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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3.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242－02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 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关键词：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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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广大官兵迫切需要增强市场经济观念，而适应这一需求的政治教育内容不多；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调整和军地“反差”等问题，广大官兵迫切需要调节心理上的失衡和道德上的冲突，而政治教育却未及时更新和丰富军人伦理教育的内容；面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广大官兵迫切需要确立新的国防观念，而政治教育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领域不够及时；等等，造成教育的内容基本上还是“老观念、老格调、老角度”。因此，教育难以奏效；“窄”：现在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单一，领域狭窄，知识容量小。如果不更新观念，拓展领域，政治教育只能是在狭窄的圈子里搞低层次的循环；“散”：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虽然体现了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教育的基本结构，但是体系还不够完备，内容还不够系统，没有依据现代军人政治思想素质的有机构成、发展过程和内在联系，前后照应、步步深入地设置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老、窄、散”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基本原则尚未正确把握。
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解决好人们的现实思想问题。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依然沿用过去一些老的教育内容，必然难以适应时展的客观要求，满足不了广大官兵的实际需要，因此，必须加以改进和创新。
一、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相结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
当前要进行的经济思想教育，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现在地方已加强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经济知识教育，许多中学在政治课中专设《经济常识》课，大学里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地方的做法值得军队借鉴，同时也给军队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我军的经济思想教育不充分不系统，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官兵对经济知识的渴求。必须重新设计教育结构，把经济思想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突出。通过教育，使官兵们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现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懂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了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懂得建立国防经济的重要意义；了解当代世界经济状况，懂得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意义。同时，还应着眼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组织官兵学习经济管理知识等内容。
提出加强经济思想教育，是要把经济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经济思想正在渗透政治思想领域，给政治思想以深刻影响。比如，经济上等价交换的观念，就影响政治上的奋发进取，等等。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和网� 当官兵们增强了经济意识，就有助于各种政治观念的更新，从思想上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提高了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就有助于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从思想上真正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解世界经济形势，就有助于确立正确认识国际问题的立场，提高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总之，经济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才能够培育既懂政治、军事又懂经济、顾大局、讲奉献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军人。
二、相关学科知识与政治理论知识相结合，拓宽政治教育的领域
长期以来，在部队中曾经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似乎只有靠政治理论的灌输，只能靠纯而又纯的政治教育。殊不知，政治教育是一项从政治上育人的系统工程，只有熔一切育人的科学知识于一炉，才能发挥教育的整体效应。以往政治教育内容，知识覆盖面窄，除了政治理论知识外，较少涉及相关学科知识。实际上人的思想容量是很大的，以思想结构而言，就由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和法学思想等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要素所构成。
使相关学科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教育结合起来，可以用三条线来贯穿：
一是历史教育线。历史教育是一个广阔的教育领域，内容十分广泛而又十分深刻。历史的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通过探索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确定前进的方向，给人以勇气和信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给现实提供借鉴。因此，它是探求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教育结合的一条重要线索。我军应当形成一个以培养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主要目的的、把中国古代、近代、中国革命史和我军优良传统等有关内容有机结合的历史教育系统。
二是国防教育线。国防教育的领域也是相当广阔的，它由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内容综合构成。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原来国防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显得不够了，需要开辟国防教育的新思路、新领域。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国防观，已� 因此，国防教育必然要与世界观教育相结合，从而体现国防知识与政治理论知识相融合。我军应在一般性国防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国防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的教育，旨在教育和培养广大官兵增强国际战略意识，认清我国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域外有国家利益的观念，认清军队维护国家利益的神圣职责；增强领土、领海、领空观念，激发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高度责任感；增强防卫观念，强化保卫祖国周边安全的思想；发扬爱军习武的崇高精神，调动官兵练兵积极性；正确处理全局上适度戒备与局部上高度戒备的关系，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
三是品德教育线。这条线由伦理教育、美育和法育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美学和法学，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说明了这些相关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品德教育是对一个人的基本教育，是解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的问题。作为军队，是解决做一个合格军人和怎样做一个合格军人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道德观念一系列的变化，在新形势下完善这一基本教育，显得格外重要。我军应在现有品德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结构更为完整、领域更为广阔的军人德育系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与伦理学、美学、法学知识的交互、融合，使道德观、审美观和法制观教育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的综合的教育，真正成为世界观、政治观教育的坚实基础。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 治理多元主体 中介组织
知识产权首先是一种私权，市场成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激励主体。同时，知识产权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政府必须介入知识产权的供应和管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模式因权力的单向性和一维性而走入困境，以开放协商、分散治理为特征的公共治理模式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笔者认为针对公共领域的公共治理模式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本文提出知识产权治理这一概念，提倡社会主体积极让人知识产权产品供给从而形成多元治理机制，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认为应当明确界定多元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合理构建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主体三者的良性合作机制，以实现知识产权的善治目标。
一、知识产权治理概念
罗豪才教授认为：“所谓公共治理，就其构成而言，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元素与广泛的公民参与元素整合而成。”开放的公共管理具备集体选择优势，公民参与拥有个人选择优势，将集体选择和个人选择进行整合的治理模式能兼具两者的优势。把这种治理模式引入到公共产扫领域中来，就形成了知识产权治理。笔者认为，所谓知识产权治理，是指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过程中，基于多元化参与主体平等协商、良性互动而形成的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知识产权治理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强调多中心的治理，政府不是唯一的权力来源；其次，强调政府和社会的合作，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再次，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最后，在治理手段上，政府摒弃单一的权力手段依赖，积极开发新的管理工具，以不断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本文主要从治理的主体多元性特征出发来研究知识产权治理问题，这一特征也是知识产权治理的本质特征所在。这种研究不仅关注于多元参与主体，还关注于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知识产权治理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政府主体，包括正式政府组织及政府授权的组织。二是市场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等基于利益驱动而从事知识产权创造的主体。三是社会主体，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中介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知识产权服务的社会组织。
二、实现多元治理的依据
(一)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对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并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和服务，或者可能是以一种对整个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方式进行，市场机制自身并不足以实现所有的经济职能。”这种市场失灵现象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存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垄断。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独占权和专有权，是一种法定的垄断权利，但在市场经营活动中，这种法定的垄断权常常被滥用，滥用形式包括拒绝许可、搭售行为、差别对待、掠夺性定价、过高定价等行为，其目的在于限制或阻碍正常的市场竞争，最终会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市场主体缺乏投资动力，导致知识产权产品供给不足。对于一些基础领域和战略领域来说，由于研发周期比较长，投资比较多，投资效益不确定，投资风险比较大，很多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投资。这样在市场机制就无法提供足够的利益驱动力来带动市场主体进行相关知识产权的创造。第三，知识产权保护目标的异化。由于专利丛林现象的存在，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组成专利联盟实现内部的专利交叉许可，专利由最初的激励创新的工具异化为阻碍竞争的工具。中小企业由于技术基础相对狭窄而较少得到机会与大型公司实行专利交叉许可，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第四，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跨国公司拥有的知识水平和技术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市场信息交流的不完善导致市场交流的时滞及中间产品供给的不稳定”，技术产品价格难以反映出真实的市场供需，这源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因此难以依赖市场本身而得到改善。上述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表明知识产权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能仅仅依赖市场，必须有其它力量的介入。
(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政府失灵
有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事实上，市场失灵并不能为政府干预提供充足的理由，政府本身同样存在着失灵现象，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政府不见得能做得更好。美国学者沃尔夫认为：“在市场‘看不见的手’无法使私人的不良行为变为符合公共利益行为的地方，可能也很难构造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这一任务。”反映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管理效率不彰。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存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种机制下存在着多头执法、政出多门、执法部门之问缺乏有效沟通等等弊端，降低政府知识产权管理效率。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专利申请量大幅度提升、专利管理人员素质低下、专利管理人才缺乏等因素也导致知识产权管理效率低下。第二，决策信息缺乏。在信息爆炸时代，政府由于难以充分占有相关知识产权信息，从而导致决策失灵的现象屡见不鲜。第三，公共政策失效。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政策时，政策供给往往并不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来自政府自身的判断。由于政府的决策能力有限，往往凭长官意志决策，或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影响，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失效，政策与实际市场需求相脱节。第四，寻租与腐败。在知识产权领域，政府的大规模介入同样会产生寻租和腐败问题。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等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方面，企业在争取政府官员的政策支持过程中极有可能通过寻租活动以获取较其它企业更为有利的资源。
(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要求实现多元治理
知识产权领域内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要求寻找其他途径实现有效治理。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学者主张引入社会中介组织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缺陷。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中介组织并不能作为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基于资源不足、人才缺乏等各方面的因素限制，它们只能作为有限的替代途径。当前很多国家都在尝试多元治理模式，比如欧洲专利局针对当前专利系统失灵的现状，对2025年的专利系统提出了四种规划方案：以市场为导向的灰色方案、以国家为导向的红色方案、以社会为导向的绿色方案和以技术为导向的蓝色方案。其中任何一种规划方案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而是市场、政府、社会和技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而协同产生效用。当前，社会主体的在知识产权治理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我国，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不仅包括商会等行业协会还包括知识产权服务组织，如专利机构、商标机构等。这些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在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了知识产权治理过程中促进知识产权合理流动和扩散的重要社会力量。因此，在当前如何发挥知识产权中介组织的作用，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之间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使三者在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同时形成一个多元治理结构，是当前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多元治理机制的构建
(一)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地位及其功能
1．政府的地位及其功能
笔者认为，当前政府在国家知识产权治理中应当居于主导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有着日益重要的地位。我国企业在推行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和公共需求，“这些公共需求无法或难以依赖企业自身满足，因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说：“政府无疑还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代表国家的合法政府仍然是正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国内和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政� 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依然具有核心的地位。”因此有必要积极维持和发挥政府在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当前任何削弱政府地位的企’图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政府重要职能之一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在知识产权领域内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改革和完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采购政策等各项相关政策等。在制度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但由于立法比较分散，并不能适应高新技术发展和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要求。因此政府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第一，继续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并逐步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接轨；第二，加强和改善知识产权执法建设，实现行政执法和司法模式的良好对接，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第三，提供资金，打造企业知识产权产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平台，如在大型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信息通讯等领域，政府直接资助以提供公共产品；第四，督促企业和各级地方地府积极推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第五，打造电子政府、数字政府，加强政府的信息化建设，以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平台；第六，组织科研攻关等。
2．企业的地位及其功能
企业是知识产权战略中的核心力量。企业是市场经营活动的主体，是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主要主体。当前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如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国际竞争能力较弱、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企业整体经济实力不强、相关知识产权政策有待于进一步改革、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产品的能力和动机非常有限。
要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可以通过几下途径进行：第一，加强知识产权的组织管理，并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以形成自身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由懂技术、会管理、精通知识产权法律和国际规则的人员组成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制定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与防御措施，专责把握技术研发动态，关注与本企业有关的国际技术的发展新趋势，处理涉知识产权事务；第二，加大资金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量，注重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的知识产权体系化；第三，加强国际交流，开展国际合作与研发，建立技术战略联盟等；第四，加强产学研的合作，以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此外，还要加强知识产权意识的培育和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培养。
3．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地位及其功能
知识产权中介组织是提供知识产权产品补充和推动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成了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将研发、推广与应用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要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评估、交易咨询和诉讼等中介服务机构，提高服务水平、拓展服务功能。同时要加强对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信息咨询服务，突出专利事务所、商标事务所的职能，细化评估标准，推动知识产权中介服务向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知识产权中介组织是知识产权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越是发达的地方，知识产权中介组织越是活跃。当前在我国，知识产权中介组织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对这类机构和服务认识不足，没有形成接受社会服务的观念，企业习惯性地接受政府服务；二是社会自治能力不强，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发育不成熟，本身支撑能力不强，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必须积极培育我国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增强其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能力，并加强对其引导、规范和管理，使其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过程的重要力量。
(二)多元参与主体合作机制的构建 首先，推动政府、企业及社会主体的合作。这种合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到企业和社会主体的知识产权活动中�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制定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来协调企业与社会团体之问的利益关系，促进和加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推动“产学研介”战略联盟的建立。第二，政府通过采购行为，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其竞争力。在企业投资失灵的领域政府直接投资提供知识产权公共产品。第三，完善社会中介服务支持体系，大力促进孵化器的发展。第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等等。
另一方面，企业和社会主体可以充分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企业、社会可以用其拥有的市场信息或专业知识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企业和社会主体可通过听证会或座谈会的方式，广泛参与政府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决策过程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使政治系统的政策产出更具有合理性和回应性。
关键词 流域复合系统；适应性管理；复杂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TV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6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0
流域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生境，对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然而，数十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的迅猛发展，流域自然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多种环境资源危机共存且日益加重，并呈现流域性特征，使流域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突出表现在：流域性复合型水污染问题在众多流域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问题从干旱地区季节性缺水转变为普遍的季节性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的局面；流域内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破坏、生物群落退化等生态问题凸显，并呈现“局部改善、整体退化”的总体格局；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水灾害与突发事件的频率、强度以及风险都在进一步加剧。我国自然生态与环境先天脆弱性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导致这些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流域危机在短期内集中显现与爆发，各种问题相互作用、彼此叠加，使流域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与多样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与突出。而我国要以稀缺的水资源、有限的水环境容量和脆弱的水生态，承载不断扩张的人口规模和高增长、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面临着比世界上任何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面临的都要复杂、严峻的流域性问题与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流域复合系统及其复杂性分析
流域水问题的系统性、复合性、多样性、突发性和严峻性等特征要求基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站在流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层面对其进行分析，以清晰全面认识其成因与复杂性，进而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
1.1流域复合系统
流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是人为主体、要素众多、关系错综、目标功能多样的复杂开放巨系统，具有复杂的时空结构与层次结构，呈现整体性、动态性、非线性、适应性以及多维度等特性。水是流域系统的纽带，具有多重属性。它既是一种自然资源，又是物质生产资源，同时还是一种生活资源。而人作为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具有一定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特征，通过资源开发与利用等社会经济行为将资源和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的广泛参与及其有限理性造就了流域系统的高度复杂性。
构成流域复合系统的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各自又是复杂自适应系统，有特殊的结构、功能和作用机制，而且他们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又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如图1所示。
(1)流域自然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自调节与自生长能力。是复合系统形成的基础。系统内部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反馈机制，并与社会经济系统存在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以生物与环境的协同共生及环境对流域内活动的支持、容纳、缓冲及净化为特征。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型与资源破坏型影响，其又通过一系列自然过程、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及生物过程等使自身状态与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决定其服务功能。自然生态系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调节：外部组织或者自组织。许多传统的保护工程方式就是外部组织，但是它们结构僵硬且适应变化的潜力较小。
(2)流域经济系统以资源为中心，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机制与宏观反馈控制体系进行调节。市场机制是经济内在本体机制，市场把流域内外各种经济活动与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起着重要自调节作用。而反馈控制机制体现在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与经济政策对经济系统进行宏观调控与干预。流域内经济结构本身就是市场机制与宏观控制机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反馈控制机制与资源环境压力是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而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是在前两者作用下，系统内微观主体受价格、供求与竞争等影响，不断调整其经济行为，逐步自组织、自适应的过程。单纯依赖政府直接干预或市场自我调节都是过于简单的做法，因此，在实践中两者之间的力度把握与时机选择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3)流域社会系统以人为中心。流域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在市场化逐步健全的今天，人类生活用品绝大部分是从经济系统中获取，因而人类生物质与文化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在改变其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自然系统产生了影响。所以，社会系统在复合系统中起主导作用，其主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主要受到文化传统、价值观等内化因素与法律规范、经济刺激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对主体价值取向等有很好的规范才能保证流域经济、自然的健康发展。
在这三种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下，流域系统表现出强烈的整体性、动态性、涌现性等特点。如，人类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的资源过度开发与污染排放，使流域生态状况恶化，并严重影响生态系统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而自修复能力降低导致其环境容量同步下降，加速恶化趋势。同时，经济发展与人口膨胀致使水资源需求量及水污染排放量同步扩大，而污染引发的水质恶化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流域生态持续退化，不但造成区域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退化；而且大范围生态失衡，加剧了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使经济难以持续增长并引发社会不稳定。然而，人类筑堤修坝、围湖造田、超采地下水等经济活动或抵御灾害行为，一方面却使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更加显著，尤其是大量水利工程设施使流域被人为地渠道化、破碎化，污染物净化能力、水生生物生产能力等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人类自身抗灾的能力日益下降。进而，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流域灾害层出不穷和快速增长，并以诱导型自然灾害为主。
总之，流域系统中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复合体系，具有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流域水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各种水问题相互影响、彼此叠加而愈演愈烈；但从本质上讲，人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产等对流域系统产生的干扰已不再是对流域自然过程的简单干扰，而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与自然过程交织作用的集中体现。
1.2复合系统管理中的不确定性
流域复合系统的复杂性与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造就了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且许多不确定性是难于预测的。不确定性已成为流域管理取得成功的巨大障碍与必须直面的问题。
(1)系统认知的不确定性。流域复合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们对其认识具有不完全性与渐进性。因而，系统认知不确定性是固有的，不仅表现在系统状态的部分可观测性、系统结构与过程以及历史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而且产生这些趋势的系统要素及其交互关系包括非线性、反馈回路、延迟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自然过程、社会过程与经济过程共同存在且作用于流域系统，使得单一学科知识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分析与总结。
(2)管理目标的不确定性。目前广泛研究的流域综合管理是以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但由于系统演化及其管理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较大、系统渐进认知带来的认识滞后性等在构造该目标体系上存在很大分歧与抽象色彩，尚不存在一个明确并具有操作性的普遍认同体系。在实践中，人们又对问题的原因、利害关系等识别上存在分歧，不可避免地从不同的视角与利益出发提出管理的目标或需求。同时，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会给管理带来更多新的需求与问题。
(3)管理依据的不确定性。流域系统的复杂性使其状态和干扰因素难以简单概括为一些易测定的指标；生态修复的长期性也需要长期的可重复试验和观测。而且流域系统的时空特征带来的尺度效应、累积效应、外部因素干扰以及抽样和测量误差，使得精确识别与量化系统状态以及影响源及其效果分析变得异常复杂。此外，特别是由于对系统功能及过程的认识不足，管理方案不得不建立在某种模型假设前提上，而模型参数与结构的不确定性使理论结果与管理输出之间存在差距。因此，管理的理论与实证依据具有巨大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效应以及潜在风险，对管理实践提出了巨大考验。
(4)管理决策的不确定性。决策制定者、利益相关者与科学研究者之间不协调给管理决策带来了不确定性。他们对问题的产生原因与合理的解决方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会影响他们对系统的认识、具体管理目标、具体管理措施成功的可能性等的判断。具体表现在研究者主要从专业学术角度对系统或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利益相关者倾向于从切身利益出发提出要求；而决策者偏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去解决实际问题。
(5)系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流域系统的自适应性也决定了系统对管理行为的响应具有不确定性。社会、经济、人口、生态等因素的变化性使得通过观察难以直观推断系统状态以及影响源，并预测他们对管理行动的反应。个体行为的主观性使得流域治理的社会经济政策实施效果无从精确预测，即管理者对系统部分可控制。系统的开放性还决定了系统要受到外界物质、资金与人员等方面的随机干扰，进一步加大了系统响应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某些因素的不可预测性内在于系统行为中，如极端气候条件以及不断呈现出的新型污染物等。
综上所述，流域复合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流域系统及其子系统自身结构、功能与内在规律以及流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人类并不足以对它具有充分理解并实施控制。而复合系统的复杂性特征使得系统一方面呈现出极大的随机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系统内在自适应能力与作用规律则表现出秩序性、确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使得流域治理必定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工程。
2 我国现行流域管理模式分析
回顾我国重点湖泊及流域治理历程，不难发现，流域治理正在经历由单一的水利工程或者生态治理工程为主向以流域复合系统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转变。
从管理目标与范围看，流域管理在不断根据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趋于合理，而且在对流域的科学认知方面也在不断的加深。例如，《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就明确体现了政府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的四大转变：从工业点源污染控制为主向工业点源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相结合；从城市污染控制为主向城市与农村污染控制相结合；从陆上控制为主向陆上与水上污染控制相结合；从治理污染为主向防治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转变，力图进入污染控制、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的综合治理阶段。而且，管理者认识到流域治理是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尽管如此，近20年来流域治理中各类“零点行动”、“环保风暴”等执法行动与“综合规划”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流域性污染尤其是在大型湖泊流域性污染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众多湖泊富营养化趋势仍未扭转，污染反弹甚至恶化时常发生，大部分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这无疑也说明了现行管理模式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管理模式进行剖析。
2.1管理范式与手段
流域治理普遍采用机械唯物的“预测一控制式”管理范式，认为系统对管理行为的响应可以预测，进而设计最优控制策略。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对小流域及其治理作了大量研究，从短期看确实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难题。但它们大多把流域系统看作一个具有线性、规范性与平衡性等特点的可简单预测、容易控制的理想系统，针对流域中矛盾的某部分进行研究与治理，把问题当作遵循简单线性因果关系的确定性问题来对待与处理，以试图减小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维度；认为规划制定者可以分析系统内存在的一系列明确的杠杆效应，并应用它来引导已知的反应。这无疑低估了政策干预所带来的非线性反馈效应、时滞效应以及人的自主性的重要性。这种简化方法具有误导性，它或许能够在短期内成功应对某些局部问题，而长期看来却时常具有超过短期利益的负面影响。
基于这种管理范式，流域管理还是以“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行政命令一控制手段为主，而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手段较弱。这种手段虽然简单易行、针对性强，但是缺乏柔性与持久性，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效果较差。
2.2政策与规划制定
流域治理强调自上而下统一规划，但很容易产生政策时滞效应，包括认识时滞、执行时滞与效力时滞三方面。现在通过成立专门流域管理机构，政府正有效缩小执行时滞，但相关机构的理论水平与预测能力往往存在很长的认识时滞；同时，流域管理中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它们会让各种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力。例如，2007年无锡供水危机事件爆发后引发学界和政府持续讨论，随后通过国家和地方的逐级反馈与审批，到2009年才有完备的地方性措施出台。而这些措施从出台到实施、再到奏效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综合治理虽然以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但是规划重在考虑水资源可利用量、水环境容量等生态因素，人文与技术因素在规划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与纳入，难以充分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规定的可承受能力，使遵守法规和政策与生存和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导致现实中利益相关者为了生存而不顾生态极限。而且水环境容量测算本身就存在较大的争议。
第三，统一规划虽然采用综合管理的形式，但并没有出台流域性的政策和实现政策间的协调。我国水资源与水环境双重管理体制决定了流域水资源管理与水环境治理分开进行。总量控制与配额管理是规划决策制定的依据。水资源可利用量、污染物减排目标和污染治理投资等主要依据行政区划逐级分解，没有遵循流域特征和污染变化趋势以及目标的现实性。
第四，在规划制定中，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目标设定不合理、备选方案不足、风险管理困难等致使无法进行柔性化管理。规划内容中对生态系统进行人为控制的色彩比较浓重，多偏重且依赖生态治理工程、大型调水工程等水利设施建设以改善流域环境。部分工程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运行效率低下问题严重。
此外，有些部门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导致权力寻租、部门利益化等问题，协调管理难度加大；监测与评估不能客观公正，进而管理者也没有动力与压力来及时发现政策或工程方案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调整。
2.3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在目前流域管理中观念极其淡薄。在管理决策中，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制度保障缺乏、信息公开不足等诸多因素，NGO、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参与力度、范围及深度都十分有限，即便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力度仍不足。决策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被动接受的过程，这不但使公众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对公众及利益相关者支持度与目标可实现性也考虑不足，实施效果难免产生很大偏离。而且流域治理过多地依靠国家投入，缺乏社会资金的有效注入，资金不足成为制约瓶颈。
同时，社会参与不足，不但造成公众意识不到治理的困难与复杂，使他们倾向于抵触有损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对环境短期内得以改善抱有很大期望；而且，公众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倾向于依赖行政机构解决环境资源问题。
3 适应性管理
不可否认，当前管理模式在流域治理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流域问题得到了一定遏制。但这种以行政控制为主的管理模式，面对新时期日趋严峻的流域复合性水危机、流域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难以通过传统的理性主义、还原主义决策模式对未来做出精确预测与评估，治理不到位和部分失效在所难免。近年来中外众多学者指出，中国面临的水危机实质上是治水体制变革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变化累积形成的治理危机，解决核心是治水模式转变。例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战略研究报告都把解决环境问题的治理结构和体制改革放在优先行动中。因此，有效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框架才是应对流域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关键。
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时滞性的基础上，Holling于1978年提出了适应性管理理念，随后这一思想得到了深入研究，并应用到生态系统管理众多领域。适应性管理的前提是人类对任何生态系统主要驱动力及系统行为和响应的认识能力存在固有局限性，因此管理必须具有适应性和通过积累并吸收以往经验和见解改变管理实践的能力，通过不断调整战略、目标及方案等，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环境变化维持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其目的在于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恢复力，即关键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干扰的持续性和适应性，而不是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因此，适应性管理是一个通过从已实施策略结果中学习来持续改进管理政策与实践的系统过程，即通过管理学习来学习管理的过程。
适应性管理通过进一步融合协同管理的思想在欧美众多流域治理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与推广，并已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如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野生物种与鱼类保护计划、密苏里河流域生态恢复工程、澳大利亚大堡礁水质改善项目等。通过对这些治理经验的分析，总结到适应性管理的特征及其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区别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强调对管理过程的管理。适应性管理是从广泛的研究与沟通中形成的，它以社会参与且政府、利益相关者等分享管理权利与责 实现适应性管理还需要体制建设、构建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完善。而且，为了综合考虑管理中不同种类的不确定性，适应性管理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反复试验”，而是认为政策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是一个由问题识别、政策形成、政策实施、系统监测以及评价与反馈等一系列行动组成的迭代循环过程，并提倡对政策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2)强调从知识管理到知识创新的转变。生态系统管理与人类社会经济管理是一个信息密集型的跨学科、跨领域尝试。它需要对复合系统复杂性的综合了解，以在多重尺度上监测系统各方面状态、制定决策并对系统反馈做出反应。因为这种复杂性，任何组织或机构难以拥有管理所需要的全面知识与信息。适应性管理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将管理者、科学研究者以及利益相关者通过交流、沟通等方式使知识从个体私有向群体共用转变，实现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并形成良好的互动。
(3)强调群体决策过程。综合视角下流域管理对象不再局限于自然系统，而是涉及到社会经济领域。对自然生态系统科学认知的不足，单纯的环境管理可以采用控制等硬系统方法；但是，人的主动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对复合系统特别是非结构化问题的管理上需要应用软系统方法。适应性管理把利益相关者引入到决策制定过程中，能够更有利于资源争端与环境冲突的解决。在政策形成阶段，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利益与价值观，在多框架下，通过沟通、协商与谈判达到对问题的普遍认识与共同的阶段性目标，保证管理决策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只有这样，决策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信任构建的过程。正如Pahl-Wost所说：管理不是为了寻求问题最优解决方案，而是持续的学习与沟通过程，其中最优先的是交流、共享观点和提出适应性群体策略。因而，把公众引入到管理之中，一方面有利于公众或利益相关者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商议”转变，提高政策的公正性与支持度；同时，能够更好地吸纳社会资本，而不是依赖政府投资。
(4)把社会学 社会学习是贯穿其中最核心的特征。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社会的主动参与，强调在价值与同一性形成中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在环境资源管理中，基于学习的方法用来处理管理中的不确定性，社会学习不单要注重构建学习型政府，而是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开展学习，包括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与组织以及社会个体层次。基于现行或未来的新技术为依据，通过反复实践、评价及调整，在实践中学习寻求适应企业或个人的“最佳管理实践”，从传统以保护为特征的专家知识灌输向基于团体的学习转变。
结合目前我国流域状况和管理现状，我们可以看出，适应性管理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见图2。适应性管理是更
合理治理模式的一个尝试，是流域未来治理的一个方法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探讨其在我国流域治理中的应用。
4 流域适应性管理模式初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推行适应性管理并非一蹴而就，还要接受来自法律法规、社会传统、管理手段等多方面的挑战，单纯依靠以往经验的延伸并不能顺利地实现向新管理模式的转型。本文主要从管理环境、管理体系、管理手段、决策机制以及科学研究等五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4.1从单独立法到综合立法：管理环境转变
健全的流域管理法律与法规是实施流域适应性管理的基本环境与根本保障。据我国水法与水污染防治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现行流域管理以流域统一管理为主、以部门管理和行政管理为辅的统一管理模式。然而，在管理实践中情况却与理论设计相反，国家管理机构与地方机构条块分割，以河流流经的各行政管理为主，涉水部门甚至行业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形成了区域和行业在水资源及其它资源管理、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决策分散化状况，而流域综合管理机构权力被瓜分无法履行协调管理职能。究其原因是目前我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流域法，有关流域管理的法律法规通常是部门或行政区立法，一方面，人为割裂了流域内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各部门与行政区立法重复甚至冲突，相关利益者的权利与义务、职能部门的权力与责任等方面不够明确，加重了流域管理和协调的难度。而且，现行法律法规大多是实体性立法，缺乏跨部门、跨行政区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序性规定，实体性规定没有程序性制度相配合将导致实体性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4.2从集中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管理体系创新
适应性管理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互动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格局，这种合作治理模式实质上通过建立一种在微观领域对政府、市场的作用进行补充或替代的制度形态，有利于大量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与公共行动网络。它要求流域管理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及科学机构有直接参与决策的权利与义务，如果失去了这一点，流域管理很容易又走入政府专行的集中管理局面。在新的管理体制下，管理能够更科学公正地进行决策，而且能够针对管理效果的反馈以及突发性做出及时果断的反应，避免传统层级审核与命令方式在时间上的延迟。Ostrom等已经论证了多中心治理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尤其是当前我国一些湖泊流域非点源污染已经替代� 引入以社区、村镇为单位的自主治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能够充分利用成员的合作优势与监督力量，在微观层面对环境治理形成共识。
然而，建立这种体制需要从各个层面逐步开展。在国家层面上，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法律制度是基础，加强对NGo及利益相关者等参与流域管理的权益规定，并出台公众参与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在流域层面上，转变传统管理观念积极推动机构改革，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进而组建社会参与的综合性流域管理机构；在部门与地方层面上，信息披露要及时全面，意见征求要切实落实；在社会层面上，宜鼓励社团组织、公众社区等民间组织的创建与发育，并通过一定的赋权使他们有效地行动起来，形成环境资源治理的基础。
4.3从单一管理到综合集成管理：决策机制创新
适应性管理虽然强调自组织管理与群体参与，但是最终还是要以科学决策机制为支撑来保障其发挥效用。目前，尽管各类计算机信息系统和水质监测装置普遍运用，但参与式的群决策机制还处于概念化层面，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有关参与式决策机制、群体决策支持平台研究几乎是空白，国外也没有完整、直接现成的成果可供借鉴。钱学森先生提出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在长期实践背景下融合多学科与多领域的技术与方法而形成的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和实践方式。宜以该方法为指导，通过综合集成定性定量相结合、专家研讨、信息处理与数据融合、人工社会与虚拟现实、群体决策及定性推理技术和分布式交互网络环境等多种技术与方法，从“定性综合集成”到“定性定量综合集成”再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循环往复、逐次逼近，建立创新型的治理决策机制，用结构化的决策序列来逼近流域管理中非结构化问题。
4.4从刚性管理到柔性管理：管理手段丰富
行政手段面对日益复杂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当前我国流域管理中依然未培育出良好的市场经济手段。这使得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兴建、运营水利工程及污染末端治理。所以，宜充分重视利用经济手段把环境成本内部化，从经济上刺激环境资源破坏者行为与价值观的转变。具体来讲要完善流域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推进水价改革与排污权制度并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促进水权、排污权等各类市场的发育，建立与现有技术相适应的排污标准以及通过特许经营开放传统政府垄断的水务市场。除经济手段与市场建立外，更要充分认识社会化管理手段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推行社会教育与培育社团组织、公众社区等非政府组织，提高公众资源节约与环保意识，引导与规范流域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另一方面，鼓励公众参与到管理决策制定与持续监督中，并通过决策参与使人们能够更积极地支持政策实施与改变生活方式。同时，注重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社会化管理相结合，传统政策优势与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提高各类手段的综合效力。最终在此基础上，使行政管理机构完成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
4.5从经验治理到科学治理：科学研究职能转变
【关键词】场域；新闻场域；资本；惯习；南方都市报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新闻生产从来都受制于各种社会控制力量，任何媒介组织的自主性也始终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控制的互动张力中方能生成。以往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多侧重于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乃至决定生产实践，而对新闻生产过程中从业者、媒介组织的能动性关注的比较少。因此，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建构主义”的路径来分析新闻生产――不仅要关注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也要关注生产者的“反控制”，不仅要关注新闻生产的“常规”特征、也要关注新闻生产的“非常规”特征。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 Bourdieu）试图打破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既避免过度强调客观结构对行动者的决定性作用，又避免过度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他提出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给研究新闻生产提供了一种全新范式。“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1998：133-134）。“场”是力量聚集的所在，被各种权力或资本（政治、经济或文化等）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场的结构恰是不同的权力或资本分布的空间。“场的概念使我们想到，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个体……场才是最重要的，她必须是研究活动的中心”、“场是力量关系的场所（不仅指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也是针对改变这些力量而展开的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无止境的变化的场所”（转引自包亚明，1997：149，152，157）[1]。
简言之，从场域的角度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场域所要表达的“主要是某一个社会空间中，由特定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场域的灵魂是“贯穿于社会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及其实际的紧张状态”（高宣扬，2006：139-140）。依据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2000：P44、45、47）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场的分析，运用场域理论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包括：一、确定某个场与权力场之间的关系，距离近或远，被影响程度的大或小，要分析与它所处位置有关的一切因素；二、确定某个场内部的空间位置的关系，或力量格局的基本结构特征，也就是“构成新闻场结构的整个客观的实力对比关系”；三、研究和把握行动者/实践者的习性特征，进而进行阐释。
《南方都市报》从1995年开始试刊，1997年起正式以日报亮相，迄今已经13年。通过其1996-2008年的宣传口号，我们能够大体把握这份报纸定位的变化轨迹：从“大众的声音”到“改变使人进步”，再到“主流就是力量”、“中国的选择”，其发展历程既见证了都市报在广州乃至全国的兴起和繁荣，也代表着都市报向“主流大报”转型的路径和模式。笔者试图在梳理南都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场域理论对其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生产特征及“自主性”的争取过程进行分析，把握其新闻场域中权力、空间位置的变化轨迹。
新闻场域从来都不是静态存在的，而始终在与政治场、经济场、文学场等其他场域的互动中。《南方都市报》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对中观的新闻场域，这个场域的权力分布、空间位置既由其与外部其它场域的关系决定，同时也是在其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被逐步建构而成的。布尔迪厄强调，始终要从实践逻辑的出发来理解社会现象，他在知识场域研究过程中的“历史建构”意识同样适用于对南都新闻场域的分析：“对知识场域的研究首先需要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要求对知识场域与其他场域（尤其权力场域）的关系做出历史性的把握；其次，辨析知识场域的内部规则与资本在社会历史实践中的构成，并勘定不同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场域中的成员资格与位置，对其惯习引导下的特定行动做出解释”（Pierre Bourdieu，1977[2]；转引刘擎，2007：256）。
要把握一个新闻场域的基本位置和特征，既要对其当下权力和资本分布的空间进行描绘，更要对其历史建构的过程给予必要回顾和整体把握。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大众传媒在宣传方面的政治功能被过度强化，新闻场域基本隶属于政治场域之中，是具有明显“他治性”（heteronomy）而缺乏“自主性”（autonomous）的。回顾南都新闻场域的变化，实质寻求的依然是新闻场域自主性（autonomous）的生成过程和可能性――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2005:46）多次强调的那样，对新闻场域来说“真问题是其自（autonomy）”。
二、南都 “主流化”的发展历程
《南方都市报》曾有一个“五年规划”（2004：27）：1997年解决“有与无”的问题（奠基），1998年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摆脱对手堵截），1999年解决“上与下”的问题（解决温饱），2000年解决“大与小”的问题（由边缘走向主流），2001年解决“强与弱”的问题（走向强大建立现代企业）。南都的十余年发展历程，就是从“小报”向“主流大报”的转变过程，主要可分四个阶段：
（一）1995年－1997年起步：周报“试水”
1995年3月30日，作为周报的《南方都市报》正式试刊，定位“是《南方日报》主办的城市综合类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在城市宣传的重要补充，是《南方日报》联系城市读者的重要桥梁”（东方源，2002：11）。一开始，它就有两个明显特点：彻底的市场化，实行采编分离制度。此后两年，《南方都市报》作为南方日报“城市宣传的补充”已见雏形，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市场反响，经营上始终处于困境。由于筹备时按日报准备，运营后走的却是周报道路，用的也是广东省内刊号。这个阶段，最大的障碍主要来自刊号问题。好在，南方日报社很快决定将《海外市场报》的刊号给南都，自1997年元旦起改成日报发行。
（二）1997年－1999年发展：选择“另类”
1997年1月1日，《南方都市报》正式创刊，由周� 为吸引读者眼球、尽快扩大市场，南都新闻采取了“另类”的处理方式，主要遵循市场导向来运营，体现出典型的“市场导向新闻学”（Market-driven journalism）运作模式（苏钥机，1997）。其新闻生产主要有如下特点：（1）题材选择：大量刊载社会新闻、暗访新闻，制造轰动效应；（2）新闻专题：策划报道产生热烈反响，快速提升报纸发行量；（3）版面编排：大图片、大标题和模块化，充分吸引读者眼球。
总体来看，南都发展的第一阶段（尤其1997-1998年），整体风格和内容定位都十分“另类”，往往追求与众不同、一鸣惊人的轰动效果。以“一种相对比较另类或者说是小报的姿态来切入市场、打开市场”，成效是十分显著的（庄慎之，2004）。这种“另类”策略很快帮助其扭亏为盈，发行和广告增长迅猛：1997年初创刊时，其发行量仅为四五千份，同年12月实际印量已达7万份，1999年底突破61万份，2000年日均发行再次突破80万份。经营上，报纸熬过了最初两年亏损的艰难时期后开始赢利并快速增长。1997-1998年，报纸年平均亏损800万元左右，到了1999年，广告收入达到9000万元，实现了收支平衡。2000年广告收入则超过2.6亿元。
（三）2000年－2005年转型：实践“主流”
自2000年开始，“主流”出现在南都的广告语中，做新主流媒体和绝大部分主流广告客户的主选媒体，成为南都的新目标。也正是在“主流”概念的引导下，南都借助改版开始了从新闻形态到操作理念的全面转型，转型的方向就是做主流大报。这种“主流”报纸的实践过程，具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1、2000-2002年，酝酿提出主流目标，探索操作模式。2000年1月1日，经三次扩版已达48版的《南方都市报》零售价从每份0.省略》、《刺激2000•欧洲杯特刊》、《幸福2000》、《完全崔健 摇滚中国》等。
2、2003年-2005年 积极实践主流改造，改造报纸形态。2003年，南都的口号定为“主流就是力量”，这一年是集中体现《南方都市报》“主流化”转型的关键年，也是其打造“主流大报”的标志年。从新闻生产的实践和报纸形态的角度看，其“主流”改造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五个方面：（1）报道风格发生改变。由注重煽情、娱乐转向注重深层解读和客观理性。南都早期的策划报道形式夸张、视觉冲击力强烈、语言幽默富有活力，整体风格显得激情有余、理性不足；（2）时政新闻力度加大。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报道除《广州小变大盘点》、《惊变广州》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深圳市长和网民对话的系列报道；（3）系统化的时评实践。2002年3月改版时时评版正式诞生，此举开大陆媒体之先河。这个阶段，南都时评倡导“公民写作”理念，最有影响力的时评主要是孟波写的两大系列：孙志刚事件及收容制度系列评论，深圳新形象及网民对话市场系列评论。2004年3月，现任负责人李文凯主持时评版工作后，重新调整了版面结构，确立了“社论”和“个论”两大版块，并增设不定期的宏论版；（4）做好深度、重点和对话。南都深度主要以调查性报道为主，立足挖掘动态新闻幕后的事件背景和真相。其中，最具影响的报道莫过于2003年4月25日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这篇文章以准确、平实的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对孙志刚的深切同情和对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激烈声讨，并通过学者发文响应及上书人大，促成收容制度的最终废止；（5）继续做足特刊、专刊。在南都的新闻实践中，编辑部总结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特刊、专刊的操作经验。善于抓住机会、进行报道策划是该报的强项。总体上看，从1995年到2005年，经过十年发展，《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形态和实践策略已经比较稳定、成熟。
（四）2006年迄今扩张：打造“报系”
大体以2006年为起步，《南方都市报》逐步开始从一张报纸向集报纸、网站、杂志为一体的“南都报系”扩张。这种扩张战略显然与整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对旗下子品牌系列化的战略实施相关，以《南方周末》为核心的“南周系”（包括《南方人物周刊》、《名牌》等）、以《21世纪经济报道》为核心的“21世纪报系”（包括《21世纪商业评论》、《21世纪商务旅行》、《理财周报》等）先后打造成形，“南都报系”的打造亦属应有之义。三年多来，其扩张步伐主要集中于三种方式：新创周报与周刊（《南都周刊》、《风尚周报》）、跨区域合作办报（与云南出版集团联办《云南信息报》）、拓展新媒体项目（奥一网、南都数字报）。
新闻报道方面，除原有的时评、深度操作形态更加成熟外[3]（如时评增加了公众发言的“个论版”、线下定期举办“公众论坛”，深度增加了颇有特色的“网眼”版、聚焦网络热点现象），还在重大时政新闻、高端报道上有所突破。需要指出的是，受外部政策约束、市场利益诱惑等因素的影响，《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依然面临各种问题与考验。如笔者2005年做田野考察时，南都所处的新闻环境相对宽松，而2008年，则由于部分报道挨批、敏感事件频发、主管领导更迭的影响，深度报道生产中的“自我审查”不断，时评操作的话语空间亦大受限制。
三、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惯习
理解和应用场域理论，离不开惯习（habitus，亦被译成“习性”）[4]和资本（capital）等其它相关概念。布尔迪厄在《区隔》（1984）一书中，提出了分析模式的简要公式（如下），他“完整的实践模式把行为理论化为惯习、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转引自戴维•斯沃茨，2006：161）：
[（习性）（资本）]+场域=实践
由这个公式可见，场域理论强调研究实践者如何在特定的“场域”中（一种关系型的、权力或资本空间分布的位置结构），通过对各种“资本”（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以及政治资本等）[5]的争夺和运用，形成了一套包含着情绪、语言、倾向等在内的一系列行为机制，即“惯习”或“习性”。
在场域的争斗中，行动者能否获取利润或权力，关键要看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布尔迪厄主要关注三种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货币与财产）、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社会资本（熟人与关系网络），此外还有符号资本（合法性）。在这些资本类型中，经济资本是相对显性的，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相对隐性的。三种主要类型的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作为最有效的资本形式，经济资本可以被轻易地转换成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要转换成经济资本“却不是即时性的，而且遭受的风险比较大”。（李艳培，2008：137）
关于“惯习”，布尔迪厄（1998：171）这样定义：“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简言之，习性是一套主导实践行为的倾向，虽然很难经验性地阐述，但“指向一种理想的行为类型，即习惯化的、实践性的、心照不宣的、倾向性的，同时又是结构化的行为类型”（戴维•斯沃茨，2006：326）。作为“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习性“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的功能，也就是说，发挥产生与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理的作用。”（Bourdieu,1990；转引自戴维•斯沃茨，2006：117）他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主张抛弃“经济人”的假设，而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是在社会建构中的‘游戏感’中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
下面，我们将围绕场域理论的三个关键词（场域、资本、惯习）对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实践惯习进行具体阐释。
（一）南都新闻场域的结构化特征
把握新闻场域基本特征的关键是考察其“自主性”（autonomous）。对《南方都市报》新闻场域历史建构的过程进行描述，恰好可以细致、生动地帮助我们把握：在中国现实的制度情境中，南都新闻场域的自主性是如何争取、获得、维系的，显然，它既是被外在场域结构化了的（structured）的结果，又是新闻场域内部实践者不断争取使其结构化（structuring）的产物。
显然，中国的新闻场域相当程度上是属于权力场域――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场域的重要组成。由于任何级别的媒体本质上都隶属于政府和党，因而，其作为意识形态合法化建构的工具，自主性是比较脆弱的。像布尔迪厄反复强调地那样，新闻场域一个最典型特征就是“他治性”（heteronomy）。他曾经区分过知识场域的两种生产[6]（转引自刘擎，2007：258-259）：一种是针对同行的、专业的“有限生产”（学术、文学、艺术、科学等），一种是满足外部（政治的、经济的、大众欲望的）需求的“大生产”，前者更加遵循内部的等级化规则，后者受到外部场域（权力场域和经济场域）规则的制约。外部规则越能影响内部规则，则知识场域的自主性越低。依据这种区分，新闻生产是知识生产中典型的“大生产”，它的所有环节都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高度“他治性”的（heteronomy）。
从南都新闻场域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结构化的典型特征在于：不断试图摆脱“他治性”的困境，争取和获得“自主性”。理解其场域的结构性特征，必须观察其权力分布和客观的位置关系的变化，我们不妨从两个纬度进行比较和衡量：
其一、结构的纬度。任何新闻场域都是被结构化的空间。场域可大可小，没有明确的边界，整个中国新闻行业、广州新闻的区域市场、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社都是大小不同、交错编织在一起的场域，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作为一个媒介组织的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场域，因而相对具体和微观。
依据这种结构性的纬度，我们看到了南都新闻场域位置变化的基础：作为政治场域的组成，从一开始它是高度“他治性”的。南都新闻场域从宏观上，是国有媒介权力结构中的有机组成，属于权力场（尤其政治场）中的一部分，由于其行政级别比较低、早期不受政府和党委宣传部门的重视，与《南方日报》相比，显然距离权力场比较远，因而才可以依照市场导向、进行比较“另类”的新闻生产。但伴随其不断的发展、壮大，其对权力场的影响也在加强，由此逐步进入政治场域的中心位置。因而，从其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的关系看，经历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过程，这种转移体现在南都管理层的生产话语中，就是不断“接近”“靠拢”政府权力的过程。
其二、历史的纬度。任何新闻场域都有自己的行动法则，而这种法则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在行动者的资本争夺中被历史建构而成的。本文对南都发展历程，尤其主流化转型的历史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南都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权力场）位置的变化：由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增加，其实质上更加靠近了权力场/政治场，能够更加便利地从权力场中获取信息资源，也能够更加强力地对权力场施加影响。但从其内在的自主意识看，南都新闻场域并没有被权力场同构，反倒是坚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原则使其新闻场域与权力场的关系始终保持相对距离。毫无疑问，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增长，让南都新闻场域在生产实践中获得更大程度的“自主性”。
布尔迪厄曾经谈到三种不同的场域策略类型：保守、继承、颠覆。“保守的策略常常被那些在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享受老资格的人所采用，继承的策略则尝试获得进入场域中的支配地位的准入权，它常常被那些新参加的成员采用；最后，颠覆的策略则被那些不那么企望从统治群体中获得什么的人采用。颠覆策略通过挑战统治者界定场域标准的合法性而采取了多少有些激进的决裂形式”。（戴维•斯沃茨，2006：145）依次策略的划分，作为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新成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都采取的小报化“另类”突破策略，体现出相当的“颠覆”性特征，然而，其对政治底线的坚守，又多少带有对新闻生产合法性规则“继承”。
正是在继承和颠覆的生产过程中，《南方都市报》在主流化过程中获得了比《华西都市报》更大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至少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都新闻生产中“不即不离”的内部生产话语，二是南都新闻生产中“专业主义”的生产机制。
（二）南都新闻场域中的资本转换
任何场域的自主性程度，与其在场域争斗游戏中能够获得多少资本是密切相关的。有学者认为（刘海龙，2008：409），分析中国的新闻场域，首先要“确定中国媒介场中的关键资本”，其次才对媒介场的构型（configuration）予以重视和分析。结合现实状况，笔者以为中国新闻场域中的资本形式主要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四种。具体如下：
――政治资本，其提出是跟中国媒介的制度情境密切相关的。中国媒介均属于政府和党所拥有，而且按照不同的行政权力级别进行划分。如《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级报纸，其负责人享受部级待遇，《南方日报》是省级党委机关报，负责人享受局级待遇，而《南方都市报》只是南方报业集团的一张子报，与《南方周末》一样，行政级别上属于处级，因而，相对来说，其政治资本是比较稀缺的。然而，评判政治资本的标准除了行政级别外，还应该具体体现为国家、政府等公权力部分对其影响力的重视程度，或者“为国家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承认而进行的投入”（刘海龙，2008：410）。因而，衡量一份报纸的政治资本，既要看其行政级别，也要看其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经济资本，对个体而言，主要是指财富、收入等，而对南都新闻场域来说，主要体现为发行量、广告经营额以及相匹配的盈利情况、竞争水平。一份报纸的资产、收入越高，其经济资本越强大。这是相对显形的资本类型，可以由具体指标体现出来。中国传媒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争夺和积累经济资本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都市报的经济资本普遍要比党丰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党报由于拥有行政垄断资源，因而可以比较轻易地通过行政订阅、强制发行来获取经济资本，而且级别越高，借由政治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可能性越大。
――文化资本，仿照马克思“经济资本”提出的概念，包括三种形式：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南都的文化资本除了由其从业者的教育水平所积累之外，它在发展历程中不断提出的口号、各类活动所体现的传媒价值观，都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在笔者看来，以程益中为代表的早期“强人政治”所建构的文化价值观，是其最重要的文化资本之一。此外，南都报人通过不懈努力，尤其以时评与深度报道的“两大标杆”，在主流都市报中积累了相当广泛的文化认同和专业口碑，其声誉、品牌和文化价值观是相互渗透的，其外在的文化资本亦在不断增长[7]。
――社会资本，布尔迪厄（1997）将其界定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与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对特定的行动者来说，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依赖于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和大小，以及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各种资本数量的多寡 。就个体而言，社会资本一般来源于家族积累、遗传，后天教育及关系网的开拓。对《南方都市报》来说，社会资本则主要靠其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消息源、人脉关系、读者的构成类型等）来建立。
以上四种资本类型，在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中都是争夺和积累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刘海龙注意到（2008：411），中国新闻场域中，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可以被相互转换。“经济资本增长迅速的媒介为了追求政治合法性，被迫用经济资本换取政治资本；而另一方面，政治资本积累又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垄断，获得额外的经济资本”。具体来看，党报靠政治资本的天然性获得，为经济资本的开掘创造了制度性条件的，而一些过度市场化的小报、都市报则以主动边缘化的姿态放弃了政治资本，并专心换取经济资本。
与这两种资本争夺、转换的策略不同，《南方都市报》初期“另类”的新闻生产主要致力于争夺经济资本。此后，在逐渐“主流化”的过程中，通过加大时政报道的力度、增加新闻专题策划、提升高端报道的权重、借助时评对社会发言等手段，实质上形成了对政治资本的积极争夺。同时，由于拥有了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本，以及强大的社会影响，政府机构必须重视其报道和监督，南都也拥有了对公共权力进行有力监督的空间，这种监督背后实质上已经在进行着资本的转换――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
因而，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变迁中，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是在不断被争夺、又不断被转换的。从程益中的内部讲话中可以看出，南都新闻场域对政治资本的争夺主要受到两种因素的推动：
一是为了更大程度地争取经济资本，必须从权力部门获取高端的时政资源。小报化的低俗报道只能吸引相对低端的读者，而这个读者群是相对缺乏购买力的。因而，南都通过率先提价至1元的策略，意图改造读者结构、吸引白领读者，就是为了在更高竞争水平上获取经济资本。与此相匹配，在改造产品结构、提升内容质量的过程中，必然要增加对政府机构、权力部门的报道权重及影响，所以，争夺政治资本的过程也是为了争夺经济资本；
二是获取政治资本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对权力部门进行监督和影响，这种价值诉求是南都早期以程益中为代表的管理者强烈的“主观诉求”。正如前文反复援引的内容所示，南都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以“孙志刚案”为代表，总是在不断地突破新闻政策底线、对政府公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尽管会短暂恶化其与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关系，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实则帮助其建立了更强的政治资本――让政府重视、对政府监督。
在特定中国语境下进行新闻生产的都市报，在“主流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在以不断强大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去换取可资在体制内获得认可、并能发挥自我保护和外在监督作用的政治资本。党报定义的“主流”是以政治资本为标准的，一般市场化报纸定位的“主流”则侧重经济资本，而南都的“主流”则糅合了对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双重争夺。
（三）南都新闻场域的生产惯习
任何新闻场域中的生产惯习都既具有感性、也具有理性的一面。非理性的因素，主要是被结构所决定的无意识，而理性的因素，则主要来自资本争夺中的策略。用布尔迪厄常用的矛盾修饰（oxymoronic）来表达，就是“无意识的策略”，换言之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刘海龙，2008：407）。
回顾南都新闻生产从“另类”到“主流”的过程，不难发现，其生产惯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初期坚持“市场导向新闻学”的生产路径，主打煽情、低俗的故事化新闻，然后逐渐回归“新闻专业主义”的生产路径，更加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中立、理性、全面。同时，系统化的时评实践给公众尤其给社会精英提供了社会启蒙的公共平台，也体现了报纸对“文人论政”的士大夫传统的实践。而大量调查性报道的推出，则体现出比较强烈的“社会参与”导向，实践舆论监督的过程，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参与性新闻生产”的价值取向。因而，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背后，其生产惯习的变化逻辑可以概括成：从单一变得多元，从“记录者”走向“影响者”。
南都新闻场域的生产过程中，其“自主性”的争取和扩大，构成了对“他治性”的挑战和改变，通俗地来说，南都的新闻生产呈现出与党报截然不同的功能取向：并非宣传鼓动，而是记录及监督、参与和影响。布尔迪厄曾指出，在他治性的知识场域中，“政治正确性”的外部规则内化为知识场域本身的规则，成为竞争的首要资本。“知识分子在与这种规则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惯习，可称为‘创造性遵从主义’（creative conformism）”。他认为，严格而保守地遵从意识形态标准是获得“政治正确性”资本的首要前提，但在资本竞争中，简单凭借“盲从”或“效忠”策略未必能够获得优胜位置，“个体要在场域中提升自己的位置仍然需要积极地介入，仍然需要高度的敏感性、创造性、智慧和战略……最具创造性的遵从主义者获得了更多的资本而享有最高的特权；被动型的遵从者默默无闻；而那些‘非遵从主义者’或者创造性失误的遵从主义者，则成为场域竞争的牺牲品”。（戴维•斯沃茨，2006：260）
南都新闻场域的生产策略恰好体现出这种“创造性遵从主义”的典型特征：将来自政治控制的、无法突破的安全底线，“内化”为新闻生产的基本规则，但并不以“盲从”或“效忠”的姿态来获取政治资本，而是以“敏感性、创造性、智慧和战略”来争夺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这种“创造性遵从主义”正是南都新闻场域历史建构过程中典型的生产惯习。当然，这种场域争斗的游戏是十分激烈甚至残酷的，2004年“南都案”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南都为其“智慧”付出的惨痛代价。
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将南都报社作为一个整体性、组织化的新闻场域来进行历时性的分析，关注其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中，新闻场域“自主性”的变化（权力的空间位置）、资本力量的争夺和转换、生产惯习的典型特征等。经过上述分析，大致可以看出，南都新闻场域距离权力场/政治场的位置，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了，在整个集团新闻场域中的位置也逐渐从“边缘”向“中心”转移。
此外，其整体的生产惯习糅合了“新闻专业主义”（以深度报道为主）、“市场导向新闻学”（以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为代表）、“文人论政传统”（以时评为代表）的多元特征，具有分裂感和矛盾性，但拥有公共意识和独立立场的诉求和指向也非常明显，其新闻场域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获取这种自主性的过程就是对各类型资本（主要是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不断争夺、转换的结果。
注释
[1]布尔迪厄认为，场的界线只能由经验为依据的调查来决定，如迈克尔•舒德森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场的理论：“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报纸中‘客观性’这一现代概念的产生，牵涉到‘体面’（因为正是‘体面’的标准把‘新闻’从小报的纯粹性‘故事’中区分了出来），那么，你就无法真正理解在新闻中‘客观性’这一现代概念的产生，只有通过对这些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都进行研究后，你才能估计出它们是如何被具体的建构的，它们止于何处，到底谁进入了这一世界，谁有没有进入，以及他们是否形成了一个场等等。”（转引自包亚明，1997：146-147）；
[2]详见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ichard Nice,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chapter2.
[3]据副主编崔向红在2008年竞聘上岗演讲稿中介绍，2006-2007年南都的新闻产品有不少亮点，如本地新闻方面，发表了广州BRT调查、深圳公交降价等报道；策划报道方面，推出了唐山大地震、《十年》特刊、深港四百年等；深度报道方面，刊载了彭水诗案、高莺莺案、中日融冰之旅高端访谈、中国水危机等系列报道。其中，“彭水诗案”被司法部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典型案件，获得2006南都新闻年度大奖。
[4]惯习又被翻译成“习性”或“生存心态”，详见高宣扬著《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第四章，P113-117，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5]其中，文化和社会资本又被视作象征资本/符号资本，详见《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P189。
[6]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P264-265，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7]对《南方周末》这样具有文人论政色彩、精英办报理念的报纸，其文化资本则由新闻从业者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平、报社团结和凝聚的专业知识分子等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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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路径；启示
葛兰西的著作《狱中札记》，主要强调了统治阶级要坚持以教育和说服人民群众的方式，非暴力的获取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党的十突破性的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了更加简明深刻的理论依据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内涵和意义被人民群众所认知理解，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外化到社会实践中的过程。当今社会，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多元文化以及社会思潮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矛盾不断凸显，严重影响到群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建设也变得任重道远，其过程离不开集体意志的形成，实现路径也必然需要借助“有机知识分子”的合力作用并通过在“市民社会”中长期不懈的“阵地战”，从而获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树立和巩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是满足了这一现实需要，近年来深得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力求寻找与本土意识形态领导权构建的契合点和适用点。本文主要运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部分经典概念，重点从其对“文化领导权”如何夺取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作出理论适应与理论借鉴分析。
一、积极深入“市民社会”，强化大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理解
（一）葛兰西笔下的“市民社会”。与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民社会”的定义不同，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将市民社会限定在传统的经济领域，而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还应该体现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领域。市民社会是文化与思想传播的重要场所，统治者通过民间政党、教会、工会、学校等社会组织，以及报刊、杂志等各种学术文化团体的联合舆论发挥作用，对被统治者进行有效的思想文化控制，从而决定一个国家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以及行为方式。因此与国家职能相比，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则更显突出。葛兰� 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的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的’政府来执行的。”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的主阵地，在这里统治者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获取民众的同意和认可，取得政治领导权的同时从根本上达到夺取文化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目的。
（二）“市民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路径探析。“市民社会”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必然需要群众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整个“市民阶层”。“市民阶层”即为接受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大人民群众。当前我国存在着大量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民间组织团体和个人，他们不但是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客观对象，同时也是弘扬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需要他们发挥自觉地、积极地能动作用。葛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丰富、意蕴深刻，是人民群众现实需要与理想信念的完美结合。要借助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团体的共同力量积极深入市民社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大力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丰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模式，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生动形象的宣传教育方式走进校园、工厂、社区等基层组织，最大限度地争取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触了解，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认知理解进程。
二、大力培育“有机知识分子”，增进大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接受
（一）何为“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主要从事传统的生产方式，其存在与消灭不会受到社会发展更替的束缚和影响，他 而“有机知识分子”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物，他们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们可以明确表达或宣传自己所属阶级的集体意志，能意识到并且能很好的发挥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功能。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的职能归纳为：“知识分子与生产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和’，而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换言之，就是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对本阶级的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文化传播教育，为实现本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提供必要条件。因此，葛兰� 总之，知识分子阶层在整个国家社会结构中有着决定性的地位，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要把“有机知识分子”当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自觉践行者，成为贯彻执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中坚力量。
（二）“有机知识分子”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伴随着新经济结构的出现而产生的，是指同其产生的新阶级保持理论和实践上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是推行本阶级意识形态的生力军和实践者。但葛兰西依据的是当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需要，这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很大差别，当前中国各界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早已被明确规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过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不断加强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知识分子首先要认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同时具备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们各自领域不断研究和创新人类社会科学知识，积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社会范围形成思想共识，提升全体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接受程度和效果。
三、广泛开展文化领域“阵地战”，推动核心价值观的传承践行
（一）文化领域“阵地战”的实施策略。葛兰西将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策略比作军事学里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所谓“运动战”是指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敌人的正面、直接进攻，在葛兰西看来这种直接激进的运动战只适合在当时像俄国一样尚未开发市民社会的国家中运用。而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构成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它可以抵御灾难性的直接经济因素的侵袭，成为本国整个上层建筑的“堑壕”与“碉堡”，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机器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机构和民主制度之外，还包括资产阶级控制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机构，葛兰西将这种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比作像“水泥”一样，潜移默化地灌注到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中去，即使摧毁了军事防线，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因此，葛兰西提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所需要的新策略，那就是转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夺取文化领导权“阵地战”。阵地战原本是指的以坚守阵地为基础，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来全面夺取胜利的军事策略，在这里指的是无产阶级通过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团体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思想觉悟，从而以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取得胜利为前提，最终再夺取整个国家。所以说，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不断的教育，以凝聚和重树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支柱。因此，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依靠有机知识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意识形态“阵地战”，从根本上打破被资本主义虚假意识禁锢的枷锁。
（二）“阵地战”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路径中的再运用。葛兰西的“阵地战”，是在资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和团体，不断攻击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逐步建立自身文化思想体系，从取得文化领导权层面入手进而夺取革命的全面胜利。这种思想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路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这决定了不可能实行如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而只能是经过“阵地战”作长期建设准备。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目的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与队伍，以此长期与资产阶级斗争直至取得胜利为止。不同的是，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也早已获得了文化上的领导权。因此，我们现在强调的文化领导权不是“夺取”，而是要将其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要将当前工人阶级的思想文化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使他们自觉学习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从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能量，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现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文化建设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地，把握好思想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巩固坚守自己所特有的先进主体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要立足长远发展，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努力发扬民族精神，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健全民情民意沟通机制，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产业相关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立与管理，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安全，防范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实践中去，因此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在当前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大力支持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动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践行。
四、结语
葛兰西没有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立足于西方无产阶级社会具体情况，进一步认识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实现中的地位价值，创造性地提出一套全新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当今经济市场化、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套与其经济、政治需求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俨然成为推动各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内核和精神动力。自党的十召开以来，我党特别重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不断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进程。重新审视提炼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精髓，结合当前我国文化思想领域建设实际，为不断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新路径寻求更为深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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