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印度的诗人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川端康成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此殊荣。他轰动了日本轰动了东方，卷起了一股旋风。
川端康成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他本人说：“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中成长的，那古老的佛法的儿歌和我的心也是相通的”。“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 所以在审美意识上，他非常重视佛教禅宗的“幽玄”理念。川端康成的文学与美学观念的形成，与禅宗的“幽玄”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在其审美的情趣是抽象的意思，包含着神秘感、余情和优艳三个要素。首先崇尚“无”。认为“无”是最大的“有”，“无”是产生“有”的精神本质，是所有生命的源泉，对于川端康成来说，艺术的虚构不是虚无，是源于“有”，而不是“无”。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就把生和死当作一件事，把� 最典型的就是《雪国》结尾的“雪中火场”，作家没有把叶子在一场大火下的“死”看作生命的终结，而是认为“他内在生命的变形，在转变成另一种东西”，并以银河美景加以烘托，把叶子的死视作是生命的开端，是美的表现。在他的眼里，“生去死来都是幻”，因此，他常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以求“顿悟成佛”，以从宗教信仰中找到自己丰富的课题，他说过：“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父，而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可见他的美学思想受佛教禅宗生死玄的影响是很深的。
从川端康成的《16岁的日记》到《抒情歌》、《临终的眼》等，都把焦点放在佛教“轮回转世”的中心思想——“生—灭—生”的问题上，企图通过“魔界”而达到“佛界”。正是这种宗教意识的影响，形成川端康成的“爱”的哲学和“幽玄”的审美情趣，它既偏重微妙、玄虚，又以优艳为基础，富有情趣和情感，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总的来说，作为川端康成的美学依据，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以感觉、感受把握美，认为主观的美是经过“心”的创造，然后借助“物”来表现的。这与禅宗的“有无中道”精神是相通的。因此，他的小说作为矛盾的结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川端康成按照“幽玄”的审美情趣，着力在艺术上发掘它的内在气韵，造成他的小说色调之清新、淡雅，意境之朦胧、微妙，形象之细腻、纤柔，表现之空灵、含蓄、平淡，富有余韵余情，另有一种古雅温柔的诗情，让人明显地感到一种“幽玄”之美。
从审美情趣来说，川端康成很少注意社会生活中的美的问题，就是涉及社会生活的美，也多属于诗情画意、优美典雅的日常生活，如纯洁朴实的爱情之美。川端康成更多地是崇尚自然事物的美，即自然美，在审美意识中，特别重视自然美的主观感情和意识作用。
川端康成审视自然事物之美，首先表现在对季节的敏锐的感觉。他的一些小说是以季节为题，比如《古都》的“春花”、“深秋的姐妹”、“冬天的花”；《舞姬》的“冬天的湖”等等写了对四季自然的感受，忠实再现四季自然本身的美，而且以四季自然美为背景，将人物、情绪、生活感情等溶入自然环境中，同自然事物之美融合在一起。如《雪国》对雪国季节的转换、景物的变化，都移入人物的感情世界，以托出人物或哀然或昂扬的感情。
对自然事物的美，川端康成不限于客观再现自然事物的美，不限于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联系，而且还与民族精神发生联系，使自然事物拟人化，将主体的思想感情移入客体的自然对象中，使之有机地溶为一体，来传达人的主观心绪观念，如《千只鹤》中的菜道、《名人》中的棋道，就是人与心灵息息相通，与传统文化精神息息相通的，他既写出物的风貌之美，也揉合人的感情，借物以抒情，并发掘传统文化的情韵之美，形成川端康成美学所独具的个性。
川端康成辛勤笔耕数十年，为日本文学的发展，为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川端康成作为一个日本美和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1968年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人，也是第二位荣膺此奖的亚洲人。人 川端康成作的题为《日本文学之美》的讲演，同《我在美丽的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日本文学的传统美，成为川端康成的日本美论、日本艺术观，构成了他的独自的美学理论体系，在川端康成文学中独放异彩。
川端康成两三岁便失去父母，七岁死了祖母，十六岁死了祖父，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使沦为孤儿的他形成了所谓的“孤儿的根性”。沦为孤儿的“痛苦”，是川端康成最初小说的最直接和最原始的目的和动因之一，是其主观情旨的使然。
在川端康成十六岁上，他预感到祖父将不久于人世时，就决心把祖父在病榻的情景记录下来，于是他写起了《十六岁的日记》，这既是作者痛苦的现实写生，又是洋溢在冷酷的现实里的诗情，他在作品里如实地记录了祖父的病态和自己天真无邪的哀伤情绪。在《十六岁的日记》里，他不禁悲叹：“我自己太不幸，天地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祖父辞世后三个月，川端康成寄居在舅舅家里，他从此没有自己的家，也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漂泊无着，一种无依无靠的寂寞感，直渗入他的内心深处，这时候，他的脑海里，家和家庭的观念也渐渐淡薄了，经常做的是一些流浪的梦。川端康成不幸的童年是形成他性格比较孤僻、内向的主要原因。
从幼年到少年，川端康成参加的葬礼不计其数，比如祖父的葬礼之后，还参加了姑奶奶的葬礼、伯父的葬礼、恩师的葬礼，在亲戚家寄住期间也不时遇上其他亲戚的丧葬礼，有一年暑假连续出席了三个追悼会，他为了诉说和发泄自己心头的积郁，于是借助自己手中的笔，写了短篇小说《参加葬礼的名人》。
川端康成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他自幼失去了一切家人和家庭的温暖，没有幸福，没有欢乐，自己的性情被孤儿的气质扭曲了，他需要得到人们的安慰与同情，渴望得到人间的爱的薰陶。他从小就充满爱的欲望，祈求得到一种具体而充实的爱，表现在他身上的就是对爱情的如饥似渴的追求，他曾说过：“我没有幸福的理想”，“恋爱因而便超越了一切，成为我的命根子。”川端康成一连接触过四名叫千代的女性，对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感情，为此川端康成在中学生时代写过《千代》的习作。川端康成与第四个千代相识、相恋，并订了婚，谁知后来千代又悔了婚，川端康成的初恋像闪电一般一闪即逝，川端康成遭到了不可理解的背叛，他艰难地支撑着自己，心灵上留下了久久未能愈合的伤痕，于是他写了《一次婚约》，描写自己同伊藤初代订婚和失意的经过。一连遭遇四个千代，最后落得如此不幸的悲伤结果，川端康成认为自己染上了“千代”病，总觉得这是“千代松”的亡灵在“作祟”，是他的处女作《千代》在“作祟”。后来他写了小说《处女作作祟》在《文艺春秋》1927年5月号发表，文中详细地叙述了自己与第四个千代的爱与怨：“两年后，我又新恋了一位少女”，“但是与她订婚仅两个月，这期间连续出现了不祥的激变。”……
川端康成经过几次的失意，心中留下了苦闷、忧郁和哀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这份伤痕经过了多少岁月，仍然未能抚平，而且产生了一种胆怯和自卑，再也不敢向女性坦然倾吐自己的爱情。而且自我压抑、窒息和扭曲，变得更加孤僻，更加相信天命了。
川端康成由于生活上的失意，感到幸福的幻灭，他经常怀着忧郁的心情到伊豆汤岛，写了未定稿的《汤岛回忆》。与此同时，他在爱与怨的交织下，以他的恋爱生活的体验，写了《非常》《南方的火》《照片》等，有的是以其恋爱的事件为素材直接写就，有的则加以虚构化。川端康成这一阶段的创作，归纳起来，主要描写孤儿的生活，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感伤与悲哀的调子，以及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情，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作品的主要基调。川端康成本人也说：“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
川端康成的性情被孤儿的气质扭曲，心中充盈令人窒息的忧郁，一次去伊豆旅行的机会，偶遇巡回艺人一行，与年少的舞女邂逅，第一次得到舞女的平等对待，并说他是个好人，他便对她油然产生了纯洁的友情；同样的，受人歧视和侮辱的舞女遇到这样友善的中学生，以平等待人，自然激起了感情的波澜。他们彼此建立了真挚的、诚实的友情，还彼此流露了淡淡的爱。川端康成将这段经历化为艺术，便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小说《伊豆的舞女》了，川端康成的艺术感敏锐细腻，但《伊豆的舞女》却没有连贯的事故情节，似乎它的创作全是凭兴致进行的，独特的艺术、感人的艺术形象和“悲哀”的意境，使他的小说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而那纯洁的舞女
《伊豆的舞女》的问世，开始形成川端康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从宏观来看，川端康成的文学没有明显的断层，但从微观来看，不能不承认其创作是有变化的'，他初期的作品群，大多是根据孤儿的实际生活素材，以私小说的形式表现，具有浓厚的自叙传的色彩。
川端康成，日本现代文学大师，1899年6月14日出生在大阪府三岛郡丰村大字宿久庄，（即现今的茨木市大字宿久庄），日本古典名著《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就是在此地诞生的。实际上这里不仅哺育了川端康成的成长，而且滋养了川端康成文学幼芽的茁壮。
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其中尤以《伊豆的舞女》、《千只鹤》、《睡美人》、《雪国》、《古都》等最富盛誉。他的作品都是在虚幻、哀愁和颓废的基础上，以病态、诗意、孤独、衰老、死亡来反应空虚的心理、细腻的感情和忧郁的生活，追求一种颓废的至美，达到一种空灵虚无的艺术至境。川端康成创作的主题倾向及艺术特色，与他的气质和秉性以及人生经历、所受的教育、文化熏陶等是分不开的。
日本文学自最古的《古事记》起就带上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审美情趣发展到《源氏物语》，便形成了物哀的基本美学业观念，具有很强的传统性。川端康成的文学更多地继承了“物哀”、“风雅”精神，它在川端康成的审美对象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出现的“悲哀”大多数表现了悲哀与同情、朴素、深切地表露了对渺小人物的赞赏、友爱、同情、怜悯和哀伤的心情，而这种感情又是通过咏叹的方法表达出来的，所描写的众多善良的下层少女的不幸和苦难，表现了她们对生活、爱情和劳动的正当要求，但在那个社会的条件下，这些要求是难以实现的，川端康成所写《雪国》中的驹子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象驹子这种悲剧性的人物，在生活里是大量存在的，如在他的《伊豆的舞女》、《温泉旅馆》等作品群中出现的人物形象，都是在苦难中挣扎着追求生存的权利和维护做人的尊严，她们的不幸、苦难、死亡，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所造成的，川端康成以客体的悲哀感情和主体的同情哀感，来赋予人物的悲剧情调，构成感人的美的艺术形象。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川端康成也不全是依靠悲哀与同情这样的感情因素的作用，也有的是由于伦理的力量所引起的冲突，结果导致了悲剧。例如《名人》中的秀哉名人与大竹七段对弈，围绕新旧规则、新旧道德规范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表现名人这个悲剧人物的无穷的艺术力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宽宏的思想品格，他置大竹七段为代表的新规则、新道德规范的合理主义的挑战于不顾，坚持围棋的传统精神，同时，作家让他在对奕失败后，也带上“物哀”的色彩，赋予他些许感伤、孤独、失意和朦胧的哀伤情调，来表现人物的心灵美、情操美乃至死亡美。
川端康成将违背道德的行为与悲哀的感情融合，超越伦理的框架，颂扬丑恶的情欲，并将其升华到“纯粹美”，这种美，有时表面上装饰得十分优美、风雅，甚或风流，内在却蕴藏着更多更大的悲伤的哀叹，带着深沉而纤细的悲哀性格，交织着对他们的悲惨境遇的悲怨。作者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融化“物”与“我”之间的距离，把自己的同情、哀怜融化在对象的悲哀、悲叹的朦胧意识之中，呈现出一种似是哀怜，又仿佛自伤的感情与忧郁之美。
在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中，日本文学的传统美被体现得恰到好处，川端康成的作品写的多是感觉，这种感觉纤细入微到莫可多状，主人公与舞女间纯粹的情感交流，那种似有非有的爱慕之情，淡淡的命运之悲与真实的人情之美交融在一起，创造出一片幽雅而感人的文学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