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后感呢？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下面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经典常谈》读后感精彩4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学校国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写着如下一类的粉笔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米传，穀梁传，左传。“学生看了，就抄在笔记薄本。
学期考试与入学考试，国文科常常出如下一类的测验题目：“史记何人所作》资治通鉴何人所作》？”“什么叫四书？什么叫四史？”“司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们有哪一方的著作？”与考的学生只消写上人名、书名、朝代名就是。写错了或者写不出当然没有分数。
曾经参观一个中学，高中三年级上“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是某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要略》，方讲到隋唐。讲义中提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说》等，没有记明卷数，教师就一一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一一抄在本子上。在教室里立了大约半点钟，没听见教师开一声口，只看见他写的颇为老练的一些数目字。
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我们不妨想一想。参与考试，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测验题目，就可以毫不迟疑地答上去，取得极限的分数，这是一种受用。还有呢？似乎没有了。在跟人家谈话的当儿，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你的脸上自然也会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色。可惜实际上谈话时候把这种问题作话题的并不多。
另外一派人不赞成这种办法，说这种办法毫无道理，不能叫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主张，学生必须跟书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须跟他混在一块，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响，仅仅记住他的尊姓大名，就与没有这个朋友一样。这个话当然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所说的书籍范围很广，差不多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他们主张现在的学生都应该读。而且，他们开起参考书目来就是一大堆，就说《史记》罢，关于考证史事的有若干种，关于评议体例的有若干种，关于鉴赏文笔的有若干种。他们要学生自己去摸索，把从前人走过的路子照样走一遍，结果才认识《史记》的全貌。这儿就有问题了。范围宽广，从前读书人常读一些书籍都拿来读，跟现代的教育宗旨合不合，是问题。每一种书籍都要由学生自己去摸索，时间跟能力够不够，又是问题。这些问题不加注意，徒然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你们要读书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学生还是得不到真实的受用。
现代学生的功课，有些是从前读书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化、图画、音乐之类。其他的功课，就实质说，虽然就是从前读书人学的那一些，可是书籍不必再从前人的本子了。一部历史教本就可以摄取历代史籍的大概，经籍子籍的要旨。这自然指编撰得好的而言；现在有没有这样好的教本，那是另一问题。试问为什么要这么办？为的是从前书籍浩如烟海，现代的学生要做的功课多，没有时间一一去读他。为提现代切用的一些实质，分散在潜藏在各种书籍里，让学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许淘不着，也许只淘着了一点儿。尤其为的是从前的书籍，在现代人看来，有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先秦古籍更有脱简错简，传抄致误，清代学者校勘的贡献虽然极大，但是否定全恢复了各书的原样，谁也不敢说定；现代学生不能也不应个个劳费精力在训诂校勘上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
可是，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譬如《诗经》，就不能专取其实质，翻为现代语言，让学生读“白话诗经”。翻译并不是不能做，并且已经有人做过，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读《诗经》还得直接读“关于雎鸠”。又如《史记》，作为历史书，尽可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但是它同时又是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就不能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从这类书里知道了楚汉相争的史迹，并不等于读了《项羽本纪》。我想，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理由应该在这一点上。
还有一点。如朱自清先生在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一些古书，培育着我们的祖先，我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了；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上峨睸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一窟寺历代 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推广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和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读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这是又一个理由。
这儿要注意，“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万不宜忽略“学生”两字跟一个“些”字。说“学生”，就是说不是专家，其读法不该跟专家的一样（大学里专门研究古书的学生当然不在此限）。说“些”，就是说分量不能多，就是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籍也不必全读。就阅读的本子说，最好辑录训诂校勘方面简明而可靠的定论，让学生展卷了然，不必在一大堆参考书里自己去摸索。就阅读的范围说，最好根据前边说的两个理由来选定，只要精，不妨小，只要达到让学生见识一番这么个意思就成。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导言。”现代学生要读些古书，急切要用这样的读本。口口声声嚷着学生应该读古书的先生们，似乎最适宜负起责任来，编撰这样的读本。可是他们不干，只是“读书啊！读书啊！”的直嚷；学生实在没法接触古书，他们就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你们自己不要好，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我真不懂得他们的所以然。
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却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的一本书。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导言”。谁要知道某书是什么，它就告诉你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变了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专家们未必看得起这本书，因为“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序文中语）；但是这本书本来不是写给专家们看的，在需要读些古书的学生，这本书正适合他们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其是“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序文中语），近人新说当然不单为它“新”，而为它是最近研究的结果，比较可作定论；使学生在入门的当儿，便祛除了狭陋跟迂腐的弊病，是大可称美的一点。
这本书所说经典，不专指经籍；是用经典的二字的广义，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录抄在这儿：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前头十一篇都就书讲；末了“诗”“文”两篇却只叙述源流，不就书讲，“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序文中语）。
《经典常谈》中所谓的经典被广泛使用，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本史书和一些集会；要理解这些书，尤其是经典和儿子，理解“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经典训练应该是中等以上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实用，而是文化。一位外国教授说，阅读经典的用处在于教人们阅读经典。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讨论。此外，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至少有义务接触自己的经典。
传说中文是黄帝史官叫仓颉造的。看到地上印有兽蹄和鸟爪的痕迹有灵感，开始造字。仓颉泄露了天机，却教坏了人。所以他写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文字，会变得聪明，会努力做那些容易赚钱的商人，努力种地的人会变少。天怕人不够吃，就降米让他们救急。鬼也怕这些聪明人用文字制作他们，所以晚上嚎叫；文字有巫术作用。但这个传说是战国末期才有的，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比如《易》和《系辞》只说文字是“后人圣人”造的。这个“后世圣人”不止一个人，是很多人。文字不断演变，说一个人是原创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识字是教育的初步阶段。《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他们读书。秦以前字体很复杂，贵族子弟学的只是官书。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逐渐淘汰，识字简单多了。
为了统一文字，始皇教李斯写了《仓颉篇》七章，赵高写了《爱历篇》六章，胡母敬写了《博学篇》七章。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方便原文略有不同。汉初，教书先生把这三篇文章合成一本书，单称《仓颉篇》秦朝的三本书都没有传下来。
东汉和帝国时期，许慎制作了一本《说文解字》。这是一本划时代的书，包括历代的各种书法风格。他保存了小篆和晚周的文字，让后人能够沿着潮流走。研究文字的形式和音义的人过去被称为小学，但现在被称为文字学。以前的知识仅限于经典，所以研究知识必须从小学开始，也就是说，从文本学开始。
造字和用字有六条规定，叫六书。一是象形；二是指事物；三是会意；四是形声；五是转注；六是假借。
汉字从秦朝演变为各种书体，真(正、楷)、行、草、隶、篆书体的起源和发展。
从第一课的内容来看，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出发。文字的构成，各种字体的演变。介绍清楚，相关传说生动活泼，仿佛就在眼前。从这本七万七千字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知识渊博，文笔圆熟，令人惊叹。读完这本书后，开卷有益的成语实现了。我感到受益匪浅：我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什么是经典以及这些经典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朱先生那个时代可能还没有用过这个词，但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倡导人民继承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因此，朱先生将这本书命名为《经典常谈》。既然是常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经典，也就是说，随时学习这些经典是有用的。
读《经典常谈》谈国学经典斐名中外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三位著名的系主任，他们轮流坐庄，罗常培、朱自清和闻一多，其中对我个人而言最能叫上名字的就是朱自清，因为上学的时候学过他的三篇文章：《春》、《背影》和《荷塘月色》，其他两位大家知之甚少。即便对于朱自清先生也并不知道多少，不知道还有什么作品或者什么精妙。今日读了一本1942年其编写的《经典常谈》，一本大师编写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才领略了大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信手拈来。这是他写给中学生的一本书，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任何个人的观点的创新创造，却是“发扬、介绍、修正、推进我国传统文化”，对历史经典的“切实而浅明的导言”。
对于中国的文学经典，虽然每个中国人都度过第一点，但我想有宏观了解的却不多见。既没有人教，也没有人谈。朱自清先生写《经典常谈》就是要我们用“科学的选择和阅读方法”，“帮助人们以有效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效率，从浩繁的书海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知识，以集成和发扬前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这本书让我们“阅读经典”，了解经典。中华文字3000年，最早是出现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而在此之前“结绳而治”，“后世圣人”刀笔刻字于牛骨龟甲，用于记录文化历史的开端“卜辞”。传说的“仓颉”或许是“商契”，商民族的祖宗的意思。到了周朝演化为“籀文”（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的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古代文字四种书写方式，契、铸、书、印，对应的不同的材料“骨、铜、简、泥”而异。这是来自于《说文解字》的知识。《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河出图，洛出书”，这是传说的出处。甲骨经火烧断吉凶是“卜”，蓍草数数目断吉凶是“筮”，“筮短鬼长”，古代判断小事吉凶用筮，大事吉凶采用卜。《易经》原来是一部切用的筮书，包含三部分：连山、归藏和周易。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周易》是种哲学，民众的《周易》是种巫术。《尚书》大部分也是卜辞，是当时的“雅言”，包括“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号令，这些号令多成为“誓”和“诰”。平时的号令叫“诰”，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有时叫“谟”。是汉朝人编辑了历史档案，改称为《尚书》，“上古帝王的书”。值得注意的是王肃的《古文尚书》是伪书，伏生《尚书》才是真本。歌谣是《诗经》的源头。
随口唱的是徒歌，随着乐器走的是乐歌。歌谣的词由乐工记录下来就成了《诗经》。“诗言志”，志不是抒情，而是关联着教化或政治。孔子对诗断章取义，诗被用来讨论做学问做人，是要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教化众人。天地君亲师，代表《礼》的三本：天地是生命本源、亲是祖先、君师是政教的本源，礼包罗万象，人情不能忘本。儒家教人和平、教人节制，建立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就要遵守“礼”，叫做“礼治”。“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传说孔子作《春（★）秋》，“尊王攘夷”乃是《春秋》大义。史官记事两个目的：征实和劝惩。《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春秋》三传。左氏重叙事，公、谷重解经。《左传》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书，要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孟子》，最后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中庸》传授心法，是儒教道统的根本。韩魏赵三国分晋，田齐代姜齐，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春秋进入战国。六国亲秦抗秦，即是“合纵”“连横”，202年的历史，刘向编纂成了《战国策》，“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史记》《汉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正史”的源头。两书各有所胜，班、马并称。《史记》是通史，记录到汉武，《汉书》是断代，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诛。
《史记》成于司马一人之手，“文直而事核”，《汉书》成于四人之手，“文赡而事详”，异曲同工，并称“良史”。诸子百家源于士农工商，源于诗礼乐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儒墨老阴，诸子争流；独尊儒术，多亏董仲舒！辞赋最有名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最有名是屈原和宋玉。赋不算是诗，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有韵，但是接近于文。汉武立乐府，调子分为“楚声”和“新声”。楚声成了五言诗的源头。建安三曹用乐府旧题改作新诗。晋代阮籍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唐初仿作乐府，始有七言诗。李白杜甫提升了唐诗的高度。最早的问是商代的卜辞，就是一些简单的句子，最早用于记言、记事和诉讼。文的标准有梁照明太子《文选》中第一次提出。柳宗元、韩愈带领文走上平正通达之路。“顾问不宜说理”，应该“用现在的中国话做文学”。是为记。2019年2月20日星期三
近来“国学”之风弥漫，传统文化的思潮也不断在社会上涌动，因在图书馆工作，看书、报、刊到是非常的便利，而且馆藏不能说是本本优秀，至少垃圾书刊肯定是凤毛麟角（即使有个把，也是采访馆员偶尔看花了眼不慎溜进来的，系统错误也是正常，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哈哈），所以看了不少国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不过原典倒是没有看，都是看的注释本，或是现代学人对国学、传统文化经典的解析，看后一方面觉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哲思敏锐、智慧超群，值得继续深入学习；另一方面又深感自己底蕴不够，全然没有阅读原典的勇气，后续如何深入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恰巧在编辑“馆员推荐阅读书目”时发现了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立刻捧来一读，读后感用一句诗来形容煞是妥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对我这样一个正处在传统文化典籍初学阶段的人来说，绝对起到了醍醐灌顶的指导作用。
先生在书中主要是对《说文解字》、《周易》、《尚书》等十三篇经典的渊源、流变做了详细说明，同时文中也自然提及了很多古文化常识。如在第一篇《说文解字》中，除对这一文字学的古典的内容、体例、作用做了说明，还对其渊源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最早的字书《史籀篇》、再到秦始皇官定的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做了详细介绍，同时还介绍很多文字学的常识，包括：造字和用字的条例、文字学发展的逻辑顺序、书体演变的历史等内容。短短7页内容，使读者对不但了解了这一经典的概貌，还掌握了很多文字学的常识，也大大的激发了我阅读《说文解字》和了解中国书法的兴趣。在第二篇《周易》中提到其流变很有意思，文中讲：《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现在变成了儒家经典的第一部，主要是战国末期，在阴阳家和道家的学说的影响下，儒家给《周易》的卦、爻辞做了种种新的解释。而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的、确切的解释卦、爻辞，只是借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因此先生在文末做了结案陈词：“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类似的现象在第四篇《诗经》中也提到，即“诗言志”，因为孔子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所以后来的儒生也都遵着孔子的路子，还来更演变出来了以史证诗的思想，又为诗增加了教化的作用。其后各篇也多遵循这样的阐述逻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书中的十三篇文章总计仅用了114页的篇幅，但是对于每个经典的介绍却是详略有致、内涵丰富，而且语言风趣、平实。难怪钱伯城先生在本书的导读中提到，该书同时适合三个层次的读者阅读，即：初学者、有一定文史知识基础的读者和已经学有所成的读者。而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此书大大缓解了我对研读国学经典的畏难情绪，而且对于现今乱麻般的诸多“经典解读”也具有了一定的辨别能力。先生此书的确是为广大初学传统文化经典的读者揭开了“经典”的面纱，使大家能够看清经典真正的“样貌”，为大家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扫除了很多心理上、方法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