无法得知最终的累积或剩余总数，两本存折，记载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动，像高高悬在机场大厅的电动飞机时刻表，数字不停翻滚。
我知道两件事: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增加，另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减少。数字一直在增加的存折，是我自己的；数字一直在减少的那一本，是别人给我的。于是有一天，我带着那本不断增加的存折去见一个头戴黑色斗篷看起来像魔术师的理财专家，请教他，怎样可以使我的这本存折更有价值。
“价值？”桌子对面的他露出神秘的微笑，上身不动，忽然整个人平行飘滑到桌子的左边，我用眼睛紧紧跟随，头也扭过去，他却又倏忽飘回我正对面，眼神狡狯地说，“小姐，我只能告诉你如何使这里头的‘数字’增加，却无法告诉你如何使这数字的‘价值’增加。”
数字，不等同价值。也就是说，同样是一千万元，我可以拿去丢进碎纸机里绞烂，可以拿去纸扎八艘金碧辉煌的王船，然后放一把火在海面上烧给神明，也可以拿去柬埔寨设立一个艾滋孤儿院。
这不难，我听懂了。我弯腰伸手到我的环保袋里，想把另一本存折拿出来，却感觉这人已经不在了。我叹了一口气，缓缓走出银行。银行外，人头攒动，步履匆忙。疾步行走的人在急速穿梭人堆时，总是撞着我肩膀，连“对不起”都懒得出口，人已经走远。
一阵轻轻的风拂来，我仿佛在闹市里听见树叶簌簌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一株巨大的玉兰，开遍了润白色的花朵，满树摇曳。我这才闻到它微甜的香气。就在那株香花树下，我紧靠着树干，让人流从我前面推着挤着涌过。从袋里拿出我另一本存折，一本没人可询问的存折。存折封面是一个电子日历。
轻按一下，就是六月的三十个小方格，也有密密麻麻的字；再按一下，七月的三十一个方格，密密麻麻的字；八月的三十一个方格里，全是英文，那是南非开普敦，是美国旧金山，是德国汉堡。不必打开，我就知道，存折里头，谁装了一个看不见的沙漏。因为无法打开，看不见沙漏里的沙究竟还有多少，也听不见那漏沙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是，那沙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
有一片花瓣，穿过层层树叶飘落在我的存折封面，刚好落在了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格。玉兰的花瓣像一尾汉白玉细细雕出的小舟，也像观音伸出的微凹的手掌心，俏生生地停格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这两本存折之间，是有斩钉截铁的反比关系的。你在那一本存折所赚取的每一分“金钱”的累积，都是用这一本存折里的每一寸“时间”去换来的。
而且，更惊人的，“金钱”和“时间”的两种“币值”是不流通、不兑换、不对等的货币。一旦用出，你不能用那本存折里的“金钱”回头来换取已经支付出去的“时间”。任何代价、任何数字，都无法兑换。是的，是因为这样，因此我对两本存折的'取用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啊。我在“金钱”上愈来愈慷慨，在“时间”上愈来愈吝啬。“金钱”可以给过路的陌生人，“时间”却只给温暖心爱的人。十二月三十一日，从今日空出。我将花瓣拿在手指间，正要低眉轻嗅，眼角余光却似乎瞥见黑斗篷的一角翩翩然闪。
时光如水，缓缓而行，除了能沉淀生命，它还能带走你曾经的所有，任你千呼万唤，也只能感叹无常。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人到中年，半生已过，闲云日影，看过花开花谢，斗转星移，历经晨昏转换，半生就这样蹉跎而过。沧桑回眸，即使再心有不甘，也要面对物是人非的伤感。
当千帆过尽，繁华落尽，才明白曾经以为的不过只是你以为，能够让你把握的只是你的心情，其他的都是无能为力。
即便还有些往事记忆犹新，那又如何？奈何，转眼即逝，已恍如隔世，却都已是过眼烟云。
光影倒映水中，岁月是一把无情的刻刀，一刀一刀，把青春靓丽的少年，雕刻成了中年大叔。当风尘满面，霜鬓如霜，追不回曾经往昔，回不到曾经少年。
蓦然回首，悲欣交集，有失去，有得到，有收获，有遗憾，但更多的是中年的感叹，一声叹息，苦笑不言。
只是，余生珍贵，不能浪费，更不能辜负，即使往昔瑰丽多姿，即使青春繁花似锦，我们还是要坦然面对岁月的变迁，毕竟岁月不饶人啊！
曾《·》经回不去，过往留不住，只有活好当下，才是正道，才是安然，才能保证中年安稳。
作家田维在《花田半亩》中写道：“遗憾是常常的，孤独是常常的，生来是品尝苦味，生来便是看尽无常变幻。”
时光匆匆，岁月的枝头老了秋叶，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转眼之间，人生已进入中年。
一路走来，不说人生多舛，走过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走过轻狂不羁的少年，而今识尽愁滋味，到了成熟稳重的中年。
有时候安静下来，会问自己，这半生究竟为了活着，洒下了多少汗水和泪水，为了更好地活着，经历了多少生活的酸甜苦辣？
究竟工作上有多少烦恼，人生有多少起起伏伏？是否已经看惯了世间薄凉，习惯了人际关系的纷繁复杂，收获了人生的苍凉无奈，收获了成功与失败，美好与遗憾？
如今想起来，似乎这些都是一场梦，也早已忘记了当初自己为什么，忘记了出发时的模样，青春的记忆被岁月磨砺着，在滚滚红尘中，以中年不服老的精神，日夜兼程，风尘仆仆，风雨无阻，去追求，去创造。
当欲望与执念，在现实面前不值一提之时，你会明白，人生短暂，只有生命与健康才是自己的资本，从而懂得爱自己，不敢浪费生命。
那么，往后余生，学会面对现实，学会顺其自然，你会发现，日子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遭，放平心态，换个心情调整自己，换个角度看待问题，人生便又是另一番模样。
人到中年，沉浮起落，酸甜苦辣，经历了太多，便也就懂得了，余生太贵，学会放下，放下那些虚无缥缈的不实际，放松心情，卸下负累，面对现实，轻装前行。
学会与自己和平相处、与生活握手言和，希望能被时光善待，面对繁杂琐碎的事情，面对喧嚣尘世的侵扰，懂得给自己的心灵留一片宁静的天空，学会留白，让自己感受生活的淡泊自然。
并在安静中努力沉淀自己，在沉默中感悟人生，以一份睿智，一份从容，活成自己想要的的样子。
人到中年，已然没有了太多华丽的时光，基本都是温文尔雅的篇章，在沉浮岁月中沉淀，在风雨沧桑中历练，以沉稳和成熟，深情而温柔地面对生命中遇见的一切。
这是他十六岁时离开的山沟沟里的家乡。“爱己”要他挑着两个箩筐到市场买菜，市场里刚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担就跟着走了。
今天带他回来，刚好是七十年后。有两个人在门前挖井。一个人在地面上，接地面下那个人挖出来的泥土，泥土用一个辘轳拉上来，倾倒到一只竹畚箕里，两个满了，他就用扁担挑走。很重，他摇摇晃晃地走，肩头被扁担压出两条肉的深沟。地面下那个人，太深太黑了，看不见，只隐隐听见他咳嗽的声音，从井底传来。“缺水，”挑土的人气喘喘地说，“两个多月了。没水喝了。”“你们两个人，”你问，“一天挣多少钱？”“九十块，两个人分。”“挖井危险啊，”你说，“有时会碰到沼气。”那人笑笑，露出缺牙，“没办法啊。”灰扑扑的客运车卷起一股尘土而来，停住，一个人背着一个花圈下了车。花圈都是纸扎的，金碧辉煌，艳丽无比，但是轻，背起来像个巨大的纸风车。
乡人穿着洗得灰白的蓝布褂，破旧的鞋子布满尘土。父亲的照片放在厅堂中央，苍蝇到处飞舞，粘在挽联上，猛一看以为是小楷。大哥，那被历史绑架了的长子，唤你。“族长们，”他说，“要和你说话。”你跟着他走到屋后，空地上已经围坐着一圈乡人。母亲也坐着，冰冷着脸。像公审一样，一张小凳子，等着你去坐下。
女人蹲在地上洗菜，本来大声喧嚣的，现在安静下来。一种尴尬又紧张的气氛，连狗都不叫了。看起来辈分最高的乡人清清喉咙，吸了口烟，开始说话：“我们明白你们不想铺张的意思，但是我们认为既然回到家乡安葬，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习俗同规矩。我们是要三天三夜的。不能没有道士道场，不能没有花鼓队，而且，家乡的习俗，儿女不能亲手埋了父母的，那骨灰要由八个人或者十二个人抬到山上去，要雇人的。不这么做就是违背家族传统。”十几张脸孔，极其严肃地对着你，讨一个道理。十几张脸孔，黝黑的、劳苦的、满是生活磨难的脸孔，对着你。
这些人，你心里说，都是他的族人。如果他十六岁那年没走，他就是这些人的伙伴了。母亲寒着脸，说：“他也可以不回来。”你赶忙握紧她的手。你极尽温柔地解释，佛事已在岛上做过，父亲一生反对繁文缛节，若要铺张，是违背他的意愿，你不敢相从。花鼓若是湘楚风俗，当然尊重。至于雇别人送上山，“对不起，做儿女的不舍得。我们要亲自捧着父亲的骨灰，用自己的手带他入土。”“最后一次接触父亲的机会，我们不会以任何理由给任何别人代劳。”你清朗地注视他们的眼睛，想从那古老的眼睛里看见父亲的神情。
这一天清晨，是他上山的日子。天灰灰的，竟然有点湿润的雨意。乡人奔走相告，苦旱之后，如望云霓。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你一滴眼泪都不掉。但是当司仪用湘音唱起“上香”，你震惊了。那是他与“爱己”说话的声音，那是他教你念“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腔调，那是他的湘楚之音。当司仪长长地唱“拜”时，你深深跪下，眼泪决堤。
当他说闽南语而引得人们哈哈大笑时，当他说北京话而令人们面面相觑时，他为什么不曾为自己辩护：在这里，他的楚音与天地山川一样幽深，与苍天鬼神一样宏大？司仪的每一个音，都像父亲念《陈情表》的音，婉转凄楚，每一个音都重创你。此时此刻，你方才理解了他灵魂的漂泊，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何以为《四郎探母》泪下，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是真的回到家了。
花鼓队都是面带沧桑的中年妇女，一身素白，立在风中，衣袂飘扬。由远而近传来唢呐的声音，混着锣鼓。走得够近了，你看清了乐师，是十来个老人，戴着蓝布帽，穿着农民的蓝布褂，佝偻着背，铿锵铿锵吹打而来。那最老的，他们指给你看，是他的儿时玩伴。十六岁那年两个人一起去了市场，一个走了，一个回来。天空飘起微微雨丝，湿润的空气混了泥土的气息。
花鼓队开始上路，兄长捧着骨灰坛，你扶着母亲，两公里的路她坚持用走的。从很远就可以看见田埂上有人在奔跑，从红砖砌成的农舍跑出，往大路奔来，手里环抱着一大卷沉重的鞭炮。队伍经过田埂与大路的接口时，她也已跑到了路口，点起鞭炮，劈里啪啦的炮声激起一阵浓烟。长孙在路口对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妇女跪下深深一拜。你远远看见，下一个田埂上又有人在奔跑。每一个路口都响起一阵明亮的炮声，一阵烟雾弥漫。两公里的路，此起彼落的鞭炮夹杂着“咚咚”鼓声，竟像是一种喜庆。
到最后一个路口，鞭炮震耳响起，长孙跪在泥土中向村人行礼，在烟雾弥漫中，你终于知晓：对这山沟里的人而言，今天，村里走失的那个十六岁的孩子，终于回来了。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换星移，不过是一个下午去市场买菜的时间。满山遍野的茶树，盛开着花，满山遍野一片白花。你们扶着母亲走下山。她的鞋子裹了一层黄泥。“擦擦好吗？”兄弟问。“不要。”她的眼光看着远处的祝融山峰；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谨慎，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太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件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作者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面前：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架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很长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首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到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搞搞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回收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回到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把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
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候，怎么收拾？
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我的前半生是个王子，后半生是个乞丐，但是王子和乞丐像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其实一直同时存在，只是当下不知道而已。
我路过一场草地的婚礼。白色的帐篷一簇一簇搭在绿色的草坪上，海风习习，明月当空，凤凰木的细叶在夜空里飘落，像落花微微。几百个宾客坐在月光里，乐队正吹着欢娱的小喇叭。一盏小灯下，竖着一张照片——新郎和新娘相拥而立的小照片。好静。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2009年09月24日1502
收到安德烈的电邮，有点意外。这家伙，不是天打雷劈的大事——譬如急需钱，是不会给他母亲发电邮的。不知怎么回事，有这么一大批十几二十岁左右的人，在他们广阔的、全球覆盖的###络里——这包括电邮、MSN、FACEBOOK、Bebo、Twitter、聊天室、手机简讯等等，“母亲”是被他们归入spam（垃圾）或“资源回收筒”那个类别里去的。简直毫无道理，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高科技使你能够“看见”他，譬如三更半夜时，如果你也在通宵工作，突然“叮”一声，你知道他上网了。也就是说，天涯海角，像一个雷达屏幕，他现身在一个定点上。或者说，夜航海上，茫茫中突然浮现一粒渔火，分明无比。虽然也可能是万里之遥，但是那个定点让你放心——亲爱的孩子，他在那里。
可是高科技也给了他一个逃生门——手指按几个键，他可以把你“隔离”掉，让那个“叮”一声，再也不出现，那个小小的点，从你的“爱心”雷达网上彻底消失。
朋友说，送你一个计算机相机，你就可以在计算机上看见儿子了。我说，你开玩笑吧？哪一个儿子愿意在自己计算机上装一个“监视器”，让母亲可以千里追踪啊？这种东西是给情人，不是给母子的。
我问安德烈，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写电邮？
他说妈，因为我很忙。
我说你很没良心耶。你小时候我花多少时间跟你混啊？
他说理智一点。
我说为什么不能跟我多点沟通呢？
他说因为你每次都写一样的电邮，讲一样的话。
我说才没有。
他说有，你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讲一样的话，重复又重复。
我说怎么可能，你乱讲！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
打开安德烈的电邮，他没有一句话，只是传来一个网址，一则影像——“我很无聊网”，已经有四千个点击，主题是“与母亲的典型对话”。作者用漫画手法，配上语音，速描出一段自己跟妈妈的对话
我去探望我妈。一起在厨房里混时间，她说“我烧了鱼。你爱吃鱼吧？”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你不爱吃鱼？”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是鲔鱼呀。”
我说“谢谢啦。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加了芹菜。”
我说“我不爱吃鱼。”
她说“可是吃鱼很健康。”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健康的人通常吃很多鱼。”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长寿的人吃鱼比吃鸡肉还多。”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也不是在说，你应该每天吃鱼鱼鱼，因为鱼吃太多了也不好，很多鱼可能含汞。”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去烦恼这问题，因为我反正不吃鱼。”
她说“很多文明国家的人，都是以鱼为主食的。”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那你有没有去检查过身体里的含汞量？”
我说“没有，妈妈，因为我不吃鱼。”
她说“可是汞不只是在鱼里头。”
我说“我知道，可是反正我不吃鱼。”
她说“真的不吃鱼？”
我说“真的不吃。”
她说“连鲔鱼也不吃？”
我说“对，鲔鱼也不吃。”
她说“那你有没有试过加了芹菜的鲔鱼？”
我说“没有。”
她说“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不喜欢呢？”
我说“妈，我真的不喜欢吃鱼。”
她说“你就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吃了，尝了一点点。之后，她说，“怎么样，好吃吗？”
我说“不喜欢，妈，我真的不爱吃鱼。”
她说“那下次试试鲑鱼。你现在不多吃也好，我们反正要去餐厅。”
我说“好，可以走了。”
她说“你不多穿点衣服？”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你加件外套吧。”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考虑一下吧。我要加件外套呢。”
我说“你加吧。外面真的不冷。”
她说“我帮你拿一件？”
我说“我刚刚出去过，妈妈，外面真的一点也不冷。”
她说“唉，好吧。等一下就会变冷，你这么坚持，等着瞧吧，待会儿会冻死。”
我们就出发了。到了餐厅，发现客满，要排很长的队。这时，妈妈就说，“我们还是去那家海鲜馆子吧。”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国北部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没，下面的街头人生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的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花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欢呼雀跃。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上某一个壮烈的场面，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个沙漏里的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到班驳剥落的门拄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房顶裂缝一寸寸扩大直至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1.5米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升高，时间也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妻，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睁眼就写，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越写越大，字符串越来越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越来越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还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年少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在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焦，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花，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4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国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寒冷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衡量？
赏析：
时间是最公平的，我们在庆祝大年夜的同时，也是在庆祝时间的流逝，因为大年夜过去了，旧的一年就完全过去了，新的一年就来临了，每个人都长了一岁。记录时间，测量时间，其实就是在记住现在回忆过去，回忆过去的美好的生活，回忆过去的苦难的岁月，回忆我们成长的足迹。时间在源源不断的流逝，是无止境的，然后，我们的人生却是有止境的，我们的人生，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过的是否有意义，我们的人生过的是否快乐。
我们要记录时间，测量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好时间，哪怕是点点滴滴的时间。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摆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红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跨大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打击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