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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洹贰ⅰ吨苯庑А贰ⅰ堵塾铩贰ⅰ睹献印贰ⅰ吨杏埂贰ⅰ洞笱А返任？炭剖椤
A Study on the “ Han xue ” of the Korean Si Yi Yuan
Abstract : Chinese , Mongolian , Japanese and Jurchen-Manchu School of the Korean Si Yi Yuan , The “Han Xue” is very important .i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onounce nicety chinese.in Korean SI YI Yuan . In Si Yi Yuan Laokida , Piaotongshi , Wulunquanbei , Zhijiexiaoxue , Lunyu , mengzhi , Zhongyong , Daxue as text books for Han Xue .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著较少。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2]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3]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4]和《朴通事》[5]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语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二书早已有所研究。杨联升的《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6]一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老乞大》的语法、语汇进行了研究。陈高华的《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7]一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所记载的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的沿途所见、贸易活动等情况，探讨了高丽与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陈高华的《旧本<老乞大>书后》[8]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と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と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として》[9]一文，从旧本<老乞大>所记载的元代钞和物价的角度，探讨了此书所反映的元代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古屋昭弘的《<老乞大> 朝鲜中世の中国语会话读本》[10]一文，就旧本<老乞大>的日译本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本文就朝鲜司译院“汉学”的设立、汉语教学、“译科”考试、“汉学”所用教科书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情况。
一、司译院及其“汉学”的设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1]。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具有翻译学校的性质。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四学”相当于翻译学校的外语系。《通文馆志》记载：“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12]，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13]。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14]。《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5]。
《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6]。《李朝实录》又记载，恭？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1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18]。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19]。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2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2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王时期就已出现。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可见，司译院这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高丽忠烈王时期被称为通文馆、恭？王三年又被改为汉文都监。恭？王元年是否已被称为司译院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高丽时期的通文馆、汉文都监、朝鲜初期的司译院，设立之初，都是以教习汉语为目的的。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同书又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22]。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23]。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汉语教学
朝鲜司译院汉、蒙、倭、女真学当中，“汉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四夷广记》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4]。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朝鲜司译院“汉学”培养了不少通汉语的译官。据《译科榜目》记载，自1498年到1891年，朝鲜“译科”考试所录取的“四学”人员名单中，“四学”出身者总人数为2845人。其中“汉学”出身者为1858人[25]。
司译院“汉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这些译官在明与朝鲜互使、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朝鲜押马赴辽东的使臣当中，多为司译院“汉学”判官、译官等人。关于这一问题，《李朝实录》多有记载。
（一）、教授和生徒人数
朝鲜王朝时期，有不少人学习汉语。司译院“四学”中，“汉学”的生徒人数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朝鲜司译院“汉学”教授、生徒人数虽有一定额数，但在不同时期具体人数有所变化。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26]。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之初，“汉学”的教授、生徒人数并不多。教授也无品级，只提到给优厚的俸禄。
世宗时期（1419－1450），增加了“汉学”教授、生徒额数。《经国大典》记载，“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27]。同书又记，司译院生徒额数为80人，“汉学三十五人、蒙学十人、女真学二十人、倭学十五人”[28]。这应该是在京生徒额数。
这一时期，教授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一倍。世宗朝还规定教授的品级为从六品，并增加了十名训导。“汉学”生徒人数，由太祖时期岁贡1人，增加到35人。
成宗时期（1470－1494），“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通常不满。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29]每式年（详见后）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30]。这里，各道和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不清楚，但蒙、倭、女真学各道和外方选送的生徒人数是根据“汉学”例而定的，因此，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肯定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生徒[31]人数为156人，其中，“汉学：平壤、义州、黄州各三十；女真学：义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满浦五；倭学：斋浦、釜山浦各十、盐浦六” [32]。
《通文馆志》记载：“外方译学生191人，黄州、平壤汉学生各三十人；义州：汉学生三十人，女真学生五人；昌城、楚山、满浦、碧潼五、渭源女真学生各五人；北青女真学生十人；斋浦、釜山浦倭学生各十人；盐浦倭学生六人，以上出《经国大典》。“济州汉、倭学生各十五人，康熙辛亥（康熙十年，1671）译学卢尚迪时始置；巨济倭学生五人，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译学金时璞时始置”[33]。
司译院除教授外，在京和地方设“译学训导”之职，主要掌管教训生徒之事。董明认为“译学训导”是朝鲜王朝为培养汉语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3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译学训导是一官职，而不是培养汉语人才的机构。
据《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设“汉学训导四员，蒙、倭、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35]。《通文馆志》记载：“训导十员，注为正九品，掌教训生徒，汉学四员，蒙、倭、女真学各二员”[36]。以上《通文馆志》记载出自《经国大典》，但与《经国大典》不同的是《通文馆志》清楚地记载了训导的职责是“掌教训生徒之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所设译学训导的情况是：“庆尚道设倭学训导二员、在黄海道设译学训导一员（黄州）、平安道设译学训导二员（平壤、义州），为从九品”[37]。
根据这段记载，黄州、平壤、义州等地所设译学训导是否属于“汉学训导”尚不清楚。《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黄州、平壤、义州等地的译学训导是汉学所派官员。“译学训导黄州一员、平壤一员、义州一员，注为汉学出身参上官差送”[38]。司译院外方官员名在原籍，分差外方，任满后回司译院。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司译院在京和地方所设译学训导的品级不同，司译院在京所设译学训导为正九品，在地方各道所派译学训导为从九品。
（二）、教学中对语音的重视
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朝鲜半岛使用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汉语和朝鲜语的发音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司译院“汉学”生徒来讲，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朝鲜世宗时期非常重视生徒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问题，故采取了奉使到中国学习、在司译院禁用本国语音等措施。
《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且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王其体朕至怀，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子弟于义州，使之往来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语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39]。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这样循环反复，自然能通晓汉音。可见，朝鲜世宗时期，司译院的汉语教学以北京地区的语音为标准。朝鲜王朝世祖时期，规定司译院生徒“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从之”[40]。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41]
司译院过分重视汉语的正确发音，在汉语教学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司译院学生过分追求汉语的正确发音只学语音，而不求理解其意。故司译院设置训导，用本国语音讲解其义理。
三、司译院“汉学”教科书
《李朝实录》、《经国大典》、《通文馆志》记载了司译院“译科”、“取才”“汉学”考试用书，这些书应是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所用教科书。但司译院“汉学”所用书籍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
（一）、司译院“译科”考试用书
朝鲜司译院选拔译官，须通过“译科”考试和取才两条途径。据郑光的研究，“译科”考试在礼曹实行，取才在司译院实行”[42]。
朝鲜时代的科举中，“译科”属于杂科。高丽时代的杂科包括“医业、卜业、地理业、明法业、明书业、三礼、三传、何论”[43]等，没有“译科”。
“译科”考试分为在京考试和乡试两种。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的形式，汉学采取“讲书、译语”两种形式。讲书有临文和背讲两种。临文是根据所学课本颂读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背讲是先背诵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译语是以汉语进行翻译。取才有临文[44]和写字两种形式。
《经国大典》记载：
“译科”初试：
【额数】汉学二十三人（应是在京考试所取人数）；司译院录名试取汉学乡试黄海道七人，平安道十五人观察使定差使员录名试取。
【讲书】汉学“四书”临文、《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学》背讲。
【译语】汉、蒙、倭、女真学并翻《经国大典》临文[45]。
“译科”复试：
【额数】汉学十三人，本曹同本院提调录名试取。
【讲书】同初试
【译语】同初试[46]
《通文馆志》记载：“汉学八册《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洹芬陨先？岜辰病3跤谩吨苯庑А罚？屑浯？浴段槁兹？洹贰！堵塾铩贰ⅰ睹献印贰ⅰ吨杏埂贰ⅰ洞笱А贰⒎?毒？蟮洹芬陨衔宀崃俳病？47]。将这段史料记载与《经国大典》的记载相比较，除《直解小学》被《伍伦全？洹诽婊煌猓？渌？榧？挥斜浠？L婊坏木咛迥甏？胁磺宄？！毒？蟮洹方彩樗？娑ǖ摹八氖椤奔仁恰锻ㄎ墓葜尽分械摹堵塾铩贰ⅰ睹献印贰ⅰ吨杏埂贰ⅰ洞笱А贰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48]、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49]。可见，司译院“译科”汉学考试用书中，“四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司译院“取才”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汉学’五册。甲、丙、戊、庚、壬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洹繁辰病！堵塾铩妨俳病！妒榇？贰ⅰ锻？妨俳病G锒？取镀油ㄊ隆贰ⅰ段槁兹？洹返谌？吨杏埂贰ⅰ妒？贰ⅰ锻？贰R摇⒍ ⑺取⑿痢⒐锬甏合牡取独掀虼蟆贰ⅰ段槁兹？洹返谒模？睹献印贰ⅰ妒榇？贰ⅰ锻？贰G锒？取镀油ㄊ隆贰ⅰ段槁兹？洹返谝唬？洞笱А贰ⅰ妒？贰ⅰ锻？贰！?貉А?∑呷恕？50]。这段史料证明，司译院“取才”“汉学”考试，与“译科”考试不同，规定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四书”选其一作为考试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在“院试”考完之后进行。《通文馆志》记载：“嘉靖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本院草记与华人交接之间，语言最先，文字居次，除常时所读书备数考讲，每二人作耦讲论华语，谓之院试”[51]。规定“院试得一分半以上者，许赴诸取才。而取才分数同者，以院试分数为先叙用。出受教辑？”。
[1]刀江书院，1940版，第556－580页。
[2]《朝？的日、?h、?M、蒙？本》，《东洋学报》第4卷第2号，1914年，第244－266页。
[3]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第94－107页。
[4]《老乞大》载于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
[5]《朴通事》（上、中、下），国语国文学资料集第4辑，韩国，庆北大学院国语国文学研究室。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9本上册，1957年，第197－208页。
[7]《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5－60页。
[8]《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3－130页。
[9]《东洋学报》，第83卷，2001年6月，第101－130页。
[10]《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1期，日本株式会社好文出版，2002年3月，第268－272页。
[11]《经国大典》卷1，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10月，第79页。
[12]《通文馆志》卷1，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3]注：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即是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结束的年代。
[14]《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卷76，《百官志》。第2册，第563页。
[15]《李朝实录》卷4，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二年九月辛酉条。
[1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7]《高丽史》卷77，《百官志》。第2册，第572页。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18]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19]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170辑，1999年，第30页。
[20]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21]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第564页。
[22]《李朝实录》卷28，太宗十四年十月丙申条。
[23]《李朝实录》卷33，世宗八年九月壬子条。
[24]慎懋赏《四夷广记》，收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88册。
[25]《译科榜目》，奎章阁本。
[26]《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27]《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职条，第82－83页。
[28]《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0－242页。
[29]“外方”应指京师以外的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写？谘芯俊
[30]《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卷98，成宗九年十一月戊寅条。
[31]注：外方生徒是指在京生徒之外，在地方上的生徒。
[32]《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3－244页。
[33]《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原籍条，第11页。
[34] 董明《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5]《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司译院条，第83页。
[3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第7页。
[37]《经国大典》卷1，吏典，条，第83页。
[38]《通文馆志》卷1，沿革，外任条，第8页。
[3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62，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壬戌条
[40]《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3，世祖二年四月戊申条
[4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95，世宗二十四年二月己巳条。
[42]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43]（韩国）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44]注：“临文”的形式尚不清楚，有待于考证。
[45]《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初试条，第215－217页。
[46]《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复试条，第218页。
[47]《通文馆志》卷2，科举条，)○(第14页。
[48]“吏文”，是指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49]《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她们就是第11版《新华字典》。自1953年起，这个小小的字典家族在当代史上影响着数亿中国人。从初版首印至今，《新华字典》的总发行量已逾4.5亿册，这还不包括盗版。
中国人能在其中找到的，是父母一页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儿女挑选名字的身影，是小学写作文时咬着铅笔头苦苦查找“大词”的烦恼，是第11版问世前还始终号召“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斗志昂扬，是这个国家过去62年的时代胎记。
时尚的帽子被史无前例地戴在了“新华”姑娘头上
就在这个夏天，时尚的帽子被史无前例地戴在了“新华”始娘头上。
人们发现，这个平常总是一脸严肃的女孩，居然能讲出不少潮词。她将“学历门”的“门”解释为“事件，多指负面的事件”。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她喜欢在电视里看“服装秀”，偶尔会“晒工资”，也会关注“房奴”和“车奴”。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华字典》始终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字典，它并不仅仅在语言上给人以指导。在《新华字典》1965年版和1971年版中，鹅被解释为“一种家禽，比鸭子大，颈长，脚有蹼，雄的头部有黄色突起”。后来，一名读者写信向编辑抱怨，由于不知道如何分辨鹅的性别，他在杀鹅前特意查了《新华字典》。于是将“头部有黄色突起”的鹅杀掉。没想到，这只倒霉的鹅居然腹中有卵。由此，编辑才发现，无论雌鹅、雄鹅，头部都有突起，只是雄鹅突起较大。这一错误在1979年版中得以修正。
一个很爱打扮的男配音演员称：“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你可以忘带钱包，忘带手机，忘带护肤品……唯独《新华字典》不能忘。”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已经过世的罗京身上，在26年的新闻联播播音员生涯中，他从没出过错。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办公桌下找到一本已经被翻烂了的《新华字典》。
就连这本字典的价格也被人们详加考据：1957年版1元钱，1998年版11元，2004年版12.4元，2011年双色本定价24.9元。据称。它的价格一直和同时代1斤猪肉的价钱差不多。
有媒体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的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人的意义都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
因此，对于修订第11版的主持人之一的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程荣来说，修订新版字典是项“充满敬畏感的工作，始终让人战战兢兢”。甚至从2004年1月第lO版出现在书店那一刻开始，时新版字典的修订就已经开始了。
尽管这只是一本收录了11000多字的小字典，可是修订的工作却丝毫不能马虎。在词典室前主任韩敬体的办公桌上，第10版字典已经被用得卷了边儿，由他负责修订的那一部分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标注。
这些学者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从“语法比较规范的报章杂志”上查找新词，并时刻关注着最新的网络用语。眼下。已经71岁的韩敬体像年轻人一样熟悉“神马”和“有未有”。但是学者们经讨论后认为，这两个词其实都是年轻人为了“图新鲜”而使用的错别字，无助于增加语言的丰富性，所以眼下并不会被收入字典。
事实上，一个字的新义项想要进入“新华”的世界里，需要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考察期。早在第10版出版前，程荣就注意到了“秀”作为“表演、展示”的新含义，但因为担心这些流行词不够稳定，当时她并没有贸然进行修改。直到8年后，“作秀”才算通过考察，正式进入《新华字典》。
但人们注意到，“晒”和“奴”等字的新义并没有出现太久，却已经登堂入室。人们甚至发现，就连常用的bye bye也真正走进了汉语世界，“拜拜”有了二声读音。“不管这个音译词合理不合理，但是它太常见了。”韩敬体笑着说。随即又补充道，“毕竟，语言学家只是语言的记录员和研究者，而不是语言的警察。”
扎着羊角辫。跳着忠字舞。又红又专
学者们当然没有忘记，在新中国最初的数十年里，这个名叫“新华”的姑娘曾被戴上过红袖章，并被赋予“监察员”般的使命。
1953年10月，几乎就在新中国4岁生日的同时。“新华”家族的大姐在北京诞生。从这个时间节点向前推8年，“《新华字典》之父”、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魏建功被国民政府的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派赴台湾，推行国语。1948年他回到北京时，解放大军包围了北京城。魏建功找来周祖谟、金克木等语言学家，想要编纂一部字典。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金克木曾撰文回忆：“我们在魏家的大厅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
那时，中国还没有一部白话字典。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找到魏建功，并由魏主持编纂字典。这部字典最初甚至从名字开始，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或者说寄寓了当时最美好的祝愿――“新华，新的中华啊”。
一个将近50岁的中年人，曾经使用过1953年版《新华字典》。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除中国外最强大的，因为在字典的《各国首都、面积、人口一览表》中。社会主义国家高居前列，一长串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在榜单末尾无精打采地跟着。
因此，当这个中年人被派到“排名倒数第三位的美帝国主义”考察时，他的脑袋乱了套。本来，根据字典，他应该看到一幅“在剥削阶级的国家里，只有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的苦难图景。
初版的鳊纂者大多已经作古，但在魏建功的学生、现年79岁的曹先擢看来，初版《新华字典》内容中的政治色彩，来自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非高层授意。
韩敬体也曾经听说过魏建功等学者的编纂方法，他们从当时的报章杂志上勾词，人工抄写了30多万张卡片，并从中选出一部分作为字典的词条和例句。“那时候，人们就是这样说话、写文章，字典就勾勒着一个时代。”
但是学者并没能独立于政治太久。1966年，韩敬体进入词典编辑室工作两年后，一场政治运动兴起了。直到如今，他还记得那些前一年刚刚经历修订、再版的《新华字典》被撕掉封面。以5毛钱一本的价格被“迅速处理掉”。此后的几年间，人们在书店里再也找不到一本字典。
1971年，和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大多数人一样，韩教体下了干校，在河南息县整日与稻子和棉花为伍。北京传来消息，最新版《新华字典》出版了。
一名军宣队代表是该版修订小组的组长，实际工作由几位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北大教授做。极负盛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当时被分配在燕园扫楼梯，无缘修订小组，只能悄悄地贡献几条名言警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还记得，当时上层领导提出口号，“要把无产阶级落实到每个词条”。
所有词条都要经过“政审”：“背着太阳”有“背着红太阳的嫌疑”，要删；“巴不得马上回家”，革命性不强，需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茹毛饮血”，“茹”有吃的意思，那岂不是成了吃“毛”?这绝对是反动成语。
苏培成甚至听说，当时的词都要被划分三六九等，“革命”是积极词，“颓废”是消极词，而这部用红色大字印着《语录》的字典，必须摒弃一切消极词。近2000条修改意见最后被汇总到总理的案头，这位总理两次接见修订小组，几乎逐条批示。看到“背着太阳”被删，他说了句：“神经过敏！”
最终，根据“小改应急需”的指示，只有64处被改动。根据后来的媒体报道，全书引用了46条《语录》。几十年后，有人听到这段故事时评论说，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如1971年出生的“新华”――扎着羊角辫，跳着忠字舞，又红又专。
从这个“脸谱化”的姑娘身上找回人性
想要从这个“脸谱化”的姑娘身上找回人性，却没有那么简单。
苏培成亲历了“政治对语文的伤害”。在他看来，“”后的字典“一直在慢慢往回走”。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参与修订的学者意识到，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个人崇拜与意识形态批判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无须讨论，我们编的不再是政治字典”。
上世纪70年代人人都必须背诵的，为了“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经典理论，在1992年的字典上消失了。同年，“社”的词条下出现了“社交”。时间推移到1998年，人们在这里已不再能看到“仇恨”与“主义”，宗教不会被视为“虚幻的、歪曲的反应”，“利润”也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手段”了。
到了2004年，这个原来总有点“端着”的姑娘，已经可以大大方方地谈论“性教育”和“禁毒”，她也在经历“代沟”，关注着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2011年，新版字典中加入“和谐”一词。一位参与修订的人员称，现在修订小组中仍然有“专门负责折射条的同志”，遇到宗教、民族、政治等问题须报权威部门核准。但由于认为“和谐”只是“普通的语文意义上的词语”，他们并没有为此事特别呈报上级。
如今，修订这本在中国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读者的字典，终审权由社科院词典室的学者们行使。
“新华”大姐自打出生那年起，就带着一块不起眼的“胎记”，那时的她在用“翻”字造句时，总爱说“铲除封建剥削，农民才能翻身”。后来，她胆小的妹妹们为了顺应时代需要，则将这句话改为“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
2011年7月8日，在社科院词典室宽大的会议桌上，人们发现有一本第10版《新华字典》安静地躺在那儿。在第121页的“翻”字词条中，“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这一例句，被人用铅笔淡淡地画上了一道。
[关键词] 《贤愚经》；《汉语大词典》；阙失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5-0085-05
《贤愚经》是汉文佛典本缘部的一部经典，为北魏僧人慧觉等译撰，现存13卷，共69品，也就是收录了69个故事，其中既有佛本生故事，又有佛弟子及信徒们前后生各种各样的因缘故事。该书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流畅，口语性较强，全书约15万字，词汇量大，能较准确地反映中古时期的词汇面貌。[1]然而《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2]对于《贤愚经》中所用许多词语的收录情况存在疏误，包括词目漏收、义项缺失、释义不确和书证迟后等主要问题，笔者前期对此进行专门研究，部分成果已发表①，本文将从上述四个方面进一步作分析举例。
一、《汉语大词典》漏收词目
1.株杌
《说文・木部》：“株，木根也。”《大词典》：“株，露在地面上的树根、树干或树桩。”如《韩非子・五蠹》：“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大词典》：“杌，（3）树木斫伐后剩下的桩子。”引例为《五灯会元・道吾智禅师法嗣・石霜庆诸禅师》：“师居石霜山二十年间，学众有长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谓之枯木众也。”例中即有“株杌”一词。《汉语大字典》：“杌，砍树剩余的桩子。”《集韵・迄韵》：“杌，刊余木。”“株杌”在《贤愚经》中共13个用例，如《降六师品第十四》：“夫人月满，亦生一男，面貌极丑，形如株杌，父母见之，情不欢喜，因共号之为多罗施，晋言株杌，令养育。”可见，“株杌”是同义并列的双音节词，表“树桩”之义。如《唐文粹》卷六十二：“夫将欲伐株杌于情田，雨甘露于法种者，固必有勇智宏辨与？”《大词典》失收当补。②
2.庄校
《汉语大字典》：“庄，盛饰。”《大词典》：“庄：（4）装饰。”如《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靓庄刻饰。”李善注引晋郭璞曰：“靓庄，粉白黛黑也。”南朝宋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靓庄藻野，服缛川。”宋叶适《黄子耕墓志铭》：“天子郊，见上公貂蝉久远暗淡。大礼事务惶恐，以咎子耕……子耕笑曰：‘大臣庄其首，所以敬天也。若专知陪备，岂胜任耶！’”另有“庄饰”、“庄严”等同义连用形式。《大词典》：“校（jiào）：（17）装饰。”如“校饰”、“校具”等。《贤愚经》共有“庄校”7例，如《贤愚经・长者无耳目舌品第二十四》：“估客闻之，欣悦还家，严一大象，众宝庄校，著大宝衣，乘象入市。”另《说郛》卷六十六上：“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馀，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法苑珠林・说听部》：“身未证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堕地狱，又当来比丘好读外经，当说法时庄校文辞令众欢乐。”[3]由于“庄”字是佛教常用语，故“庄校”一词多与佛教相关，是同义并列复合词，表“装饰”，《大词典》当收。
3.弘广
《尔雅・释诂第一》：“弘，大也。”《诗・大雅・民劳》：“戎虽小子，而式弘大。”郑笺：“弘，犹广也。”《书・顾命》：“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孔颖达疏：“弘训大也。”如《后汉书・杜乔传论》：“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刘知几《史通・惑经》：“圣人设教，其理含弘。”《汉语大字典》：“广，大，盛大。”《大词典》收了“弘大”，却失收“弘广”。《贤愚经》共有“弘广”5例，如《贤愚经・恒伽达品第六》：“父母告曰：‘吾今富贵，产业弘广，唯汝一子，当嗣门户。遣吾存活，终不相听。’”另《资治通鉴》卷六十四：“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余，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计，不亦善乎！”[4]《群书治要》卷二十六：“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夫天德之于万物，可谓弘广矣。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5]《法苑珠林》和《弘明集》等佛典中也有不少用例，《大词典》失收当补，“弘广”同义并列，意为“大”。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0月
第30卷第5期施晓风：从《贤愚经》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阙失（二）
4.都集、臻集
《广雅・释诂三》：“都，聚也。”《尔雅・释言》：“集，会也。”也是“聚集、会合”的意思，这是“集”的常用义。《大词典》：“都dū：（10）泛指汇聚。”引明徐渭《歌风台》诗之一：“丰沛中，群酒徒，噱季鼻大糟所都，谁唤隆准而公乎？”《贤愚经》中收“都集”共5例，如《梵天请法六事品第一》：“王及夫人，群臣女，闻是语已，不能自宁，咸悉都集，诣太子宫，谏喻太子。”《降六师品第十四》：“波斯匿王，寻臣吏，平治场地，多积香花，敷设床座，竖诸幢幡，严办已讫，大众都集。”《快目王眼施品第二十七》：“王闻其语，即然可之。告下诸国选择兵众，克日都集，往彼波罗陀跋弥王国。”另《册府元龟》卷一百十三：“考使选人，咸令都集东都。宫殿须理，量加补葺，不得烦人。”“都集”皆表“聚集”义。
《大词典》：“臻：聚集。”如桓宽《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贤愚经・顶生王品第五十七》：“王德至重，万善臻集，天雨七宝，遍诸国界。”
《宋高僧传》卷十二：“自马冠抵泉州富阳山，所至之所檀施臻集，徒侣解钵禅坊立就。”
《云笈七》卷九十：“若身常居善，则内无忧虑，外无畏惧。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伦。德被幽明，庆祥臻集。”[6]“臻集”亦为“聚集”义。
“都集”和“臻集”都是同义连用的并列复合词，意思都表“聚集、汇集”，《大词典》失收二词，当补。
5.若当
《大词典》：“当：（34）连词。相当于‘傥’、‘倘若’。表示假设。”《经传释词》：“《墨子・法仪》篇曰：‘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兼爱》篇曰：‘当使若二士者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又《尚贤》篇曰：‘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赏’、‘当’、‘尚’，并与‘倘’同。”[7]在“当使”一词中，“当”和“使”同义并列表假设。《贤愚经》“若当”有15个用例，如《快目王眼施品第二十七》：“譬如耕夫，春日多种，秋夏收入所得必广。复遭春时，若当懒惰，来秋于谷何望？”“波罗陀跋弥王曰：‘卿不闻乎？前劳陀达逃突至彼快目王边，因相发起，令快目王悉发八万四千诸国兵众欲来攻我，若当来者便灭我国。’”“八万四千诸王臣民以身投地，腹拍王前，啼泪交流而白王言：‘我之等类阎浮提人蒙赖大王以为荫覆，若当剜眼施婆罗门，一切人民当何恃怙？唯愿回意，莫与其眼’”等。《五礼通考》卷一百零八：“使大夫之后有庶子为诸侯者，当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复祭。若当夺尊，则大夫太祖为废其祀。”“若当”即“倘若、假如”之义。
“当”是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组合里有不同的含义。如在“临当”一词中“当”表副词，相当于“将”、“将要”，如《仪礼・特牲馈食礼》：“佐食当事，则户外南面。” 郑玄注：“当事，将有事而未至。”而在“必当”中，“当”也表副词，但意思是“必”、“必定”，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臣）以为肥而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当医治。”在“若当”一词中，“当”意为“假如、假若”，与“若”同义。“若当”为同义并列复合词，表假如、假设义，《大词典》失收当补。
二、《汉语大词典》义项缺失
1.惨悼
《大词典》“惨悼”有两个义项：（1）丧事。南朝宋鲍照《请假启》之二：“加以凶衰，婴遘惨悼，终鲜兄弟，仲由所哀，臣实百罹，孤苦风雨。”（2）凄惨悲痛。清子《〈广东火劫记〉跋》：“情形惨悼，有甚于此。”
《大词典》：“惨，（2）忧愁；悲惨。”如《诗・陈风・月出》：“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陆德明释文：“惨，七感反，忧也。”《楚辞・九章・哀郢》：“惨郁郁而不通兮，蹇傺而含戚。”杜甫《后出塞》诗之二：“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悼”表伤感、哀伤也是常用义，如《诗・卫风・氓》：“静言思之，躬是悼矣！”《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其执丧，哀戚甚悼。”韩愈《荐士》诗：“况承归与张，二公迭嗟悼。”《贤愚经・月光王头施品第三十》：“尔时阿世王及国豪贤檀越、四辈闻均提语，皆怀惨悼，异口同音而说是言：‘尊者舍利弗法之大将，众生之类之所亲仰，今般涅盘，一何疾哉！’”此处“惨悼”并无“凄惨”可言，而仅表“悲伤”。故“惨悼”构成同义复词，表忧伤，此义项《大词典》失收，当补。
2.腾说
《大词典》“腾说”收了两个义项：（1）传播言论，宣扬主张。（2）传播流言蜚语；诽谤。而《贤愚经》两个用例，“腾说”的意思都不是上述任何一义。如：《降六师品第十四》：“六师既到，见优填王腾说事情如上之辞，沙门自省：‘内无顾恃，空空逃避，不可要勒，须王克定令与我试。’”《婆世踬品第五十九》：“其时遣信，腾说情状，王女然可，便与共交。”
“腾说”在此二句中只是一般“诉说”的意思。《说文》：“腾，传也。从马，朕声。”“说”既有陈述、解说的意思，也有言论、主张、学说的意思。“说”假如当动词讲，“腾说”的意思就应当偏在“诉说”上，而“腾”修饰限定“说”的途径是通过“传话”的方式，《大词典》所收两个义项都是把“说”当做名词“言论”、“主张”或“流言蜚语”来解释的。故“腾说”一词的“诉说”之义失收，《大词典》当补此义项。
3.钝浊
《大词典》：“钝浊：迟钝庸俗。”引唐代张《朝野佥载》卷四：“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钝”表笨拙，迟钝，如《汉书・鲍宣传》：“臣宣呐钝于辞，不胜，尽死节而已。”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何处养女百丑形？把沙脚手钝。”“浊”指音质厚重低沉，如明代李文察《律吕新书补注》：“律长则声浊。”故“钝浊”形容声音迟滞浑浊，如《贤愚经・沙弥均提品第六十二》：“于时年少妙音比丘见老沙门音声钝浊，自恃好声，而呵之言：‘今汝长老，声如狗吠。’”“钝浊”即为迟滞浑浊义，此义项《大词典》失收，当补。
4.平整
《大词典》“平整”一词收有两个义项：（1）平正整齐；平坦整齐。如晋法显《佛国记》：“屋宇严丽，巷陌平整。”明李贽《三大士像议》：“像之面目有些不平整，和尚每见，辄叹以为好。”（2）填挖土方使土地平坦整齐。“平”表“公平，公正，平允”，是其常用义。如《诗・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不平谓何？”《荀子・致士》：“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仪备而君子归之。”韩愈《孔公墓志铭》：“（孔）为人，守节清苦，论议正平。”“整”有整齐、严整的意思，如《诗・小雅・六月》：“狁匪茹，整居焦获。”郑玄笺：“乃自整齐而处周之焦获。”《后汉书・荀传》：“绍兵虽多而法不整。”此句中“整”即是形容法规公平、严整。《贤愚经・长者无耳目舌品第二十四》：“时波斯匿王，住法平整，即可所白，听如其言。”“住法平整”译为：“执法公正。”“平整”表“公平、公正”，此义项《大词典》失收，当补。
三、《汉语大词典》释义不确
1.克厉
《大词典》：“克厉，亦作‘克励’。刻苦自励。”如《魏书・张普惠传》：“随父之县，受业齐土，专心坟典，克厉不息。”《周书・叱罗协传》：“又深自克励，太祖颇委任之。”在此，“克”不是“刻苦”的意思，而是“克制”的意思。
《汉语大字典》：“克，约束；制服。”如《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何晏集解引马融注：“克己，约身。”《左传・昭公十二年》：“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汉扬雄《法言・问神》：“胜己之私谓克。”韩愈《太学生何蕃传》：“蕃，纯孝人也，闵亲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诸生归养于和州。”句中“克”皆表“约束、克制”。
《大词典》：“厉，（5）‘励’的古字。劝勉。”如《左传・哀公十一年》：“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杜预注：“相劝厉。”《汉书・儒林传序》：“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宋曾巩《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其操义风概，有以厉天下。”所以“克厉”意思应为“自制自励”，而不是“刻苦自励”。
2.悲泣
《大词典》：“悲泣，悲伤哭泣。”如《汉书・刑法志》：“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 ……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唐牛僧孺《玄怪录・齐推女》：“李下马就之，至，则真其妻也。相见悲泣。”《红楼梦》第九五回：“[元妃]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却没眼泪。”此例中“泣”假如当“哭”讲，意思也是“无声流泪”的意思，在这里没有眼泪，显然不能说明“悲泣”有“哭”义。“悲”的“哀痛，伤心”之义是常用义，《大词典》：“泣：忧伤。”汉扬雄《太玄・装》：“次八季仲播轨泣于之道。”范望注：“泣，忧也。”所以，“悲泣”不是“悲伤哭泣”，而就是“悲伤”的意思。《贤愚经・出家功德尸利提品第二十二》：“尸利提求诸比丘，不得出家，还出竹园，住门阃上，悲泣懊恼，举声大哭：‘我从生来，无有大过，何故特不听我出家？’”假如“悲泣”有“哭泣”之义，那么就与后面紧接的“举声大哭”的语义重复。此外，“悲戚”一词表“悲伤”，“泣”与“戚”从读音上看似属同一语源。可见《大词典》“悲泣”一词释为“悲伤哭泣”，有误。
3.责
《大词典》：“责，严格责备。”所引汉代王充《论衡・感虚》：“人形长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瘅热之病，深自责，犹不能愈，况以广大之天，自有水旱之变，汤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诚，自责祷谢，安能得雨邪？”此外《贤愚经・微妙比丘尼品第十六》：“重自责，宿有何殃，旬日之间，遇斯罪苦？”《大词典》：“（kēi）：训斥；狠狠批评。”而从例句看，不管是“深自责”，还是“重自责”，都有表示程度的副词在前起加深强度的作用。“责”的意思就是“批评、训斥、责备”，而没有“严格”的意思。所以《大词典》释“责”为“严格责备”是不准确的。
四、《汉语大词典》书证迟后
1.顶戴
《贤愚经・梵天请法六事品第一》：“时诸人天诸龙鬼神，八部之众，闻说是已，莫不欢喜，顶戴奉行。”《大词典》：“顶戴：（2）供奉；拥戴。”引郭沫若《星空，孤竹君之二子》：“你们在牢狱之中还嫌身太自由，你们顶戴着暴君还要贡献羔羊、春酒。”引例过晚。
2.荒塞
《贤愚经・摩诃萨以身施虎品第二》：“父母报言：‘汝行大慈，矜及一切，舍我取终。吾心念汝，荒塞寸绝，我苦难计，汝修大慈，那得如是？’”《大词典》：“荒塞：昏聩闭塞。”引明代徐渭《奉徐公书》：“某衰老荒塞，无王粲、杜甫之才。”过晚。
3.资赏
《贤愚经・坚誓师子品第五十四》：“时王念言：‘经书有云，若有畜兽身金色相，必是菩萨大士之人。我今云何资赏此人？若与赏者，便为共此杀害无异。’”《大词典》：“资赏：赏赐。”引唐代元稹《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赠太保郑国公严公行状》：“公乃悉出帐下卫以骁果之柄以付之，然后丰其资赏，副以兼乘，涉栈道者五千余骑，人无徒步而进者。”过晚。
4.欲求
《贤愚经・快目王眼施品第二十七》：“天帝前问：‘实为奇特能作是事！欲求何报？’”《贤愚经》“欲求”共17个用例。《大词典》：“欲求：欲望；要求。”引例为巴金的《雷》五：“大自然给我们的一种本能，一种欲求，我们就有权利来使它满足。”过晚。
5.悯伤
《贤愚经・差摩现报品第十九》：“时瓶沙门值游林泽还向来城，道见一人。犯王重罪，缚者标头，竖在道边。见王悲哀，求索少食。王情悯伤，即可当与，正尔别去。”《大词典》：“悯伤：哀怜。”引唐代黄滔《代陈蠲谢崔侍郎书》：“岂料侍郎坚垂记，确赐悯伤，令后人而副取前心，指陋质而说为遗恨。”过晚。
6.诚笃
《贤愚经・差摩现报品第十九》：“王闻是人福德如是，即召至宫中拜为大臣。既蒙王禄，其家又富，信心诚笃，广殖福业。”《大词典》：“诚笃：（3）真诚深厚。”引清代戴名世《汪河发墓志铭》：“将死，曰：‘呜呼！我死毋憾，但我主人闻之，病又加甚耳！’其中心爱主诚笃如此，因并志之。”例证过晚。
7.交络
《贤愚经・大光明王始发道心缘品第十六》：“散奉教，不久调顺众宝交络，往白王言：‘我所调象，今已调良，愿王观试。’”《大词典》：“交络：（2）犹交织。”首引唐代柳宗元《石涧记》：“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显然过晚。
8.丰润
《贤愚经・月光王头施品第三十》：“其国丰润，人民快乐，珍奇异妙，不可称数。”《大词典》：“丰润：（4）宽宏；丰裕。”首引唐代李白《任城县厅壁记》：“况其城池爽垲，邑屋丰润。”过晚。
9.回转《贤愚经・月光王头施品第三十》：“时大月大臣种种谏晓，永不回转，即时愤感，心裂七分，死于王前。”《大词典》：“回转：（5）挽回；好转。”引清代《红楼梦》第六十回：“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候老了，倒难再回转。”《红楼梦》第九八回：“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当还可以回转，听了这话，又寒了半截。”过晚。
10.普遍《贤愚经・月光王头施品第三十》：“是时音声普遍天下。彼毗摩羡王闻此语已，喜踊惊愕，心擗裂死。”《大词典》：“普遍：亦作‘普’，犹全面。谓广泛而有共同性。”引唐代郭周藩 《谭子池》诗：“普遍拯疲俗，丁宁告亲知。” 唐代孔颖达 《〈周易正义〉序》：“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之义。” 首例过晚。
五、结语
《汉语大词典》是中国一部古今汉语语词集大成的大型辞书，由5省1市共400余人协作编写，历时18年才告完成。编纂时所用中古时期语料较少，且基本是以中土文献为主，很少使用汉译佛典，这就难免书中部分词目存在义项缺失或释义不确等问题。董志翘曾经指出汉译佛经文献语言是中古语言的富矿，“虽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这方面有过研究，但重视的程度不够。直到编纂《汉语大词典》，例证中仍较少采用这类材料”[8]。王云路曾于《汉魏六朝语言研究与辞书编纂》一文中指出：“现在造成辞书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汉魏六朝时期的语言材料利用较少，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的新成果采纳不多。郭在贻师说过‘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而这一阶段的汉语词汇又偏偏独具特色：它既不同于先秦、秦汉时期以传统文言占主导地位的词汇，又不同于唐宋以后俚俗白话占主导地位的词汇，它是介于两者之间，即通语与方言并举、文言与口语相杂这样一种状态下的词汇，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词汇。这一时期，新词新义不断出现，这既是先秦古语演变的结果，又是唐宋语言的萌芽。因此，汉魏六朝语言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整个汉语词汇史研究，对辞书编纂也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引起语文辞书编纂工作者的高度重视。”[9]而关于汉文佛典的重要语料价值，朱庆之也说：“汉文佛典，包括翻译佛典与本土佛教撰述，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来说，甚至具有比同期中土（世俗）文献更高的史料价值，……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重视佛典材料的利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就可能少走许多弯路，而取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也许就会对东汉以后汉语的发展演变得出一些与现在不尽相同的认识。”③所以，要想尽量避免大型辞书在收词及释义等各方面的疏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汉译佛典的专书词汇研究。
注释：
① 参见《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从《贤愚经》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阙失（一）”。
② 文中未标注参考文献者，除引自《汉语大词典》例句之外，皆引自电子文献《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
③ 见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转引自刘显《从敦煌本〈大智度论〉看〈汉语大词典〉的释义疏失》，载于《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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