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此时需要认真思考读书笔记如何写了哦。那么你会写读书笔记吗？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通用 乡土中国读书摘抄每一章【优秀5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费孝通（1910—20xx）的《乡土中国》写作于上个世纪40年代，是他1946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义，次年出版。起初会长介绍这本书时，说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通俗易懂”和“短”这两个特点正是我喜欢读的，然而在之后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并非我所想象的简单易读。在那些看起来通俗易懂的文字里面，其实蕴含着很深的社会学理论。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通过费老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在文化、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利结构、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中国人骨子里的天性似乎找到了根源。下面我从印象比较深的几点浅谈对本书的理解。
熟人社会
费老在开篇就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村社会的人以农为生，世代聚村而居，人口的不流动形成了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依赖于熟悉和信任，行为依据也是从小习得的礼俗。乡土社会实际上就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费老还用“捆柴”和“水波纹”这两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分析了中西方社会格局上的差异，让人豁然开朗。还有本书最后《血缘和地缘》一章，分析了在乡土社会中，由于社会的稳定性和家族社群的生存模式，血缘和地缘是合一的，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性质逐渐从血缘向地缘发展，但是，我想社会即使发展到今天，仍然不能完全抛弃血缘的影响。通过读这些，我对于中国社会为何如此注重人情、交清和人际关系有了更深的了解。
道德观念
书中谈到，中国人有“私”的毛病，的确，在很多外国人的眼里，我们中国人只有私德没有公德。但通过费老文中差序格局的分析，特别是他说“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使我对中国人“私”的问题有了更客观的理解。我们自古强调的是孝悌忠信仁的道德主张，靠着传统和社会公认的习俗、观念作为行为规范，因此在那个时代，造成了中国社会天理人情、三纲五常比法律更有效的局面，这也成为民主法治进步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在《礼治秩序》《无讼》两章中，费老更深入的谈论了这些。
家族制度
费老在书中提出，“家”在人类学上的概念是：由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而中国家庭混杂了太多生育功能之外的东西，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由此产生了一些弊端，比如文中所说的：夫妻关系并不是家庭的主轴，从而造成了两性情感交流上的隔阂和淡漠。虽然没有经历过那种大家庭制度，但恰巧最近我读了同时代作家林海音（1918—20xx）的自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写的是中国30年代、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各式各样的婚姻故事。通过两书结合，我对旧社会的家庭和婚姻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今，中国社会的大家庭制度逐渐瓦解，大家庭逐渐被小家庭取代，但是我想大家庭制度的影响依然存在，小家庭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我觉得费老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十分新颖和实用，比如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关系应该是第一位，多进行情感交流，把精力放在养育后代上，而不是专注于家庭之外的事情等等。
《乡土中国》一书由费孝通先生所作，收录了14篇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内容，对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作了大体上的解剖分析，从乡土社会的本质到乡土社会权利结构问题的分析都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而本书中一些有关乡土社会的理论分析恰好又能验证当今中国社会变迁中所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首次出版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就对“乡”这个字作了一个从社会大众视角的解释，无外乎包含了贬低蔑视的意味，而就算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字眼同样多少带着贬意，但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中的贬低意味是逐渐在减小的。举一个例子，就像假如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要是用“乡里人”作为攻击一个人观点的工具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眼界小、没水平、没素质。这可能也是一个侧面，反应出当今社会乡土社会的变迁。
原来的时代，城里人嫌弃乡下人土气首先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正是因为有城市的存在才会出现这样的对比，要是整个中国都是农村也就不存在乡气不乡气的问题了。城市与乡村产生这种对比，是由于在乡村社会所适用并有效的那套规则，在城市现代化的社会里行不通，以一种落后无效的方法运用于追求效率的现代化社会，无可厚非会遭受到负面的评价。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不像游牧可以逐草而居，农业最倚重的是土地，守着土地生存变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即人口流动性小，安土重迁。
费孝通先生在有关“文字下乡”的章节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解释，即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必要。费孝通先生主要从一个空间格局，一个时间格局来讨论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是必要的。
我们先从空间格局来看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有必要性。聚村而居是乡土社会在空间分布上的一个特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可以直接面对面来进行的，有什么想传达的信息可以以语言这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完成。文字是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它产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但是文字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有着不能百分之百还原表意人意思的缺点。既然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不存在空间上的阻隔，可以直接使用相比文字更能清晰准确表达表意人想法的语言作为信息表达工具时，文字在乡土社会就失去了其所具有的价值。
接下来再从时间格局看文字在乡土社会的必要性。时间上的阻隔分为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乡土社会是一个不怎么变动，相对来说十分安定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守着一块相同的土地，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耕作，跟熟悉的人打着交道，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今昔之隔与社会的世代之隔等同了，因为只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而这一套有利生存的固定经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取得，“习”就是不断反复地做，这就得倚赖于人类独特的功能——记忆。
人类的记忆功能得靠象征体系才能得到正常的运作，象征体系又分为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语言，以及可以被看见的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文字。上面我们说到乡土社会中大家生活就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个人今昔之隔与社会世代之隔等同了，这一套固定经验中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在这同一环境中肯定有知道经验的长辈，所以乡土社会中人们“记忆”经验的方式没有用到文字的必要性，语言在乡土社会足以承担传递经验的作用。
在第三部分里面我将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因为我认为后者是差序格局在中国基层社会所派生出来的现象。差序格局说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先生将西方社会结构的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进行了一个对比，益于我们对差序格局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在这个章节用“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作为一个基点来引述差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在西方团体格局中“家”这个词，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以夫妻与子女为主体的一个团体；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这个词含糊不清，可大可小，从这个对比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家”具有伸缩功能，而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也同样具有这种功能。
费孝通将西方的社会结构形容成由把、扎所组成一捆柴，其实是想借此更加清楚地表达西方是由有着严格界限的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格局被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则是以“己”为出发点，将“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呈放射性的格局，与任何人的关系都是从这一个“己”推出来的差序。
社会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的差异，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不同也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不同。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团体格局是怎样影响西方的道德观念的。团体格局里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有包含关系的大框架，在这种格局里面我们首先就是要承认这个有着严格界限的大框架中的行为规范，这个规范的产生是为了团体可以正常有序的运作，这个行为规范建立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这个规矩里行事，同样这个规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一样的，权利义务在这里得到了产生，每个人有权利要求对团体秩序造成破坏的人恢复秩序，承担责任；每个人也有不影响这个团体正常秩序的义务，在我看来这是公共道德产生的一个基础。
而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样一“公”一“私”，区别对比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还是要跟上面的差序格局联系在一起来说明。在上面我们知道了差序格局事实上就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散发的一种“己”与其他人的联系的格局，在这种格局里任何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向外扩展没有一个固定分明的界限，道德这种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在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根根单独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每一根人与人的联系中所使用的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可以使用。
既然不存在一种笼统的道德观念可以普遍适用于乡土社会并让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去遵守这种一致的道德观念，然而“克己复礼”就成了乡土社会中道德观念的核心了，毕竟只有自己是可控的。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抽出了一个“仁”字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中的这个孔子所极力推崇的“仁”字，孔子自己也没能给出一个明晰的笼统的解释，他对于“仁”的解说都是围绕着私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同样可以论证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在家族这一个章节中，我认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乡土社会中家庭到家族的演化，男女有别的现象也是由它衍生出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到乡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功能可以用家庭来负担，而反过来家庭要负担政治、经济等功能就要求家的结构的扩大，这并不是以生儿育女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家庭可以负担的；而且家庭在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之后就被要求具有长期绵续性，故具有临时性以夫妻为主轴的西方家庭不能胜任这一功能。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以父子、婆媳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结构也是为适应这些功能的承担，父子为主轴避免了个人的死亡而导致的家庭的终结，变得只是成分而不是父子主轴的结构。
在上面我们提到中国乡土社会为了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维持家庭的长期绵续性，将家庭演化为以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形式，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是将生育以外的其他功能拉入家庭导致的结果。政治经济等事业要求效率，效率要求纪律，纪律排斥私情，任何带有强烈情感波动的情绪都会对事业产生影响，这就导致了“男女有别”这种现象的发生，毕竟男女求同的过程就是激烈的。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我们可以看出了大部分求同的过程都是激烈血腥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求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求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求同无不是伴随着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男女这种从生理上就不一致的两种类型其求同的过程也同样是激烈的。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政治经济等功能，被要求具有长期性，这就一定程度上排斥伴随着激烈过程的男女求同，这影响到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的效率，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基本主要体现在同性之间。承认男女差别，但不追求两者相互之间的认识认同，将情感的交流发生于同性之间，乡土社会“男女有别”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就像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法律来调整的，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礼”来规范的，中国乡土社会使用“礼”来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治”。
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人口流动性极小的社会，一代代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耕种，依靠一套固定的经验，不变的规则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种经过不断验证而确又十分有效，有益于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些行为规范，这些社会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慢慢就演化为了传统。“礼”的维持依靠传统，而“礼”就是人们主动对传统服膺的习惯。要使人们主动服膺于传统，那么这一套传统必须是经人们不断亲身试验，确实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样一种环境稳定，人口不大流动的农耕社会才能孕育出“礼治”社会。现代社会变迁速度快，不可能存在一套不变的经验或规矩能适用于任何环境并无法使人服从，这时候才需要法律作为工具来调节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上面我们提到“礼治”在乡土社会的产生以及为何“礼治”可以在乡土社会被适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看一下“法律”能否融于乡土社会。法律它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它旨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所以说像一些由道德伦理去评价的那些家庭琐事，它是不管的，但乡土社会的“礼”调整大部分的却刚好是这些伦理上的事情。然而一个社会是不能同时存在两种评级体系，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存在于同一社会必然会造成这个社会的混乱动荡。
在中国乡土社会，法律刚下乡的时候，我相信肯定是有过这一混乱时期的。有一部电影刚好反应了这一问题，有一天，出现一波村民找到一名刚下乡的青年法官要求这位法官帮他们解决问题，问题出于a村民的猪在外觅食的时候把b村民家的祖坟给拱了，a、b两家人协调不好，闹到法官这里，b村民要求赔偿两头猪和一场法事而a村民坚持只赔一头猪和一场法事，刚好这一天在乡下待得较旧有资历的老法官不在现场，只留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法官，这位年轻法官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由不接受审理，结果导致a、b两家村民大打出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大致能看出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地位是很尴尬的，这种尴尬时期就发生在乡土社会依然可以用“礼”来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法”被强行安插进来的阶段。从上面的故事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即现代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副作用，破坏原有的礼治，却没有建设起法治秩序。
在讨论乡土社会权力结构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几种权利结构。在这本《乡土中国》里面他一共提到了四种权力结构的形式，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利、长老权利以及时势权利。横暴权利是一个阶级以权力为工具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利益进行剥夺的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存在的前提是作为被统治的另一阶级需要具有一定的剩余利益。
同意权利产生于社会合作分工的基础之上，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每个人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上安分守己地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这就免不了秩序的出现来规制不利于社会分工的行为，这种秩序的出现依靠的是社会同意的力量，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同意权利在此产生。长老权利是一种在乡土社会这种人口流动性小，环境固定，依靠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传统就能有效解决生活问题的社会结构里所产生的一种教化式的权利。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社会变迁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四种结构在乡土社会的比重。上面我们提到横暴权力的出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剩余利益可以被剥夺，不然这种对抗性权利的出现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但是在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不存在多少剩余利益可以促使横暴权利的产生，这是乡土社会对横暴权力的限制。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不存在横暴权力了，在中国乡土社会横暴权力的发生具有周期性，当小农经济的社会休养生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社会太过饱和再加上这个国家统治层的权利的膨胀，就会有一种向外扩张或在内部大兴建设的企图，这时候为了自己计划的实施，它必须对没有太多剩余利益的乡土社会进行压榨，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动荡，接下来战争的爆发又导致人口的减少和新政权的产生，这时横暴权利终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朝代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而强调“无为”政治。而同意权力产生在社会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是不存在所谓的同意权力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行动完成，不需要社会分工来解决。
再讲长老权利和时势权利之前，我觉得有两个过程要先提出来，一个是社会继替，一个是社会变迁。社会继替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两种过程不是被分割，而是同时行进的。先提出来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属于社会继替所影响的长老权力与属于社会变迁所影响的时势权力是同时存在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起支配的权力是长老权力，一种教化性的权利。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在乡土社会处于支配地位是因为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及环境都不变，变的只是人的继替，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处理同一类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文化传统备受重视，这种被验证有效的经验成为了生活中宝贵的财富，而经验来自于长辈的教化，这是长老权力在乡土社会起支配的原因。而时势权利发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变迁是由于原来有效的固定经验在变更了的环境下不再适用，旧的社会结构不能再满足人民的需要，新的社会结构被要求出现，而激烈社会变迁引起的新旧交替所导致的社会不安，促使了“英雄”的产生，随之而产生了“英雄”对跟随他的民众的支配的权力。
上面我们说了，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之间、社会继替与社会变迁之间在时间上不是分隔开来，而是同时存在的。慢速率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继替可以紧跟社会变迁的步伐，可以“注释”的权力变动方式来改变长老权力下文化传统的内容，也就是“名实的分离”。而当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并伴随着激烈过程的时候，长老权力衰落了，随着而来的是时势权力的抬头。
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事件刚好能印证激烈社会变迁中长老权力逐渐衰弱这种说法，就像这几年时常会看到的农村老人因儿女经常不回家或不尽孝道而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的新闻。如今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之中，原来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小，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人们面对着的是社会的优胜劣汰，当固定的传统不能有效运用于并有益于生活时，这种传统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而远在乡村的家中长辈作为长老权力的体现者，由于其所拥有的经验再也无法帮助子孙后辈也同样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
《乡土社会》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包含的内容却直面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虽然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部分理论还是适用于如今的乡土社会。就像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导致的“农村剩男”现象、农村老人自杀等问题，都可以从《乡土社会》的一些理论中得到解释。
这两天在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在“差序格局”一章里面有这么一段关于东西方社会格局差异的很有趣的描述：他将西方社会的格局描绘为一种柴火捆的状态。
这些一根一根的柴火，则是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有非常清晰的边界：谁是圈子里的，谁是圈子外的。这个团体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大家在这个社会框架下和而不同的组合在一起。费老把这种柴火捆称为“团体格局”。
而在中国，关系则是完全不同的，费老将其描述为同心圆，或者涟漪。一圈一圈的是由不同的亲疏远近组成的。陌生人，点头之交，半生不熟，熟人，近友，至亲之类的。这个圈的最中心，则是自己。
这里可以顺手解释一个词，即儒家的“人伦”。伦理的“伦”字即为这水波一圈一圈的形状。后来被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那么这两个模型有什么引申出来的应用呢？一个就是“公”与“私”的问题。在西方的群体格局下这个界限是被明确规定的，即那一根一根的柴火彼此之间明确的边界，这个是“权利”。在范围内可以适当地讲人情，但是范围外则是权利问题。
中国的“公”根据费老的说法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去占一下便宜，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存在。而有趣的是在中国的“私”不是自私，而是“利群”。就是为我这个小群体来谋求福利的利益。所以对于在局中不顾公共利益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反倒有可谓是“无私”的动机。
但在传统的涟漪结构里，这个圈的大小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极富伸缩性的。比如说“家”，究竟是配偶孩子的核心家庭，还是加上附近旁支的家族，还是把各路姑侄老表都算进去的庞大家族，到了最后一句“自家人”真喊起来，感觉天下一家也没什么问题。
而在这个伸缩之中，人在结构里的关系是会产生巨大变化的。可能上一分钟还热乎的很，下一分钟随着重新划定范围就可以冷眼相向。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至今依旧对人情世道冷暖如此敏感。
儒家一开始就没打算跟这种思维方式过不去，他们只是加了一个字——“推”。所谓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我们对于小家的感觉推广到更大的受众范围里去。而当所有人都被这一个个扩大的涟漪包裹的时候，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里天下大同也就不远了。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这套思维方式依旧在我们的文化里起着巨大的作用。大家还是会想要首先去照顾家人，一些想要改变世界受伤的人会想首先去爱那些爱着自己，真正重要的人。在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涟漪的界限与范围。同时在同一个圈内的，往往会出现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既然都是在考虑亲疏远近，一些至亲之人的博弈就会变得很麻烦，或许解释了为何婆媳关系是中国自古的老大难。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模型里是没有什么界限意识的。甚至没有自己。所以很多父母含辛茹苦舍命付出的同时也对孩子横加干涉。当我们批判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或许这个里面也有很重的文化因素呢。
最后，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对于公共事务是一个多重囚徒困境：谁不占便宜谁吃亏。但同时大家都占便宜就会导致这个系统的崩溃。所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道德来对所有人进行限制和约束，大家同时也要对破坏规则的人进行制裁或者舆论轰炸。
这些听起来，似乎都没有过时呢。
她的一生，定格在芳华绽放的30岁。
她北师大硕士毕业，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革命老区百色；她选择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把双脚扎进泥土，为群众脱贫攻坚殚精竭虑；她忍痛告别重病卧床的父亲，深夜冒雨奔向受灾群众，面对危险坚定前行，不幸遭遇突如其来的山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
她就是广西百色市乐业县**镇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璀璨的青春岁月，如流星般划过，闪亮夜空。壮乡内外、网上网下，无数人深情缅怀，有无尽的哀思，更有对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的深深敬仰。
笃定前行：朝着受灾群众的方向
每当进入雨季，广西百色大石山区时常遭受洪涝、塌方、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侵袭。6月16日晚，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一条从百色市通往乐业县的山路被突如其来的山洪淹没。黄文秀在驾车返回乐业的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
车窗上的雨刮高频地刮动，车灯下却看不清前行的路，只有滚滚洪水从眼前涌过……从黄文秀用手机最后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是何等危险。
在单位的工作群里，同事们纷纷给黄文秀留言：“太危险，赶快掉头！”“注意安全！”“不要走夜路……”然而，凌晨1点以后，群里再也没有了黄文秀的回复，她的电话也拨打不通……
很多同事一直关注着黄文秀的消息，大家的心都紧紧地揪着。同事成明说，17日一早得知凌云县路段发生塌方，有车辆被山洪冲走，她和几个同事立即赶去塌方现场，此时黄文秀的名字已出现在失联人员名单中。
救援一直在紧张地进行，等待的时间是煎熬的，黄文秀的家人、同事、朋友、村民的内心仍然抱有希望。然而，6月18日传来的却是噩耗。
同事们的劝阻，父亲的挽留，都没能留住黄文秀。
黄文秀利用周末回家看望做完第二次肝癌手术的父亲，看着天气突变，16日急着返回百坭村。病床上的父亲非常担心：“天气预报说晚上有暴雨，现在开车回村里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正因为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了。”面对父亲的挽留，黄文秀叮嘱了一句“按时吃药”，便启程回村。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黄文秀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
一路上，她不断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联系，询问当地雨势和灾情，特别叮嘱要关注几个重点村屯，要立即组织群众防灾救灾。
回忆起当晚的情况，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几度哽咽：“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她想着的是村里的灾情……”
青春选择：“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1989年出生的黄文秀性格开朗活泼。同学们对她的印象是：爱美，喜欢穿裙子，会弹古筝，写得一手好字，有一点时间就专心致志地学画画。她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热情阳光的感染力。
**年毕业季。位于人生十字路口，不少同学都在为找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操心。黄文秀也有许多选择，但她没有留恋都市的繁华，毅然回到革命老区百色，作为优秀选调生进入市委宣传部工作。
百色位于广西西部，自然条件较差，是广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年3月26日，黄文秀响应组织的号召，到乐业县偏远的百坭村担任第一书记。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科科长何小燕回忆：“单位就驻村工作征求她意见时，她毫不犹豫答应了。她父亲患癌症病重的事一句也没提，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有同学问过她，为什么要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偏偏回到贫穷的家乡？她回答：“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黄文秀为什么坚持要做那个“要回来的人”?百坭村贫困户黄仕京与黄文秀有一段对话。
黄仕京问：“大家都说你是北京毕业的研究生，你为什么到我们这么边远的农村工作？”黄文秀说：“百色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由不来呢？我们党是切实为群众谋发展谋幸福的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使命。”
黄仕京的一儿一女都在读大学，生活困难，黄文秀帮他的孩子申请了助学的雨露计划。黄仕京要求孩子在学校好好学习，积极争取入党，在广西医科大上学的女儿已经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了解黄文秀的人都说，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由于父母亲身体不好，家境贫寒，黄文秀通过国家的助学政策完成了学业，上大学后她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以自己品学兼优的表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黄文秀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作出贡献。”
黄文秀的父亲理解女儿，也支持女儿的选择：“你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回到家乡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投身扶贫事业后的黄文秀将自己的爱美之心悄悄地“藏”了起来。她北师大的师妹、南宁市第十八中学教师蒋金霖说，在北京读书时，文秀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当了驻村第一书记，她就收起了漂亮的裙子，穿上运动装在山野村屯间奔忙，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
这个爱笑的姑娘甚至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领导、同事多次关心她，热心人要给她介绍对象，她的回答是：“等百坭村的父老乡亲都脱贫了，我一定轰轰烈烈爱一回，让乡亲们做证婚人。”
脱贫攻坚：“我心中的长征”
石山林立的百坭村是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中有195户贫困户，11个自然屯很分散，最远的屯距村部13公里，好几个屯都在10公里以上。初到村里，黄文秀碰了“钉子”。
“我们这里穷了那么多年，真的能脱贫吗？”“你一个女娃，能行吗？”一些村民议论纷纷。黄文秀一开口就是普通话，敲贫困户的家门时甚至会吃“闭门羹”。好不容易进去了，打开笔记本，群众却不愿多说。
脱贫攻坚时不我待，必须尽快打开工作局面，黄文秀急得哭鼻子，晚上回到宿舍整夜睡不着。
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就要从内心把群众当亲人，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黄文秀请教有驻村经验的同事和村里的老支书，悟出了道理。很快她改变了工作方法，到贫困户家不再拿着本子问东问西，而是脱下外套帮助扫院子干农活；贫困户不在家，她就去田里，帮他们摘砂糖橘、种油茶，一边干活一边唠家常；她不说普通话了，学着说方言……
贫困户黄邦旋想申请低保，因不符合纳入低保的条件，未能如愿，就不给黄文秀开门。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上门，黄文秀打起了“亲情牌”：“我也姓黄，我叫你哥吧。哥这么聪明、勤快，一定能奔小康。”
黄文秀耐心地做黄邦旋的思想工作：国家扶贫政策多得很，何必就盯着低保政策？靠低保只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要脱贫还得加油干，不等不靠自己干出来才光荣。讲通了道理，黄邦旋脸上有了笑容。黄文秀帮助他争取到7000元产业奖补资金种水果，老黄一家顺利脱贫。后来，他们一直以兄妹相称。
53岁的贫困户韦乃情面对记者，泪水在眼里打转。老韦清楚地记得，黄文秀往他家里跑了12次，细心了解实际困难，分析贫困原因，商量对策，帮他申请扶贫贴息贷款种植了20亩油茶树，**年顺利实现脱贫。 “她一心一意帮我，像我女儿一样！”
黄文秀周末经常不回家，走访了全村所有的贫困户，还绘制了村里的“贫困户分布图”，每一户的住址、家庭情况、致贫原因等，都一一标注在笔记本中。
群众从开始接纳黄文秀，到打心眼里喜欢她，敬重她。一些人开玩笑说：“你这个女娃娃还真是难‘缠’得很哩！”
山路太远，黄文秀还不时要去镇里、县城开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她将私家车开到村里当工作车用。今年3月26日驻村满一年，汽车仪盘表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当天她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
黄文秀曾对朋友说：“长征中，战士死都不怕，在扶贫路上，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前行？”“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乡土中国》对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进行细致而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它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师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生动地描绘出乡土中国的基本概况。
《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费老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的确具有浓浓的乡土味。这里的“乡土味”并不是都市人眼中给乡下人冠上“没认识多少字、听到汽车喇叭鸣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的”的愚昧，而且经过实践证明，乡下人的学习能力并不比都市人差，只是对于知识和城市生活规律的需要没有都市人强烈。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中国人民尤其是基层人民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速度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经习惯乡土社会里安稳的生活，以致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变迁型的社会，这个才是“乡土社会”之所以“乡土”的原因。
费老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变化，也只有发生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语言和文字都是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在乡土社会里，人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交流方式，有时候大可以不必使用文字，表情、动作、声音都是人们独特的交流方式。除非乡土社会的本质改变，要不然，文字下乡进程将会相当缓慢。
在社会结构上，《乡土中国》深入浅出地把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团体格局指的是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而差序格局则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老还作一个有趣的比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都在水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而所谓伦，也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多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当代中国社会又何尝不是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在办事的时候，人们总是先找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导致许多“走后门”的现象，在官场上也导致很多的贪腐的现象。这一个比喻浅显而又深刻，在看待人的私心问题上，让我感触至深。
当代社会所强调的德治依旧是源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维系着私人的道德”需要靠个人的内在克制来遵守，于是很多应该遵守的规则便成“礼”，“礼是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当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礼治”依然存在。在农村，遇到矛盾的时候都是请一些长者或权威人士来评评理，实在调解不才选择诉诸于法律手段。久而久之，也就形成“无讼”的社会。
在一成不变的乡土社会里，保守封闭的特征形成“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即使是在当代的民主社会，人们依旧不重视自己的权力，敷衍地对待选举活动，对政治大事也不闻不问。只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寻求政治或者法律上的庇护。在乡土社会中，长老的生活经验是最为丰富，因此长老具有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可惟命是从。
虽然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速度慢，但是乡土社会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旧的社会制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解决不实际问题的时候，“名实分离”的情况就会出现。“名”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所以人们只好依旧采用这个“名”而在实际的操作上采用自己的那一套“实”。这可能也折射出传统中国人们保守封闭的特点。
写到这里，不禁感叹费孝通先生孜孜不倦，敢于探索的精神，虽然《乡土中国》的创造时间离现今已经65年，但是这本书里所研究出来的理论依然是经久不衰，对于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本质看的如此透彻。我还要把这本著作精读几次，加深自己对乡土社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