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后感而烦恼吧，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国富论》读后感（优秀7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
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
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
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
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
这种自然秩序是通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形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集体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意义却极为深刻。
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
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可以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点。但过往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基础——自由和法治。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个性地混合在一齐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潜质，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潜质，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
他像之后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
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
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构成了我们这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国人对《国富论》并不陌生，但多将它看作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经济学说而束之高阁，除了高校经管类学生被导师要求阅读之外，普罗大众看过这本书的估计不多。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能够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资料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能够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能够使劳动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
不仅仅如此，分工还有一个妙处，就是它能为发明和改善机械带给契机。最初的蒸汽机比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个儿童来开启和关掉汽锅。
有一次，有一个按活塞的小孩，正因干得久了，就“懒”中生智，把开闭汽锅的舌门把手，用一条绳索系在机器的另一端，让舌门随机器的户外而自动开闭。
这个笑话，成了蒸汽机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谈。再观现代工厂的生产不就用事实证明了分工理论的重要性。汽车生产厂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正因改变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生产模式为流水线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在竞争中击败对手而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线作业不正是分工理论在生活中的应用吗？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
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状况就要另当别论了。正因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
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
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能够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
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之后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
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方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
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8世纪，西欧的孟德维尔写过一则寓言，讲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
开始，蜜蜂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追逐荣华富贵，这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人安居乐业。但是，当蜜蜂变得善良节俭，放下了奢侈挥霍的生活时，经济却反而一片萧条，民生凋敝。最后有敌来犯时，无力抵挡，只好逃之夭夭。这则寓言，在当时被视作妖言惑众的异端邪说。
但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却说得好：“谁要想发现真理，最好是成为异端。”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孟德维尔的“异端邪说”，贯穿始终，成为构造其理论大厦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来：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
但是，不期而然的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
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在将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
《大英百科全书》如是说。的确，《国富论》从面世到此刻，已经两百多年了，但是，岁月未能将它尘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从前，熠熠生辉。
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一筹莫展。不少经济学家就转而求助于斯密的经济学，梦想回到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期望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创辉煌。
这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精心构建，已经巍峨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但是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
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都但是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第七章中分三节论述了殖民地的相关内容，表达了其反对殖民统治的立场，当然，几乎每个人都会反对欧洲各国长期的殖民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但殖民统治对于殖民地的影响，我们不应该总是持批判反对的观点，认为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的只是消极的、不好的影响，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是没有正视历史的偏见，鉴于此，我在此要重点论述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的积极影响，下面我讲具体谈谈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其一，建立殖民地的动机。
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人口日益增多，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国土面积较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寻求对外发展和扩张，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一些国家就开始了疯狂的对外扩张过程，一方面转移国内过程的人口，另一方面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这是建立殖民地的动机。
其二，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状况。
欧洲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都比殖民地先进，欧洲国家在进行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发达的经济、文化、政治，使得殖民地国家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特别是殖民地国家引入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后，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殖民地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和发展，这对于以后经济全球化以及技术、文化、各种信息的全球流动提供了便利，有利于缩小东西方国家的差距。
其三，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原因。
因为殖民地国家一般土地广阔、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但由于生产技术、政治制度等比较落后，欧洲国家在对殖民地进行人口转移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等，极大地促进殖民地国家经济的发展繁荣，这是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原因具体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我在此对殖民地做此番论述主要目的是帮助同学们懂得在看待历史上发生的每一现象、事件时应从正反两方面综合看待，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这样才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或评论。
长这么大，几乎没有理财的概念，只知道赚了钱，然后把钱存起来，最多就是拿出小一部分钱做点小买卖。近两个月开始有意识的每天读书，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每周至少读一本书。可能就是因为每天读书，看优秀人士分享的文章，让我对钱，往大了点说就是资本，有了重新的认识。
第一次读关于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未免觉得有些晦涩难懂。所以读书的速度就相对慢了些，这一周读了《国富论》的第一部分。
书中有提到，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或者可以说，全部年产品的价格，自然分为三个部分：土地的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它们构成了三个不同阶层人民的收入：靠地租生活的人、靠工资生活的人和靠利润生活的人。这是组成每一文明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最终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1、靠地租生活的人——土地所有者。他们的收入既没有耗费自己的劳动，也用不着自己去操心，就像是自行来到手中一样，并不依靠他们自己的任何规划或设计。他们处境的安逸和无虞所自然造成的懒惰，不仅使他们无知，而且使他们缺乏运用心智的能力。
2、靠工资生活的人。当劳动的需求持续上升，或者当雇佣劳动的数量逐年显著增长的时候，劳动者的工资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这种社会真实财富处于停滞状态时，劳动者的工资很快就会降到仅能够使他赡养家庭，或繁衍后嗣的地步。当社会处于衰退状态时，劳动者的工资甚至会降低到这个水平之下。
土地所有者阶级通过社会繁荣所获得的利益或许要比劳动者多，但是没有一个阶级在社会衰退中会遭受到劳动者那样的苦难。尽管劳动者的利益是与社会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他却既没有能力理解这种利益，也没有能力理解它与自身利益的关系。他的处境使得他没有时间去接受必要的信息，即使他具有了充分的信息，他的教育和习惯通常也使他不能恰当地做出判断。
因此，在公共讨论中，他的声音很少被人听到或较少受人重视，除非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他的大声疾呼受到他的雇主们的鼓动、怂恿和支持，不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是为了达到雇主们自己的目的。
3、靠利润为生的人——劳动者的雇主。推动每个社会大部分有用劳动的，正是为了利润而运用的资本。资本使用者的规划和设计，支配和指导着一切最重要的劳动运作，所有这一切规划和设计的提出，都是以利润为目标。
但是，利润率与地租和工资不同，并不随着社会的繁荣而上升，也不随着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它在富裕的国家自然地低，而在贫穷的国家自然地高，并且总是在没落最迅速的国家最高。
因此，这第三个阶级的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的关系，就与其他两个阶级不同。
在这个阶级中，商人和制造业主通常是运用最大资本的两类人，并由于他们的财富而使得他们最为公众看重。他们终日从事着规划和设计，然而他们通常所考虑的都是他们自己具体生意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是出于最大的公正（这种判断也并不是每个场合都是如此），也是更多地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取决于对社会利益的考虑。
（这回才彻底明白了商人就是“万恶的资本家”的说法~）
大部分人都是第二个阶级的人，靠工资生活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努力成为第三个阶级的人呢？既然明白了资本的本质，我们就要努力挣脱这一阶层，当然光靠平时那点死工资是不行的。
今天刚好读了一篇罗振宇写的文章，他曾经讲过一本书，叫《干法》。这是一本特别经典的书，日本的稻盛和夫先生写的。稻盛和夫先生是日本唯一一位在世的“经营之圣”，他创办了京瓷、日航。全都是世界500强公司。
在《干法》这本书里，稻盛和夫把员工分成三类：
第一类叫自燃型，就是自己划个火柴就能把自己烧着了。自燃型的人，不用任何人管他，他自己就会玩命干。
第二类叫点燃型，你给他做做工作、谈谈心，然后划根火柴烧他一下，就能把他烧着。
第三类叫阻燃型，你拿***喷他，喷完他还是原样，就像陶瓷做的一样。我们生活中就有很多阻燃型的员工。
为什么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人，就像一些职场的人，本身是很优秀的人，曾经高考成绩也很好，上了很好的学校，工作了几年后，现在仍旧原地踏步，拿着跟新人同样的工资过活，他的心态就是“我这个人是很职业的，给多少钱办多少事。”
你的价值不是取决于老板给你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创造了多少价值、你的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一个人的自尊是来自内在的，尊严感不是来自于别人怎么看自己，不来自跟别人怎么比较，不来自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孔子就是这样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行所当行”，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照样对你好，因为对你好是我的需求。
当一个人有了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的时候，他才会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因为别人怎么对他，所以他故意要做那些跟别人对着干的事。
所以我们要做自燃型的人。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尽可能多培养一些新技能，提升自己。只有全面的发展，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领域，才能够有机会成为第三个阶级的人。
赚钱是能力，理财是水平。我们工作赚来的钱，除了留有日常开销之外，其他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做投资理财，当然时机很重要。虽然钱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可是想想你缺钱的时候，你就明白它有多重要。
哪怕你现在是小白一个，也要赶紧学会理财，想办法把手上的钱打理起来。
如果你的资金少，而且只够支付日常开销，那么投资自己才是王道。
巴菲特有个“最重要的投资”观点：如果这一生只能投资一样东西，就是你自己。
没想到英国的《国富论》和美国的《独立宣言》都发表于1776年，他们都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个促进了美国的诞生。
其实在我今天看来最值得学习的要算是作者的观察力、思考力、概况力，他搜索了如此丰富的资料，又如此敏锐地发现了规律，而且还如此精炼地做出了概况。其中有关“社会分工的作用，货币起源与发展，影响工资的因素”的分析在我读来真的是思路清晰、通俗易懂。他巧妙的将政治、历史、经济甚至是哲学结合起来，无愧乎获得“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的称誉。亚当·斯密于239年前就提出了社会的的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观点，于239年前就倡导自由贸易，足见其非凡的观察力、思考力及预见性。
当然，在今天我们看来“完全的自由贸易”有其弊端，从纽约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足可见市场是会有失控的时候。因为企业或者人性吧，在有利可图时是不会主动罢手的，所以太多资金投入到某些看似有利可图之处时便酝酿成了一场危机——利润已经到达顶峰时所有人便无利可图了，此时再掉头时因资金量太大、所需时间较长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大多数人的贪婪性、盲目性，注定市场也会偶尔成为“疯子”。另外，从某种角度而言，确实存在某些野心家，他们企图垄断其他国家的市场，如果他们的野心一旦得以实现将会使得被垄断国家在该行业方面的研究、发展处于停滞或者中断的状态，是不利于该国科技、教育发展的。所以，适当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是为了本国的发展着想。尽管，亚当·斯密点到了政府特殊情况下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有必要的，但是总体而言他将贸易的完全自由化的好处过分夸大了，也可能是他对我们人类的期望过于理想化了——世界连成了一体竟然出现了如此之多的为投资而投资，为先富而投资的没有实际社会生产意义的行为！
但是，我又想，或许金融危机也是件好事，让那些盲目者、贪欲过重者来几次教训，只是此种教训似乎太惨重了——政府可能要垮台，国家经济实力可能要大大衰退，因此没有哪个政府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吧？
另外，我想问问，什么是“财富”？对于国家和对于个人而言是一样吗？
仅仅是所拥有的金钱或者所生产的商品？美丽的自然环境算不算？国民的高素质（身体与文化）算不算？保护现有的美丽环境就等于节约了将来治理环境污染所花费的大量资金，等于减少了国民的因污染而导致疾病的医疗开支，美丽的环境其实就是难得的旅游资源；国民文化素质高，讲道德、懂法制，犯罪率自然低，对社会的破坏性也就低了，国民身强体壮，自然可以更好地工作（生产）。如果国家对于“财富”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推行的政策也自然就会发现变化的。
在国家而言，货币、经济总产量、消费能力、资源的占有量、教育的水平、科技的创新能力、国防的实力都是财富。但是对于国民个人而言，往往许多人在乎的是眼前的利益，那就是所能占有资源的能力，其实质就是有钱。如果真有利可谋（尤其是暴利），国民个人（其实也可以指企业）往往不会在乎牺牲眼前的环境、或者他人的、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赚了钱就可以去享受恶劣环境中相对较好的生活，甚至可以带着资金去国外享受（如果他们感觉国内不好，如果国内被他们破坏够了）。其实对于国民个人而言，国防开支便是财富的损耗，要是国家将这部分费用用来投入教育、医疗、法制、环保，那社会整体环境很快就会进入良性循环。多次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损耗了多少财富呢？看来地球上的国是否有必要都消亡而只成为一个家？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
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特别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
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
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
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这里仅从数字可以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
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现在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合适），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
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
以斯密的思维，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
另外，也可通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
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
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
斯密通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
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后来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提供了依据。
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
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
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息的贷款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息的贷款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洗黑钱、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由亚当·斯密于1767年开始著作，历时6年，终于完成《国富论》第一稿。之后3年，又进行重新修订，于1776年正式出版该著作。十年磨一剑，《国富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构建了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在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的当下，反思经济危机爆发的来龙去脉，很多人开始从传统经济学著作中找寻蛛丝马迹。可见《国富论》等经典著作对现代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非同一般，对引导人们走出经济危机大有裨益，这也正是经典的永恒魅力。
《国富论》一书分别由：论劳动分工及分配，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论各国财富增长的方式，论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论国家的财政这五大部分组成。
在“第一章：论劳动分工及分配”中，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着手，经过深入研究后他认为劳动分工能使生产力得以成倍提高，而且首次提出了“劳动分工”这一重要概念。同时，劳动分工也促使劳动生产专业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劳动产品的交换迫在眉睫，而交换所需的媒介——货币也是呼之欲出。产品的最终归宿为：劳动资本、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三项。在“第二章：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中，亚当·斯密开创性地把资产细分为用于消费的资产（维持日常生活的产品）、固定资本（机器和设备）和流动资本（食料、材料、成品和货币），这样深刻透彻的见解史无前例。另外，亚当·斯密还划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剖析了人们的借贷行为，分析了资本运用方法的不同对生产性劳动产生推动作用的差异。
在“第三章：论各国财富增长方式”中，亚当·斯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给欧洲各国带来的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变革出发，研究其财富增长方式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生活的基本需要刺激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农村的兴起推动城市的进步，最终加速国家财富的增长；第二，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致使大片土地不利于改良，更不利于生产方式的改革，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地主不愿意改革，以致失去自己的权利、地位和财富）；第三，都工商业的增加与富裕，对农村的改良与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为农村的土地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从而鼓励了农村土地的开发与进一步改进。其次，城市资本转入农村，为土地的改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后，还有一点往往不为世人所注意，却是最重要的：农村居民一向与邻人争斗，对雇主依附。工商业的发达，逐渐使他们获得秩序、组织、个人的安全和自由。
在“第四章：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亚当·斯密总结了不同时代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一，为重商主义，是18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种经济政治体制。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获得的财富，相应的重商主义政策下两大主富国裕民的途径就是限制进口（关税壁垒）和鼓励出口（出口退税）。而亚当·斯密却在本书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更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其二，为重农主义，重农主义由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重农主义学派）提出。重农主义者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同样，重农主义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也不为亚当·斯密所倡导。
财政问题可谓是国之重中之重，也是一个很繁琐的难题。为此，亚当·斯密在“第五章：论国家的财政”中对于财政难题提出了自己的构想。首先，他确定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原则，把政府的职能界定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持社会秩序和建设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国民；同时，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征税原则：公平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经济原则。
《国富论》共五篇内容，其中第一、二篇为基本经济理论（增加国民财富的两条途径），第三篇为经济史（佐证两条途径），第四篇为经济思想史（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第五篇为财政专题（一个保障——经济自由主义），总的概括为：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国富论》主旨是富国裕民，而增加财富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一是靠分工和交换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靠资本积累和资本合理运用来提高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的比例；在实现这两条途径的过程中，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实现这两条途径的过程中，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