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曾为“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这次为您整理了龙应台散文（精选8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正处于热切希望突破现状，冲撞权威的年代，1985年以来，龙应台在台湾的报刊发表大量杂文，为这般思潮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并创下一月之内再版二十四次的记录，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激起大家的同感。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此次重新编整后推出的《野火集》，除了保留作者当年的“野火”文字，附加了作者对此文的感言，或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补充说明，或观照了对文章产生的现实意义，让人读后感慨万分。并邀请二十位华语文学名人如柏杨、余秋雨等，为文或追忆或评析走过“野火时代”的台湾。
点评鉴赏：那是解严前两年，龙应台刚刚30出头。战后台湾社会，累积多年对体制不满的能量，暗潮汹涌的批判声浪，随着龙应台引燃的这把野火，迅速窜烧，这样的一把野火，这样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质疑叩问，那扇外强中干的旧体制大门，便这样应声倒下。只是，与其说龙应台英勇，或者，如杨照后来形容她“憨胆”，倒不如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硬生生的把那把火炬，那把屠龙刀，塞到她手中，她也就上了台，贴切地演出屠龙勇士的角色。她其实更像是小红帽，意外地闯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杨泽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二年级的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年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问者的态度诚诚恳恳的，我也只能语焉不祥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在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么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的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踏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国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俱总在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改天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么样呢？
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会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一会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去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像，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机车去市场，把两个女儿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脚之间，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一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国北部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没，下面的街头人生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的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花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欢呼雀跃。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上某一个壮烈的场面，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个沙漏里的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到班驳剥落的门拄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房顶裂缝一寸寸扩大直至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1.5米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升高，时间也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妻，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睁眼就写，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越写越大，字符串越来越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越来越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还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年少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在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焦，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花，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4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国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寒冷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衡量？
作为华人世界最有影响的一支笔，龙应台的文章有万丈豪气，然而《孩子你慢慢来》却令人惊叹，她的文字也可以有款款深情。
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作为母亲的龙应台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龙应台有着丰富、激烈的内心冲突，而正是通过对这一冲突的诉说，表现出她内心深处的母爱。但它不是传统母爱的歌颂，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生活散文。
十五年前龙应台以一位母亲的亲身经验写下《孩子你慢慢来》，她在书中说：“谁能告诉我做女人和做个人之间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的内在空间的个人……女性主义者，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十五年过去，龙应台不仅成为华文界最有影响力的一枝笔，也以她自己的智慧走出女性在个人事业和母亲角色的冲突，而这本书也给无数读者带来感动和启迪。
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与生命的本质和起点素面相对，做最深刻的思索，最不思索的热爱。它不是传统的母职的歌颂，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的生活散文。
在一个个百无聊赖的日子反复读这册小书我逐渐意识到，也许不单是龙应台一人，几乎所有那些挥斥方遒的文字背后，其底色都是对人世殷切的爱。无论在表面上如何被人认作是桀骜的，是不屈的，他们都乐于退到一个安静的角落，确认自己和人最亲密的关系，描述自己和生命最微妙的温柔，就像龙应台陶醉于在书中把自己称为“妈妈”。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一般不太愿意在毕业典礼这么隆重的场合上演讲。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为了听演讲而来的；方帽子拨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很容易对演讲者心生厌恶。原因之二，大学毕业典礼被认为是人生的重大时刻，一个演讲要背负这么超负荷的深刻意义，我觉得难以承受。原因之三，场合太严肃、太隆重了，我就会想起马克吐温遇到这种场合的做法──他会在最庄严肃穆的一刻，让一只脏兮兮的小土狗突然蹿上台来对着演讲的人汪汪叫，让他手足无措。
但我还是决定来。不怎么严肃的理由是，你们将来都是医生，当我年老的时候，很可能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手里，请帮我多翻几次身。比较严肃的理由是，医生不只是职业，它是一种志业，跟“人”的关系密切，很多的人会依靠、依赖你们。所以，我想我应该来。
但是，如果你们期待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你猜错了。我不会那么笨，跟在座的医学院的杰出教授们去比赛讲这个题目，我一定输，我是行外人。
事实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只是“未来的医生”这样一个单一身份──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宽的可能来界定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譬如说，今天是你在经济上依赖别人的最后一天，也是你人生独立的第一天。或者说，从今天起，你不再被当做某个学校的学生，某个人的儿女，而是你单独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败也是你，堕落时谁也救不了你；从今天起，不再有别人为你负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今天的你，是一个人，站在制度性学习的终点，自主性学习的起点？
我不认为对医学院的毕业生就非谈“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不可，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中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在你做医生的时候，你必定同时还有好几重身份，这些身份，不见得比你医生的身份来得不重要：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公民？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坚决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成熟的负责的伴侣？你一定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人家的儿女──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儿女？你可能很快成为别人的父亲或母亲──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亲和母亲？更关键的，今天是你的“独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认为，是你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毕业典礼，同时是“自主性”教育的开学典礼。
我今天的题目是，“制度性教育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仰观宇宙之大
第一，它教你如何与别人相处，没有教你如何与自己相处。
合群，曾经是我们从小到大“德育”的核心。个人在群体中如何进退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极其讲究的个人修身、慎独的部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却被忽视。
我们是一个习惯群聚的社会。在行为举止上，我们喜欢热闹，享受呼朋唤友的快乐。在思想判断上，我们用“集体公审”或者“拉帮结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们的学习表塞满课程和活动；在空间配置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相濡以沫”。
独思的时间，独处的空间，不在我们的学程设计里。
把这个问题说得最透彻的，我认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在1941年就指出当时的大学课程设计是有问题的，因为课程以“满”为目标，不给学生“独思”的时间：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撷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对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
在你们七年医学院的学习过程中，诸位想必学到了各种技术，但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重不重要？大学是否教了你？“综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在你的解剖学、病理学、临床课程里，是否有一点点入门？在整整七年的培养中，请问百分之几的时间，是让你用在“观察、欣赏、沉思、体会”之中？
再请问，一个不懂得“观察、欣赏、沉思、体会”的人，可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医生？或者说，一个没有能力“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有所思索的人，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大学课程不容许学生有时间做个人修身的'“独思”，它同时不允许学生有独处的空间。四年或七年大学生涯，大半在喧哗而流动的群聚中度过，难有空间自己对自己检讨、探索、深思。对此，梅贻琦感叹极深：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慎独”，其实就是在孤独、沉淀的内在宇宙里审视自己在环境中的处境，剖析人我之间的关系，判别是非对错的细微分野。“慎独”是修炼，使人在群体的沉溺和喧闹中保持清醒。这，大学教了你吗？“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在不在大学的课程里？
“只知从众而不知从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间精神与实践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的人，请告诉我，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是纽约市立大学今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人。他送给毕业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比别人打拼。如果你比办公室里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请过一天病假──你就一定会成功！”
他举自己的父亲作为典范：“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从早干到晚，一周七天，一辈子从不休息，干到最后一刻，然后跑到医院挂号，就地死亡。”
我看了报纸对这段“金玉良言”的报道，不太敢置信，心想，会不会这位老兄意在反讽，却被居心不良的媒体拿来做文章？于是我找出他演讲的现场录像，从头看到尾，发现他真是这么说的，老天，而且极其严肃。
我想，如果你是以纽约市长这种哲学来培养自己的，我会很恐惧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医生被称为医“生”而不被称为医“死”，是因为，他必须对“生”要有所理解。
比夜还黑的内心
第二，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认识“实”，但没教你如何认识“空”。
我不知道在你们医学的制式教育里，有多少文学的培养？你们全都在摇头，表示没有。我认为，文学应该是医学院的大一必修课程；文学，应该是所有以“人”为第一对象的学科的必修基础学之一。因为文学的核心作用，就是教你认识“人”。
读过加缪的小说《瘟疫》的，请举手……七十人中只有四个，比例很低。2003年，我因为“非典”爆发而重读这本小说。小说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描写一个城市由于爆发瘟疫而封城的整个过程。瘟疫传出时，锁不锁城，有太多的重大决定要作。是什么样的训练，使一个卫生官员作出正确的决定？医学技术绝不是惟一的因素。是什么样的人格，使一个医生可以走却决定留下，不惜牺牲？是什么样的素养，使一个医生知道了如何面对巨大的痛苦，认识人性的虚伪，却又能够维持自己对人的热诚和信仰，同时保持专业的冷静？
加缪透过文学所能够告诉你的，不可能写在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里。医学的教科书可以教你如何辨别鼠疫和淋巴感染，可是加缪的文学教你辨别背叛和牺牲的意义、存在和救赎的本质。
多少人读过卡夫卡的《蜕变》？对不起，我觉得《蜕变》，也应该是医学院学生的大一必读。你的医学课本会告诉你如何对一个重度忧郁症患者开药，但是，卡夫卡给你看的，是这个忧郁病患比海还要深、比夜还要黑的内心深沉之处──医学的任何仪器都测不到的地方，他用文学的χ光照给你看，心灵的创伤纤毫毕露。
是的，文学，是心灵的χ光。它照得到“空”。
将来的医生，请问你具备吗？
分手也是缘分
今天在座的，我发现，父母、祖父母的人数超过毕业生。我愿意对为人父母的说几句话。恭喜你们！我几乎看见当年的我自己，坐在毕业生的位子上，也看见我的父母，坐在你们的位子上。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我牵着他的手走到学校；然后，看着他背着花花绿绿布满恐龙的书包，消失在教室门口。他不停不停地回头看我，我也万分不舍地痴痴看着他。我也记得十六岁那年，他到美国做交换学生，我送他到机场；看着他背着年轻人的背包，消失在入关口，我站在后面，一直在等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头也不回，一次都没有。
于是我逐渐逐渐认识到，原来父女母子一场的缘分，就是注定了你此生要不断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今天，是你们的孩子、孙子的“独立日”，其实，你们自己新的一课也从今天开始：学习放手，让他跌倒而不去伸手扶他，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那是多么多么难受的一堂课。
但是很快的，这些毕业生也会发现，其实，她们从今天开始，也在看着她们的父母、祖父母的背影，渐行渐远，离她们而去。
在这个意义上，毕业，确实是人生多么重大的时刻。它，对不同世代的人，都是一个快乐奔向前程的时刻，也是一个跟缠绵的记忆、跟温馨的历史分手的时刻。所以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尽管不同世代，今天都是一种毕业，一种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灵的χ光，给自己一种透视人生的智慧，但是心灵的χ光执照，取得何其不易。只不过，一旦取得，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医生了。
祝福你们！
龙应台的文字，“横眉冷对千夫指”时，寒气逼人，如刀光剑影；“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却温柔婉转，仿佛微风吹过麦田。从纯真喜悦的《孩子你慢慢来》到坦率得近乎“痛楚”的《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的写作境界逐渐转往人生的深沉。
《目送》的七十三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她写尽了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
《目送》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
龙应台，台湾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分子，著名华文作家，现任“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作品针砭时事，鞭辟入里。在欧洲、中国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目录个人履历主要作品社会评价家庭生活收缩展开个人履历龙应台，台湾高雄人，祖籍湖南衡山县，父亲龙槐生为国民党军官，母亲应美君，浙江淳安人。因父亲姓龙，母亲姓应，生于台湾，得名龙应台。 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自小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毕业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学院、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淡江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等。 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 1984年，龙于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引起热烈回响；隔年出版，一上市即告罄，一个月内印刷24次，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1980年代对台湾民主发展极具影响的一本书。余光中称其为“龙卷风”。同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震动台湾文坛。而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她的杂文针砭时弊，切中民意。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两年，专心育儿。 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兼台湾《中国时报》驻法国、瑞士特派员。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讲授台湾文学课程，并为学生导演戏剧。同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龙应台评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野火集》。 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十天。 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人在欧洲》。 199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孩子，你慢慢来》；自这一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龙应台自选集》5种。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见解，颇受注目。 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魂牵》。 1998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分别在上海、汕头、陕西出版，再次在大陆文坛和书市被称为“龙卷风”。 1999年，应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期间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 1999-2003年，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亲自前往德国法兰克福，龙应台受邀出任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为期四年，龙遂从德返台，任期内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 2003年8月，赴香港，第一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其后任香港大学访问教授。先后任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担任杰出人文学者(香港大学第一位终身教授)、新竹清华大学讲座教授。此外，龙也积极参与到关于香港公众议题的辩论中。在政制改革、文化保育和国际交流等话题上，都不乏龙的声音，其书包范文专门讨论香港问题的《龙应台的香港笔记》，在香港与新加坡的畅销榜上停留长达半年。 2005年7月，在大成集团、普讯融悟文教基金会、诚品股份有限公司、蒋震工业慈善基金支持下，与一群主张社会参与的文化人及企业家共同创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2009年，龙应台推出了号称用了十年酝酿、一年闭关、走遍三大洋五大洲才写成的《大江大海1949》。 2010年8月1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她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基座，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她强调，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所有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本的价值观。 2010年11月15日，“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龙应台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 2012年1月31日，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院长”陈冲表示，台湾“文建会主委”将由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接任。2012年5月20日之后，“文建会”将转型为“文化部”，龙应台也将成为第一任台湾地区“文化部部长”。 2013年1月29日，宣布启动“台湾文化光点计划”。 2013年2月17日，展开为期10天的欧洲文化访问，并出席相关颁奖典礼。
主要作品《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 《大江大海1949》（2009年8月） 《龙应台评小说》台湾尔雅出版（1985年6月） 《野火集》台湾圆神出版（1985年12月） 《野火集外集》台湾圆神出版（1987年2月） 《人在欧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88年6月） 《写给台湾的信》台湾圆神出版（1992年1月）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4年3月） 《美丽的权利》台湾圆神出版（1994年4月） 《干杯吧托玛斯曼》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6年4月） 《我的不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7年9月） 《百年思索》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9年8月） 《银色仙人掌》（又名《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台湾联合文学出版（2003年12月） 《面对大海的时候》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3年12月） 《孩子你慢慢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5年5月） 《野火集》（二十周年纪念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5年7月）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6年7月）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06年11月） 《亲爱的安德烈》台湾天下杂志出版（2007年10月） 《目送》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8年7月）
社会评价知名作家余秋雨认为，龙应台是一名真正的文化批评家和优秀的文化建设者。 知名学者余光中认为，龙应台是才学并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为其实都取决于自己的真性情，她同样用直接而有力的杂文，“笔锋常带情感”，来揭示我们社会的病情。 著名作家林达认为，龙应台不仅仅是一名将野火烧向专制的斗士，她出现的时机也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指针，龙应台从一开始就放弃有利地势，选择站在一个孤立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的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
家庭生活龙应台前夫为德国人，是一个外交官，育有两子，长子为安德烈，次子为菲利普（龙在2007年的著作《亲爱的安德烈》就是把她与她长子安德烈的通讯结集而成的）； 龙应台对其家庭生活的描写中，只字不提她的德国外交官前夫，只在2003年的作品《银色仙人掌》中透露自己已经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