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该页是可爱的小编给大伙儿找到的梁振英 “狮子山下精神”成就的香港新特首优秀2篇，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狮子山下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这是典型的香港精神。梁振英的成功可以说是香港精神的成功典范，是靠个人努力打拼得来的。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事业有成，亦往往是香港市民最为推崇的一种品质。
2012年7月1日，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正式上任。他接替曾荫权，成为香港回归以来的第四任香港特首。
在3月25日揭晓的第四任香港特首选举中，1号候选人梁振英以获得689票当选。历史似乎总是喜欢为人们呈现出戏剧性的一幕。16年前，第一届香港特首选的总〈ＷＷＷ．BAIHUAWEN.com〉监票人正是梁振英。如今他登上香港政坛巅峰，连竞选对手都叹服这是实至名归。
在发表感言时，梁振英期盼竞选对手唐英年能与他合作共建香港未来。他坦言：“我要感谢唐英年先生和何俊仁先生，他们的参与为这场行政长官选举带来了实质的意义，选举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我欢迎大家继续提点我、批评我，我也衷心希望日后可以跟唐先生以及何先生合作，共建未来。”
出身寒门却志存高远
上世纪30年代，来自山东威海的梁忠恩只身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梁家独子梁振英出生。由于是家中独子，梁振英从小就要帮忙干家务。“讲价、拣菜我都懂。那个年代，一般家庭都没有电饭煲，点煤油炉成了我的专责。”回忆起这段岁月，梁振英仍十分自豪。
梁振英一家人一直住警察宿舍，一层楼十几户人家要共用厕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他20岁。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不少家庭穿胶花(塑料花)帮补家计，梁母亦发动一家大小做帮手。11岁的梁振英负责送胶花，每袋都有几十磅重，经常要“走几步停几步”。日子久了，令他变成了“鸳鸯膊”——右肩膀比左肩膀宽。
梁振英回忆，一家人日以继夜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梁父退休时，退休金加上穿胶花赚来的钱足够他们在市区西环买一个400尺(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
家境清贫，梁振英的求学年代也过得特别节俭。为节省每天两毫的车钱，尽管是香港顶尖中学英皇书院的学生，梁振英也总是步行回家吃饭。中学时代的梁振英，细心、内敛，做事很有主见。中六会考时，英皇规定，如果分数相同，不论中、英文成绩，最终录取学术科目分数较高者。梁振英学术科成绩稍差，无法在原校升学，不得不另找学校。最终，他选择了香港工业专门学院(现为香港理工大学)。
与梁同桌的林国荣回忆说：“他在理工选科时选了建筑测量，当时很多同学都没留意这科，觉得冷门，但他有自己的洞察力。他说测量科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从此，梁振英便与地产测量结缘。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梁振英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日后，这也成为他事业的起点。毕业后，梁振英计划出国深造，有几所大学供选择。林国荣回忆：“两所让他直读二年级，两年后大学毕业。另一所要由一年级读起，3年毕业。那时穷学生一定会选前者，花费不用太多，也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梁选了读3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他说那里有城市管理科目，他喜欢这科。”
“他是那种愿意为理想牺牲的人。”林国荣不无感慨地说。20岁第一次出门远行，梁振英说，他最难忘的是家人的支持。“一家人到机场送行，回家后第一个哭的竟然是爸爸。”为了预备留学费用，姐姐变卖了嫁妆，父母拿出了积蓄。
留英期间，梁振英半工半读。“一星期有两三晚在中餐馆做兼职，每日做六七小时，基本上够生活费，带去的钱就省了下来。”梁振英参加了中华同学会的活动，还为华侨子弟教中文识字班。后来他担任了同学会的副会长，会员多是香港及星马华侨学生。
“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梁振英说。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海外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民族复兴的思潮在华裔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
早年拓荒大陆物业市场
1977年，梁振英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当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拥有留学经验、胸怀报国理想的梁振英终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的名字叫“深圳”。
梁振英现在仍记得，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刚毕业回港的他希望去深圳看看。那时，罗湖是唯一海关口岸，每天过关的只有40多人。
1979年初，当24岁的梁振英再次走过罗湖桥进入深圳时，他已是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的会员，应深圳方面邀请，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与他一起充当蛇口“启蒙者”的是20多位香港专业人士，包括经济学者、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测量师等。刚刚起步的深圳特区，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
据当时培训班参与者回忆，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学员们称之为“延安大学”。梁振英讲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他从零讲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
台下的学员包括深圳特区官员和规划者，以及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梁振英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们告诉梁振英：“原来听到你的名字，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梁振英对第一课的记忆是“很尴尬”，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讲课需要翻译。“至少在前3年，讲课都需要翻译，后来讲多了，就学会讲普通话了。”由于当时边检手续复杂，且没有24小时通关服务，梁振英去讲课不得不牺牲整个周末。每个月两三次，每一次，梁振英需要在办完过关手续后，星期六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梁振英和其他香港人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
次日一早，梁振英就会花一毛五分钱，雇当地年轻人用自行车载他去讲课。由于路况差，颠簸得厉害，再加上个高腿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梁振英自觉有点狼狈。虽然辛苦，但梁振英乐在其中。林国荣说：“他跟我们分享过，当时在内地开完会没什么招待，喝糖水就已很开心，与现在大块肉招待，差别极大。”
2012年3月28日，梁振英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并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上任。1996年，当董建华在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投票中以高票当选首任行政长官时，作为总监票人的梁振英，亲手将投票结果呈交予当时担任特区筹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15年后，当年的监票人已经成为了今天的特首。
平民子弟的家国情怀
1954年，梁振英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年少时家庭条件不好，作为警察的父亲要凭一己之力养活五口人。经常因为要补贴家用，全家上阵做工挣钱。
正是少年时的艰辛，练就了梁振英坚毅顽强的品格。1974年，梁振英取得了香港理工学院建筑测量系的高级文凭，20岁的他选择了出国留学。随后的3年，梁振英依靠自己半工半读，完成了在英国布里斯托工学院的学业，并获得测量及物业管理学学士学位。当年，他返回香港，加入“仲量行”担任测量师。
1977年的中国内地，正是百废待兴、充满机遇的历史新时期。留学时就已经活跃在中华同学会里的梁振英，和当时很多学生一样，有着对祖国、社会与个人奋斗很深的思考，希望能用所学报效祖国，为国家发展奉献一份力量。
1977年开始，梁振英就开始在深圳、广州和北京等地担任义工，1978年他又到了上海，到处去给人讲课，向内地介绍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介绍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等知识。那时还少有人了解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于是他不得不从零开始，从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怎么实现分割、到单利率与复利率的定义等等。他的学生有特区或城市的官员和规划者，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干部，而这些学员的年龄普遍都比当时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要大得多。没有人付给他课时费，所有的交通费用全部由自己报销。有的时候，连宾馆都没得住，只好睡行军床、打地铺。
深圳是梁振英第一个做义工的城市，对这片土地，梁振英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不负此生。”
为香港回归贡献力量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序幕。1985年，梁振英加入了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1988年，他参加了上海第一次公开招标卖地的中英文标书的起草，参加了在上海开始的大规模的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深圳首次土地拍卖标书的中英文本，也由梁振英撰写。这一年，他接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毛钧年，被任命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正式步入香港政坛。
1992年梁振英被聘为香港事务顾问，第二年3月，他被国务院港澳办及新华社香港分社聘为港事顾问，同年7月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梁振英担任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梁振英出任筹委会副主任，1996年12月21日，他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员。
一切工作都在为1997年7月1日这一天的到来在紧张地进行着。虽然现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中央对港方针，已经成为了香港人的共识。当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中，这些方针的推行，也经历过阵痛。而梁振英和一大批香港人，共同催生这一独一无二体制的诞生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回想当初，梁振英说：“很多人对回归还缺乏信心，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到居民点就基本法第一稿征求意见稿咨询市民，一位老伯就问我，1997年7月1日早上，要用什么钞票来买早餐？我告诉他依然是港币，他对我说‘后生啊，你实在是太年轻了，任何政权交替哪有不换旗帜不换钞票的啊！’很多人也不相信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但香港走到了今天，还有人会怀疑什么吗？”
能够参与回归的全过程并为之效力，梁振英感到自豪，“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1997年7月1日到来，香港顺利地回归到祖国的怀抱。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了，43岁的梁振英成为特区行政会议的年轻成员，1999年成为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这一职务一直延续到了2011年10月2日他宣布参选行政长官之前。
参选的路
梁振英有句名言——“家是香港”。作为一个基层子弟，他受到香港栽培和恩惠，对香港一直怀着感恩和报效的心。“我们要思考，当我们退下来的时候，如何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留下一个更繁荣、更公义、更进步的香港。”
在第四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过程中，梁振英始终将“齐心”二字作为竞选标志，希望“市民齐心一意撑香港”。为全力参选，他和竞选团队走遍了全港18个选区，举办咨询活动，与各个阶层的市民、大小企业近距离接触，了解市民心声，广纳民间智慧。将先后收到的来自各界、各阶层的600多份意见书，整理后采纳进修改后的政纲中。
其实，在选举期间，梁振英也经历了不少风浪，但无不化险为夷。他的“竞选办”主席张震远说：“佩服梁振英的沉着冷静，他处理危机快速、公开、透明，所以能够成功‘拆弹’。”张震远认为，梁振英的最终获选，与他多次发表文章、多次接触市民的“亲民”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梁振英以民为主的行动理念，使得自从宣布参选以来，在各项本地民意调查中，他始终排在三名参选人的榜首。最终的当选，可谓众望所归。
2012年3月25日，选举现场上，梁振英获选后面对所有港人发表了选后感言：“今天，我作出的承诺，将会成为历史记录，我会在阳光下，接受全港700万市民的监督。我深信，齐心，香港一定会成功！”从2012年7月1日起，香港未来的5年，将由这位特首来带头书写。
“适度有为，稳中求变”
在获选后，梁振英就香港未来发展所做的政纲概括为“适度有为，稳中求变”。除了要坚持以民为本和“齐心”口号之外，梁振英将稳定发展设置为目标。
“求变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求稳求发展，是为了给香港一个和谐发展的环境，人人都有发展的空间，不仅老百姓安居乐业，商界人士也有安定的营商环境。”梁振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适度地有为，就是在确保公平竞争的大前提下，扶持香港的企业，把握好国家和亚洲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促进较高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改善民生。”
在解决贫穷问题上，梁振英认为，要为基层人士特别是年轻人提供向上流动的空间。他提出的办法包括进一步发展以就业为本的产业，如旅游业等，用好国家的支持政策，拓展在内地的商机，为香港企业转型提供帮助，令香港人向上流动的空间扩大到整个国家。
梁振英曾提到他对香港“几大关系”的思考。“除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外，还包括如何处理好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也就是‘一国’与‘两制’的关系、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包括与各省区市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后的各阶层关系……我希望社会多讨论，并形成积极、正面、健康的想法。”
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梁振英将如何带领香港维护这些核心价值，在经济和民生政策等问题上为这个“家”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两地人民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