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都接触过很多优秀的诗句吧，诗句饱含丰富的感情和想象。你知道什么样的诗句才能算得上是好的诗句吗？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下是勤劳的编辑给家人们整理的山水田园诗句（优秀5篇），欢迎参考阅读。
[关键词] 王维；山水田园诗歌；画意
在描写山水田园等自然景物方面，王维有着独树一帜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雄伟，还是边疆关塞的辽阔荒远；无论是小桥流水的恬静，还是丛林古刹的幽深，他都能运用最自然、最凝练、最生动、最富于特征性的语言，点缀成一幅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的优美画卷。王维以诗人兼画家的眼光来观察客观世界，他别具匠心地剪取自然界中那些最有特征的水色山光来写入诗作，使其诗以色泽苍润制胜于人；并且善于把人物丰富复杂的感情融化在一幅幅优美隽永的画面上，给自然景色注入了人的气质、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从而使他的诗形神俱佳、气韵生动，“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一、经营结构之美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结构上吸取了绘画技法的特点。南朝谢赫始唱的《画之六法》云：“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而“经营位置”是“画之总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画家善于把许多个别景象通过“经营位置”组合成一个整体，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也深谙此法。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媛。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整首诗犹如从一个定点拍摄出来的照片，这个定点就是“柴门外”。诗人以此为立足点，游目驰骋，广摄四旁，剪辑了寒山、秋水、落日、暮蝉、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再剪接入诗人与裴迪两个隐士活动的特写镜头，组合成一幅墨色清淡、悠远静谧的辋川秋日黄昏图。这种经营位置的功夫是深得画理的。王维山水田园诗还在画面的空间感作了精心设计。我国古代绘画非常讲究画面布局的虚实、大小、远近、疏密、浓淡等关系的处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技巧。
二、光色映衬之美
1、丰富多样中的倾向性。 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诗人总是苦心孤诣地去寻求那些富于色彩的语言，以期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强有力地感染读者的情绪。在色彩的运用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很好的吸取了绘画的长处。大自然的景色是丰富多彩的，诗人便采用多样化、整体化的色彩，逼真生动地展现出自然界中的形形，又用统一的基调组成完整和谐的画面，使景物跃然纸上，情态飞动。如《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诗人在勾勒景物的基础上进而着色，“红”、“绿”两个颜色字的运用，使景物鲜明怡目，给读者一幅柳暗花明的图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加上“杨柳依依”，景物宜人。着色之后再加一层渲染：深红或浅红的花瓣沾着隔夜的雨滴，色泽更加柔和可爱；雨后空气澄鲜，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更婀娜迷人。经层层渲染、细致描绘，诗境自成一幅工笔重彩的国画，其整体色调偏于暖。诗人还讲究色调的对比与映衬，如《积雨辋川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水田之“绿”与飞白鹭之“白”，夏木之“青”与啭黄鹂之“黄”，比照本极鲜明，再加上“漠漠”“阴阴”两组叠字则益虚益深，为原有的固有色加上了一个条件色，就具有了很浓的装饰画的味道。再如《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幅由白石磷磷的小溪、鲜艳如火的红叶和蓊郁无边的浓翠所组成的山中冬景，色泽斑斓鲜明，而整幅画的底色倾向于苍翠。
2、敷色点彩中的情味美。 王维在色彩的运用上并不拘泥于随类赋彩的传统法则，而率先走上了传情达意的道路，使色彩情调化。他善于研究和发现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客观对象的某种色彩与人的某种情绪的联系，因而能通过恰当地描绘物象的色彩来渲染情绪，抒发感情，烘托意境，从而使诗的画意更耐玩味。如《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种的《萍池》：
春池深且广，会待轻舟回。靡靡绿萍合，垂杨扫复开。
萍池中轻舟回荡，归舟之后，绿萍漫慢慢合拢，忽然又被垂杨扫开。春池、绿萍、垂杨神态生动，又用了同一种色调。王维此诗中的满眼绿色，有如缕缕温馨的春风清新人的头脑，荡涤了心头的几多烦躁郁闷。为了表达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飘渺的意态和清朗、明净的境界，王维往往采用绿、青、浅蓝、银灰、白等色调，来营造一种幽静、澄澈、空明、冲淡的氛围。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
三、音声律动之美
王维不仅工诗画，而且善音乐。《集异记》曾称赞他“性闲音律，妙能琵琶”。王世贞说他的诗“顿挫抑扬，自出宫商之表”。他精通音乐，做过大乐臣，不仅善于把音乐中的节奏美，运用到诗作中去，使其诗韵律悠扬，令人涵咏不尽；而且作为一名音乐家，他对自然景物的声响感受特别敏锐，因而他的山水田园诗常常流淌着大自然的天籁之音：鸡鸣犬吠、暮鼓晨钟、莺歌燕语、猿啼蝉噪、落叶飞花、流泉风雨、弹琴鼓瑟……多数都是极鲜活的有声画。如“月渡天河光转湿，鹊惊秋树叶频飞”（《秋思二首》）与“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居即事》），用清新含蓄而饶有韵致的笔调，写出了自然景物的细微变化和音响，令人恍然觉得每一句诗中铸造的意象刹那间都活动了起来。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觉愈深。”
四、气韵生动之美
我国古典艺术特别是诗与画，从来强调“传神”，要求“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与西方艺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模拟相比较，中国古代艺术更侧重于思想感情的表现。基于气韵说的画论认为，一幅画若没有《画之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即使它在其它五法方面无可非议，也仍然不过是出自“众工”之手的死画，而不是活画、真画。作为南宗山水画开山祖师的王维，他的山水田园诗在模山范水、描画田园佳景时多于简易闲淡之间寓深远无穷之味。看似随意而写，不事雕琢；然而写得真切生动，含蓄隽永；不露斧凿之痕，却有精巧蕴藉之妙。如《归嵩山作》：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迢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整首诗景的展开很有层次，前六句可以说是一句一景，一景一画，每句中都有一个主导意象：清川、车马、流水、暮禽、荒城（古渡）、落日（秋山），在意象的频闪（同时兼有隐性声象的叠加，如车马之辘辘、流水之浅浅、暮禽之鸣叫等）映现之间，我们恍然觉得这山水禽鸟，这秋山残照都刹那间活了起来。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正是以气韵来拟形模，遗貌而取神；常常在山光水色、松风月影中注入个人仰观宇宙、俯察人生、领悟生命所得的感触，值得人“细细熟玩”，获得审美愉悦。
参考文献
1、罗宗强 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1版
2、曹国荣《王维诗歌的文化思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陈贻 《论王维的诗》 《文学遗产增刊》三辑 作家出版社 1957年8月
王维十五岁便离开家乡赴长安谋求功名，并以自己的才能博得了上流社会的青睐。开元九年，中进第，为太乐丞，时年仅二十一岁。但是此后王维的仕途却坎坷不断、起起伏伏，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的遭遇，使得王维对官场产生厌倦。开始了长期的亦官亦隐的生活，他曾隐居终南山。又购置辋川别业，在公余暇时游息其中。
孟浩然出生于小地主家庭，自幼饱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四十岁以前，他在家闭门苦读，隐居于距鹿门山附近。四十岁到长安应进士举，与王维、张九龄等人相交，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一联名动京师。但却不幸落第，失落还乡。随后，满怀失意的他南下吴越，寄情山水，过起了游历的生活。后虽短暂入仕却终又离开，归乡终老。
从王、孟的生平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二者同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却存在在着很大的差异。而正是由于生活环境差异造就二人不同的性格气质，在诗的写法和艺术风格方面，王维与孟浩然也同样存在着差别。“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麓堂诗话》）。“浩然清而旷“王维清而秀”（胡鹿麟《诗薮》）。具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王维受佛、禅影响较深，其山水田园诗常能揭示出大自然的幽静恬适之美，也表现山水的雄伟气魄，反映农村生活的情趣：孟浩然诗则以山水隐逸为主要题材，风格恬淡孤清。主要是写他村居生活的高雅行径与闲情逸致。大多表现的是“高士孤怀、隐居幽寂、登临清兴、静夜相思”。
其次，王维常刻画空寂的境界，寄怀山水以逃避现实；孟浩然对山水的描写，主观色彩甚浓，常融入游子的飘泊之感，在恬淡中缺乏热情。在政治上经历了张九龄罢相，安史之乱等一系列打击之后。王维的生活也由前期的积极出仕转变为后期的亦官亦隐，消极隐遁。这期间他寄怀山水以逃避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隐居辋川、畅游山林、一心奉佛，唯以禅诵为事。因此他诗歌创作的基调也变为幽静恬淡，常常刻画空寂的境界。而孟浩然的山水诗则多写在落地离开长安之后，漫游秦中、吴越之时，因考试落第、求仕不得的抑郁心情和烦闷激愤。通过景物的描写抒发羁旅的乡愁和仕途的失意，流露出游子的飘泊之感。由于心情孤寂，山水也不免染上一层冷清的色彩。
再次，工维的山水田园诗善于创造意境，“诗中有画”；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清新秀丽。风格较为疏淡。“淡到看不到诗”。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诗中有画”是说王维的诗善于创造意境，能通过无形的语言，唤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读者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一幅幅有形的图画。闻一多曾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哩，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是真正的孟浩然的诗。”孟浩然的山水诗都写得清新淡远，别具幽情。他在艺术上有较高造诣，善于采用朴素语言和白描手法，既不施浓彩重墨，也不求精雕细刻，淡淡写来，毫不费力，创造出清新秀丽的意境。
王维和孟浩然在意境上都追求一种浑然一体，孟浩然喜用简淡的笔墨，随意点染的手法，而王维则讲究构图布局，选辞着色，经常以彩绘的笔触传达清丽丰润的美感。所以他们的山水田园诗在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谓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王维擅长各种体裁，题材较广，孟浩然专精五言，内容较单薄。王维的诗纯写景而情融其中者，较之孟浩然为多。王维的诗歌律、绝、古、排均有佳作。王维的七言古体，格整而气敛，虽然也有纵横变化，但从广度和深度来讲，不及李白、杜甫，然而他的七古“使事典雅、属对工稳”，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而王维的五言律雅淡之中高华精警、清丽丰润。王维的五言律有工丽、闲淡两种不同的风格，风华俊逸、疏散闲淡各不相让，绮丽精工与沈期、宋之间不谋而合；幽闲古淡与储光羲、孟浩然如出一辙。王维的七言律有三种，都宏赡雄丽，华藻秀雅，淘洗澄净。由此可见，王维众体皆工，题材广泛，能够涉猎杜会生活、山水田园的方方面面，熔自然、社会、人生、山水、田园为一炉，博大恢宏、洋洋大观。而同为山水园诗派诗人并与之齐名的孟浩然则专精五言、题材狭窄、内容单薄，而纯写景情融其中者，则更少。正如五士源在《孟精然集序》 中所说的‘学不攻儒，务掇精华；
孟浩然创作体裁的狭窄是造成其诗歌内容单薄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那种以淡雅之笔，摄取淡月、疏雨、古木、白云、寒江、幽钟等景物，状疏远清净之景，表达旷放闲适之情的创作方法，也造成了他纯写景而融乎情的作品较少。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皆有画意，而融画法于诗孟浩然有所不及。王维诗书画乐兼通，他以诗人的敏感摄取与主观感情相契合的景物，组成清幽演远空灵的意境。他善于表现景物的空间层次，每每通过一些点睛之笔写出错落有致的纵深感和立体感。他还善于敷彩，这些色彩并非单纯消极地涂饰，而是活跃地晕染着整个画面，清新鲜润，给人以愉悦之感。王维还在动态中捕捉光与色变幻不定的组合，还善于捕捉音响，有机地契入景色之中。孟浩然融画法于诗的方法较狭窄，但是应该指出，孟浩然是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禅悟、临幕而写成的，而不是融画意于诗中造就的。正所谓“境清人画，趣多禅悦”此诗便是很好的例证。
论文摘要：大唐时代及个人经历使王维的思想心态呈现出前后两种特征，这两种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产生差异。从前期的多游侠边塞，呈阳刚之气，到后期的多山水田园，富阴柔之美，题材风格的变化，无不受其心态特征的影响，而其独特的心态特征又受其时代、经历等客观存在的制约。
王维(公元701—761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蒲州人。父亲早逝，母亲笃信佛教，对王维影响很大。王维聪颖多才，21岁中进士，为大乐丞，因属下伶人擅舞黄狮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后得张九龄赏识，擢为右拾遗，后升至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又受张罢相牵连被派往边地慰军，并留滞节度使幕为判官；安史之乱中陷贼并被迫做伪官，两京收复时因此获罪下狱，因其曾写反乱思主之诗《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缙请消己官以赎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责授太子中允，后累迁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王维的一生，基本上与盛唐相始终。盛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尚及时代精神对其思想、仕宦、生活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他前后迥异的心态特征。这两种不同的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人们往往根据其心态变化所引发的题材、风格变异，将其诗歌创作以40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
在大唐帝国如日中天、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心理蓬勃进取的时代环境中，前期的王维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对社会、人生、功业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呈现出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积极仕进、自豪自信的心态。《塞上曲》有“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这是他前期人生理想的宣言，也是此期心态特征的真实写照。由此而来，他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往往以游侠、边塞为主，兼有政治感遇等，风格上呈现出雄放豪迈的阳刚之气。如游侠边塞诗《少年行》、《使至塞上》等。其他边塞诗如《燕支行》、《老将行》、《陇西行》等，描写边塞战争的雄伟场面，歌颂将士浴血疆场，以身报国的雄心壮志和飒飒英姿，豪气干云，神采飞扬，与高岑同调。
与边塞相关的前期送别诗也同样极富盛唐气象。王维有送别诗70余首，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约五分之一。其送别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同乡，一是同僚。送别事由多是友朋赴边、迁谪、落第和归隐之类，其诗中旨意往往跳出同情、劝勉、祝愿的常规和常境，借机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对开明政治的向往，表现出积极人世的建功理想和崇高的人格精神。他的送别诗一般都能别开生面，境界奇高，表现出踔厉奇发、壮亢激昂的风格特征。国家的空前强盛，经济的空前繁荣，文化的空前融通，拓边的空前需要，使唐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成为很有诱惑的现实。建功马上，立业边陲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并成为盛唐士子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盛唐诗人大都有从戎游边的经历。王维对自己的游侠和出塞经历有着很豪迈、很精彩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人生理想和时代崇尚的一致性。这种与时代相通的情感和心态特征，也同样表现在其送别诗创作中，如《送张判官赴河西》、《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等。
王维前期也写了一些政治感遇诗。这类诗批判当时权贵骄奢、贤士坎坷、荣辱不公等不合理的政治现象，抒发怀才不遇、宦海沉浮的愤慨，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表明自己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如《济上四贤咏》写四位失意的下层人士的遭遇，表现出当时正直知识分子的不幸。
《老将行》既是边塞诗，也是政治感遇诗，诗中写的是一位老将的经历：年轻时作战机智勇敢，身经百战，威震敌营，立下赫赫战功，却得不到应有的封赏，闲居在家，寂寞空虚。后边境遭扰，强敌压境，老将军不计前嫌，请缨杀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诗中既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冷酷无情。
前期王维诗作的山水题材，也同样呈现出明快热烈的色调，如l9岁时写的《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对人生的热爱。
又如《渡河到清河作》、《华岳》二首，或写水或写山。写水，写得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写山，则是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再如《燕子龛禅师》写山间小径的盘曲险恶、山峰的陡峭、飞泉的吼喷、怪石的峥嵘等等，简直可与李白的《蜀道难》相媲美。故《芥子园画传》评此诗日：“王摩诘燕子龛诗，雄奇苍郁，非以李咸熙之笔写之不可。”李咸熙即北宋著名画家李成，其画山水，以力度著称，“骨干特显”、“挺拔坚实”为其特点。可见王维此诗表现出来的雄奇劲健、超拔挺迈之势。
从军入幕、游侠赴边是盛唐的时代风尚，这种风尚的形成，也与朝廷的鼓励政策密切相关。《新唐书·选举志》中有唐代科举把“军谋宏远”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制并列的记载。唐玄宗亦曾明令：不及时行赏有战功的官吏皆斩，能擒贼首的士卒授大将军。这些特别的政策，大大地刺激了唐代读书人对边事军功的关注和投人，军幕中吸引了大批当时富有才华的墨客文人。在唐代布衣才士中，缘军幕而进身的大有人在，有唐以来文人仕途之最达者高适也由此而擢升至散骑常侍，封勃海侯。他在《塞下曲》中心满志得地写道：“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久佐戎幕而官至嘉州刺史的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豪情壮志。同样，王维以战斗为美，以豪迈为美的心态特征，也是这一时代心理和民族心理趋导的结果。
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说：“一个以快乐为主的时代，比如那些复兴的时期，在安全、财富、人口、享受、繁荣、美丽的或者有益的发明逐渐增加的时候，快乐就是时代的主调……那时所有的艺术品，虽然完美的程度有高下，一定是表现快乐的。”王维所处的盛唐时代，政治开明、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思想自由，民族心理昂扬向上，积极进取。沐浴在这盛世的阳光之中，王维的心态情感自然也为之感染，怀抱着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积极地追求功名，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开拓进取、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使前期的王维能以开阔的胸襟、炽热的情怀、辽阔的视野、酣畅的笔墨刻划游侠风采，描绘边塞风光，反映边塞感受，表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唱出高亢奔放的时代强音。风格豪放、境界壮阔、情调激昂、笔力雄健，流溢着阳刚之气，“盛唐气象”可见一斑。虽然在诗歌史上他没有被称为边塞诗人，但他确是盛唐第一个大量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是高适、岑参之前边塞诗的最富有者。而这类题材的择取和阳刚风格的形成，又是大唐的时代环境、精神风貌及本人经历对其思想心灵感召后作用于其创作的结果。
二
平和淡远、宁静超逸是王维后期心态的主要特征。由于时局、经历等原因，40岁以后，王维的思想、观念、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仕途的失望、对官场的畏惧，不愿同流合污的品性，使他在难舍仕宦的同时，又对社会世俗失去了往昔的乐观执着；佛理禅旨的感悟、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吸引了他的情趣和心灵。他在田园里呼吸着无忧的空气，他在大自然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心态变得平和、淡远、宁静、超逸了。这一心态特征的变化，使他在创作中开始注重对这些带给他慰藉的山水田园题材的择取和心灵感悟的抒发。王维的这类作品，代表了盛唐山水田园题材创作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的大师地位。
王维是一个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又工草书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兼艺术家。这些饱含感悟的姊妹艺术对他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能以诗人、画家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世界，感受生活，并把所见所闻所感用诗、画再现出来，形成一种既有神韵又有情味的美妙意境。在创作中他善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启示作用，唤起人们对光、色、音、态的联想，呈现出宛然在目的生动图画，托物达意，立象传情。苏轼对此评价极高：“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王维诗现存不满400首，最能代表他后期创作特色的是在宁静超逸、平和淡远心态作用下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山居秋暝》展现秋山雨后的清新气象，《青溪》、《过香积寺》、《蓝田山石门精舍》等写深山溪涧或寺院幽清的景象，而《皇甫岳云溪杂题》5首、《辋川集》20首则是描写隐居幽胜的组诗，大多写得精致美妙，脍炙人口，犹如精美的绘画小幅。描绘田园风景的诗作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等lo多首，勾画了农村平凡而美丽的日常风光。王维把山林描得清幽雅秀，令人神往，把田园生活写得和平宁静，引人入胜。这些作品，表现出诗人对清幽山林和优美田园的感悟与陶醉，对闲适生活的喜爱与留恋。《辋川集》是王维后期山水田园绝句的代表，它反映了诗人的隐居生活，描绘了辋川的自然景致，表现出陶醉于其中的情趣感受，呈现出独特的空明宁静的阴柔之美。
王维后期诗歌中常有“空”字，如“空山不见人”、“空山新雨后”、“夜静春山空”、“空谷归人少”等等。这些“空”字由于后文的意象，不能作“无”和“没有”义来理解，这种“空”是诗人对眼前景的一种心灵感悟，其中内涵着万物生命的实有和灵动，是“空而不空”的特定状态。“空山不见人”，却能听到人的生命之声；“夜静春山空”，却有桂花的飘落和鸟的歌唱。可见这“空”中自有生命的流动，自有诗人独特的心灵感悟。
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作，在描绘自然美景和田园风情的同时，都流露出诗人闲逸宁静的情趣和心态，透出佛学禅理的旨趣，表现出对现实漠不关心的情绪。表面上看，其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但从其深层意蕴和后期创作总体倾向看，王维的“万事不关心”只是对现实仕宦的不关心，对山水田园之美他不仅“关心”，而且迷醉；他的“寂为乐，闲有余”是摆脱世俗利禄烦恼后的另种层次的生命感悟和生存方式，精神并不沉沦；“伤心”而销向空门，是对世俗险恶的失望和寻求心理慰藉的一个方式，这一方式引导他从另一角度理解人生和陶醉真善美的山水田园。从当时的现实状况看，玄宗沉湎声色，昏庸无道，贤者被贬疏，奸佞却当权，政治黑暗，权贵骄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等日益滋长并渐趋激化。而在这种情形下又不能决然离去的王维，要么与之斗争，要么同流合污，要么亦官亦隐、身官心隐。王维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走了一条既适合自己又无害他人的淡漠仕宦、寄情山水、研悟禅佛之径。根据当时朝廷、社会及王维个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说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是适合包括王维在内的大多数正直官宦设身处地的实际状况的。此时的王维倘若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能有两种形式：其一，与之斗争，结果是“玉碎瓦难全”；其二，同流合污，结果又与心志相违。无论王维选择何种“积极”形式，都将既是个人政治的悲哀，也是民族文学的损失。从某种角度看，现实中的王维似乎只能走这条貌似“消极”、实不得已、确也并非消沉的道路，并由此创造出其彪炳千古的人生辉煌。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审视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行为及创作，而不应超现实地简单武断地评判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由于现实和心态的变化，此期王维淡漠的对象只是仕宦功名，而对山水田园则情趣盎然，且渐深渐浓。诗人的追求仍在，志趣仍在，就不应该说其心态真的消沉颓唐了。由对仕途功名的热衷，转为对山水田园的钟爱，新的生命意义、价值取向使他寻觅到新的生命空间和独特自我，获得了另一番人生乐趣，心态特征也由前期对仕宦的乐观进取、自豪自信，转为后期的超脱飘逸、宁静淡远，并影响和作用于其诗歌创作。应该说这是王维对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的另一种理解和诠释，这种心态特征仍然是主动、积极、健康、充实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真正地理解王维以《山居秋暝》为代表的后期山水田园诗，在明洁空灵禅旨中所呈现出的生机与情趣，很难真正理解其中蕴喻的诗人对理想社会和高尚人格的期冀与追求的深层意蕴。变化了的心态特征带来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变异，诗人开始更多地择取山水田园题材，并创造出空明宁静的独特风格境界。
王维在给好友裴迪的信中说：“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春，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由此可见，在对自然山林的爱恋和陶醉中，其心态特征是主动、积极、充实的。
关键词：宋代；田园诗；田园词；破体
中图分类号：I20722；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7017509
作者简介：刘 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 （江苏 南京 210013）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破体”现象屡见不鲜，“凡是打破各种文体的疆界，超越比较材料的局限，移花接木，相资为用，造成渗透交融，蔚为新奇鲜活之美学效果者，皆谓之‘破体’”①。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交融在宋代格外突出，王水照先生就曾经指出：“在两宋文坛上，‘破体为文’的种种尝试，如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古入律、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赋为文、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令人目不暇接，其风气日益炽盛”②。而各种文体的互动中，诗和词的沟通又是最显著的，“诗与词是关系最密切、沟通渠道最多的两种文体。诗词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生发，是中国韵文文体关系中的最突出现象”③。宋代文学创作中诗体和词体相互借鉴、渗透、融通的现象已引起不少关注，既有着眼于一代词作的“以诗为词”或诗作的“以词为诗”，也有注目于个别作者的诗词破体或互渗④，但诗与词这两类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同一题材时，是如何移花接木，相资为用的，迄今却鲜有人论及。应该说相同题材的诗和词更值得我们具体地比勘和对照，本文即以田园题材为例，考察宋代田园诗词创作中的“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以期深化宋代诗词破体现象的研究。
一
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破体主要出现在词的创作中。田园本是诗歌的传统题材，其滥觞于《诗经》，到东晋陶渊明正式开宗立派，经盛唐王维、储光羲等踵事增华，至中晚唐田家诗又别具一格，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艺术传统，北宋的田园诗创作正是承历代余绪而有所发展。而词作为一种娱宾遣兴、助酒佐欢的游戏笔墨，本为艳科，在唐五代时很少涉猎田园题材，现存仅有欧阳炯、李珣的《南乡子》偶尔写到一些南粤风土和女子的劳动生活，但未脱妍丽风调，孙光宪《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一首稍清新自然，被赞为：“《花间集》中忽有此淡朴咏田家耕织之词，诚为异采”《栩庄漫记》，载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9页。。但全唐五代词中也仅此一首。应该说宋词开始正式引入田园题材，计有约四十位作者，近百首田园词作。这种对诗歌传统题材的借鉴，本身就是一种破体的表现。在具体的写作中，早期的田园词也表现出鲜明的“以诗为词”的特色。
第一，北宋出现的田园词多檃栝诗句而成，或受诗歌的感发而作，在某种程度上堪称诗之苗裔和附庸。
北宋人创作的田园词有完全集诗句而成。如黄庭坚曾戏效王安石创作一首《菩萨蛮》：
王荆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垒石作桥。为集句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戏效荆公作。
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着无人唤。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潜解。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图形—背景理论 山水田园诗 《山居秋暝》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是在新的哲学观和认知观基础上，以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新兴语言学科。作为一个新兴的语言学学派或一种崭新的语言研究方法，已经越发显示出其对人类语言独特的解释力。
图形与背景理论是认知文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该理论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在西方已经有比较成功的实践，但在中国还较少有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古典传统诗歌，中国古代的写景诗，尤其是山水田园诗，纷繁多姿，意韵生动，主要通过营造意境来表达感情，因此不管是在诗的创作过程中还是在其解读过程中都涉及较多的心智和认知因素，诗人表达意境的过程就是用简短的语言构建一幅图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的自然事物或身体感受被赋予更深层的意义，读者解读的过程则是通过诗歌的语言对大脑中原有的意象进行激活的过程，因此单纯从传统的修辞和语义的角度来研究诗歌，尤其是山水田园诗是远远不够的，再考虑到山水田园诗歌的绘画艺术效果，就不难发现：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背景分离理论分析写景诗将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二、图形-背景理论框架
图形——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是1915年由丹麦心理学家Rubin首先提出，后来由完形心理学家借鉴来研究视觉和听觉及描写空间组织的方式。认知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的表达方式是基于人们对事物或事件的感知，对它们不断地进行整理，划分成图形（figure）、背景（ground）和后景（background）来组织语言表达。“图形”是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显的部分，是认知的焦点，“背景”是为突显图形而衬托的部分。图形和背景不能同时被感知和理解为相同的，决定图形的因素是完形感知，容易被感知为图形的事物一般具有完整的形状和结构。当我们观看周围环境中的某个物体时，通常会把这个物体作为知觉上突显的图形，把环境作为背景，这就是突显原则。
三、山水田园诗的语篇特点及其认知基础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艺术瑰宝——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具有极强的画面表现力，侧重于歌咏自然景物，都是佳山胜水的自然美在艺术上的再现，艺术感染力极为强烈，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山水田园诗的创作要依据对客观事物的密切观察和通过观察所产生的一定的客观感受。诗人在观察客观景物时，其实是对所要描述的客观景物的一个认知过程。在观察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景物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人脑，而人脑在识别这些事物的时候不可能同时同等地进行意象的转换，总是会有一些突出的被识别为图形，而另外一些可能会被识别为背景。这样，在诗歌被创作出来之前，眼前的景物中图形和背景已经分离，于是诗人在诗歌的语言中也会把这一效果突出表现出来。山水田园诗通常是采用最简单最精练的语言描写最完美的画面，并使之完整而精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诗歌的语言在形式看来是简单甚至不连贯的，但通过激活认知的微观世界而调出相应的信息，从而形成一个可被接受的认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诗便实现了语篇层面上的连贯。正因为篇幅有限，诗人不会将所有的事情和感情交代地清清楚楚，而只会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激活点，而这些点足以触动读者头脑中的概念系统，从而在头脑中重新将这些概念形象化、推理化。大多数山水田园诗的语言特点，就是寄本意于景和物的描摹刻画中，达到图像鲜明，意蕴深邃的效果，具有强烈的画面之美。山水田园诗中所描绘的画面是动态的，即图形和背景之间是相互转换的，山水田园诗通过焦点的变化和移动全方位地展现真实可感的景象。通常山水田园诗会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画面，而这幅画面怎样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就要靠创作者不断的变换感受焦点，使得所呈现的画面有动感。
综上所述，山水田园诗的创作过程与认知学有心理认知过程的契合，如果利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可以从认知学角度透过山水田园诗的语义表面，深入分析其间的艺术之美。本文我们将选择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之作——《山居秋暝》来进行透辟的分析和解读。
四、文本分析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是一首山水名诗，诗中充分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此诗的镜头衔接和跳跃较独特，构图和谐，意境完整。下面笔者将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文本进行具体分析。
诗歌的题目是《山居秋瞑》，“瞑”是傍晚之意，交代了时间是秋天的傍晚，地点是山中的处所。这是整幅画面的一个大致勾勒。
首先，诗的开头两句就进行了图形与背景的建立，立意高深玄远。“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照应诗题，交代环境。十个字，再次点明季节是“秋”，时间是“傍晚”，地点是“空山”，天气是“新雨后”。写足诗题，描画背景，传达出一种清新、宁静的环境气氛。一个“空”字，渲染出天高云淡，万物灵空之美。这两句是铺垫，是后面诗句的大背景，是作为图景出现的。
接着，视线由远而近，在空山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第一个图形——明月在此句中与松林形成了另一组图形与背景的关系。“明月”属“秋暝”，“松”、“泉”、“石”则属“山”。把秋夜山中的特征性景色，融入工整流畅的对句里，并通过“照”、“流”两个动词，勾勒画面，酿造意境。仰观俯察，错落有致，有形有色有声，情景如画。以“清”字状“泉”，本属平常，而此处却可耐寻味。山泉本来就“清”，“新雨后”的山泉更“清”，又处在明月照临之下，则此泉尤为“清”了。一动一静，分离鲜明。
其次，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变换了角度，由山中之景写到山中之人。句法奇特，应该是“竹喧浣女归，莲动渔舟下”。因“浣女归”，故而“竹喧”，因“渔舟下”故而“莲动”。上句写有声的动态，镜头由远而近，由隐而显；图形——浣女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的背景下越发突出。下句写无声的动态，镜头由近而远，由显而隐。几艘小船满载星辉，尽兴而归，满眼荷叶纷纷倒向两边，掀翻了无数晶莹剔透的水珠。在此，背景是因船动而动的莲和已经被模糊化了的河水，而图形——满载而归的小船在画面中被显现出来。以上三联中近景高处的明月照松、清泉流石，低处的浣女与渔人又都以新雨后的空山为其背景构成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画面。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诗人在尾联由衷地倾吐出“王孙”可留的感叹了。因此可以说尾联“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是诗人有感而发。虽然春光已逝，但秋景更佳，愿意留下来。这首诗以动态为动力推进艺术画面层次分明、自然灵活地在背景——图形间进行转化。同时又由中心思想作为一条主线，把各个动态鲜明的局部画面联结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给人以美妙的立体感。特别是中间两联，意境优美。“明月松间照”是一幅画，“清泉石上流”又是一幅画；“竹喧归浣女”是一幅画，“莲动下渔舟”又是一幅画。难怪苏试评价王维的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东坡志林》）
五、结语
图形—背景理论的基本原理虽然看似简单，但作为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重要概念，若将其运用到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分析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山水田园诗中一般通过动词和色彩来突显图形，将其和背景分离，又为运用图形—背景这一理论提供了较好的文本基础。本文从图形—背景的基本概念和建立出发，探讨了《山居秋暝》中图形—背景的建立、转换，直至最后文章总体意境的确立，对《山居秋暝》进行了全新的认知性解读，以此来验证图形—背景理论对汉语文本的解释力，拓宽了对汉语文本的解读思路。
参考文献：
[1]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马丽丹。图形/背景在王维田园诗中的认知解读[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